莫言：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
信息来源：《小说评论》    作者：    阅读次数：50398    发布时间：2018-04-24

张清华：《欢乐》写了多长时间?

莫 言：两个星期。当时我的中篇都是一个星期，《红高粱》一个星期，《天堂蒜薹之歌》28天，所以我几十年来的创作时间累计起来不到三年，其他时候都在干嘛?如果写三十年呢?

张清华：其他时间是在准备。

莫 言：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现在说哪怕三十年里面写了十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作品多出三倍来才对。

张清华：这是“创作”和“写作”的差别。写作是一种工作，每天都是一种工作状态，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弄杯茶往这一端，电脑前一坐，就开始写作。这是职业化的、常态的一种工作性质的写作;对您来说，可能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孕育，然后突然出现，进入疯狂的创作。

莫 言：但愿还能回到年轻时候写《红高粱家族》，写奶奶去世时那种迷幻的状态，写《欢乐》里面齐文栋喷洒农药的那种感觉。

张清华：这样说吧，您骨子里也还是个诗人，没有诗人一样的创造激情和灵感式的突如其来，可能您的作品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异样和“魅性”的感觉。

莫 言：在中国因为“中篇”的命名法，埋没了很多作品，法国人的一部小说也就是五六万字。我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欢乐》《筑路》等篇，如果把它们略微扩展，就是长篇。一个“中篇”，通常不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也很难将其作为一本书单独出版。像《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的幽默感，我认为在我的小说里是独树一帜的，但都没有办法像长篇那样得到读者重视。

张清华：《牛》我在当时看时，确实觉得太震撼，它对于一个牲畜的生命也是写得那样生动，纤毫毕现，摄人心魄。

莫 言：一位旧日的朋友，说他的太太读《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笑得在床上打滚。如果我把它写成一部小长篇，八、九万字，单独成书，保持风格的统一性，不就使我的风格更丰富了吗?《欢乐》也是一样，如果我把它再加上两万字，不就是一部用第二人称写成的很有风格的长篇吗? 这样，影响肯定比中篇大。

张清华：确实“中篇小说”这种体制和认知，可能埋没了一些本来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品。不过这也许就是一部作品的“命运”罢。我觉得都不用改了，因为所有的作品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莫 言：这确实不能改，再改没有意思了。它作为一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改了，还可以再写。短篇小说我还是要写，我还有几部写了一半的话剧，已经构思了很多年的，但不知道何时能完成。

张清华：不断有说法，言之凿凿说您在写长篇，最近有写长篇的计划吗?

莫 言：长篇放到最后吧。我也很遗憾，大家对我的长篇充满期待，很多人问过：写长篇了吗?我说没有，写剧本呢。大家都认为长篇是衡量一个作家最高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不对，长篇短篇不是标准，契诃夫一辈子也没怎么写长篇，也很好。汪曾祺先生也没写长篇，当然还有鲁迅。写剧本，曹禺先生一辈子也就那么几个剧本，也是大师。

张清华：有传世之作足矣。

莫 言：但是长篇还是要写一个，在我有生之年再写一部长篇。

张清华：我预感可能不止是一部。

莫 言：要写的素材，五部恐怕也够了，但不知道能不能有力量写完。

过去三十年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

张清华：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用黑格尔的话讲叫“时代精神”或者叫风云际会。我感觉中国文学真正风云际会的时代可能已成为历史，比如说从1985年新潮文学的风起云涌，到1987年先锋小说的次第登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文学的变革，九十年代实现了文学的收获，世纪之交以来是一个变奏和多元的时期，但是总体上我感觉，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可能一个“黄金时代”甚至“白银时代”都已结束了，眼下或者以后，不过是“黑铁时代”或者“塑料时代”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个人中心主义的经验方式，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到历史当中，对历史会产生一种偏差性的认识。就您来说，以您的体会，当代文学过去的三十多年，您亲身经历的三十多年，是怎么评价的?对眼下文学的场域氛围，这种新的历史境遇，是怎么看的?未来又有什么期许和判断?

莫 言：我认为现在低估了过去三十年的文学成就。我是不同意当代文学这三十年不如现代文学那三十年的说法，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还是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现在大家谁说了也不算，再过三十年回头看，也许那时候看的更清楚。

至于当下和今后的写作，这个不敢妄言。我没有充足的阅读量，我对当下的这些作品，除了几本重要的刊物偶尔翻一下，缺乏广泛的阅读。任何一种对一个时期文学的判断，首先要建立在广泛阅读、起码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读一遍的基础之上，你没读几部作品，凭感觉妄下断言是不靠谱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

至于未来，我相信一句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文学，现在不能拿我们的作品跟曹雪芹的《红楼梦》来比较，这不在一个比较的语境里面，只能拿我们这三十年的文学跟国外同时代的文学来比较，放在一个世界文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现在我们的生活指数跟唐朝的人比较，你比什么?唐玄宗也没用上手机，杨贵妃也没戴过手表，还是放在一个世界范围来比较我们的三十年，我认为我们不比别的国家的作家写的差。

像我们这批五十年代出生，包括六十年代出生写苦难的作家，如果描写当下的生活，肯定写不过“90后”、“00后”，人家是接地气的，我们是不接地气的。要写的人物也还是我们周围的人，你不能全方位的了解这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段的人的状况，你要写出一部具有广泛涵盖性的、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生活的本质的作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还是寄希望于年轻人，他们应该写。我们还是写一些我们的边角剩料，写一些素材仓库里面所残留的那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