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席大明的地方武装已经发展到了千多人枪的规模。席大明拒绝将枪支上缴给毕节专员公署,莫雄就派出军队进剿席大明。但是,莫雄的进剿没什么结果。原因是:席大明的地方武装平时是老百姓装束,像农民一样,拿犁头拿锄头干活种地。莫雄的官兵却是调来的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地摸不着头脑。席大明在暗处,莫雄在明处,莫雄常常吃亏。
席大明派杨宝民向共产党人报告了自己的处境,请共产党人帮助他想办法对付莫雄。杨宝民将席大明的情况向邓止戈作了汇报。邓止戈让杨宝民转告席大明。说是要联系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让红军游击纵队开到黔西北来,帮助席大明共同对付莫雄。邓止戈知道:此前,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曾经打进赫章城,当时,就与席大明有过联系。
这时候,红军二、六军团的部队,已经胜利渡过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黔西北地区进军。国民党毕节专署的一些官员和毕节城里的豪绅,听到红军挺进黔西北的消息,一个个惊惶失措,纷纷向莫雄建言献策和上书请愿,要求莫雄放过席大明,说席大明是本地人,可以暂时不打席大明,最好的办法是招安席大明,让他一起保乡守土。莫雄也想利用席大明,就派出八个豪绅代表找席大明谈判,委任席大明为毕节专区的五县清乡司令。要席大明立刻带领部队到大定一带驻扎,防御红军。莫雄的算盘是,利用席大明的力量,红军走后再对付席大明。
席大明派杨宝民联系邓止戈,请共产党人帮他拿主意。
邓止戈根据当时的形势,考虑到红军二、六军团进军黔西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必须积极配合,考虑到席大明同莫雄的势力不相上下,莫雄要想利用席大明就不敢也不会攻打席大明。因此,邓止戈亲自到了席大明的驻地,对席大明说:莫雄可能采用的是一箭双雕之计,但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配合红军作战消灭莫雄。席司令你可以先接受莫雄的委任,但要提出条件,让莫雄给你军费和枪支弹药,军费和枪支弹药送来后,部队才能开拔。
莫雄答应了席大明,要席大明带部队先开进毕节城。领了十箱子弹和一些银元。然后开赴前线。席大明根据邓止戈的指示,将沿途的军事要地先行占领,不让莫雄的保安团得手。
席大明到了前方,派人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转交了邓止戈写的有接头暗语的联系信,同红军部队配合,接应红军进了毕节城。
当时,由邓止戈等人联络的,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在黔西北一带活动的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武装,除席大明之外,还有两支。
一支是周质夫领导的。周质夫曾在黔军中服役,任少校参谋,他也在编余遣散的名单之内。他回到家乡毕节县海子街,担任过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他在这些职务的掩护下,筹集资金,以保乡护土为名义,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跟邓止戈等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另一支是阮俊臣领导的。阮俊臣的部队也有几百人。邓止戈派康庆长去寻找、联系红军游击纵队的时候,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余泽鸿,将属于红军游击纵队领导的,在贵州边境地带活动的阮俊臣这一支游击部队,介绍给邓止戈,邓止戈派人联系上了阮俊臣,并长期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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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于1936年1月在石阡时就由任弼时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精神。部队对瓦窑堡会议制订的策略方针进行了认真学习。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对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北地区之后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扩红和团结争取黔西北的地方武装的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公元1936年初,红军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北,先后成立了任弼时任书记的中共川滇黔省委,成立了贺龙任主席的川滇黔省苏维埃政府。红军二、六军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群众工作。在黔西、大定、毕节等各个县,先后建立了八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九十多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救国会。黔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在红军扩红的时候积极支持红军、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感动人的场面:有父亲和儿子一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有丈夫和妻子一同来报名参加红军的,有兄弟两人一同来报名或争着报名参加红军的……黔西北的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红军的热爱、拥护和支持的深厚感情。黔西北地区参加红军的人数有五千多人,创造了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扩红的高记录。
邓止戈是贵州省工委主管军事工作的委员。他在红军二、六军团进军黔西、大定时,就派人与红军部队取得了联系,红军部队进驻毕节县城之后,他又将接受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席大明、周质夫、 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先后带到毕节县城来集中,与红军二、六军团的部队会合。于是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红军二、六军团的主持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
德高望重的周素园先生,应邀受命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周素园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先后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长,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等职务。周素园是一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抗日救国的开明绅士。周素园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蒋介石曾要任用他,但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他隐居家乡毕节。这一次,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接受了红军的邀请,出山披挂,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执掌帅印,带领队伍走上抗日反蒋的征途。
邓止戈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
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席大明任司令员,第二支队由周质夫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司令员是阮俊臣。三个支队共有两千多人。第一支队有千多人。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合起来有千多人。红军政治部抽调了政工干部到三个支队担任政委、政治部主任等工作,并将三个支队集中起来,进行了短期训练。
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是彝族人。当时,滇黔边境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武装。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派席大明带领第一支队去滇黔边境一带活动,好联合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让他们加入抗日救国军,或是成为红军的朋友。
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率队随司令部行动,在毕节一带活动。
邓止戈曾派康庆长去寻找、联系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游击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余泽鸿让康庆长带回一封信交给邓止戈。余泽鸿在信中说明了红军游击纵队遭遇的困难和处境等情况。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邓止戈将康庆长带回的余泽鸿的密信交到了任弼时、贺龙等军团首长手中。贺龙、萧克等人早就认识和了解余泽鸿,很想见到他。于是就研究决定,派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和政委欧阳崇廷率领部队,离开毕节前往川滇黔边境地带寻找余泽鸿,把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接到毕节来会师。他们并不知道,这时候余泽鸿已经牺牲了。
阮俊臣和欧阳崇廷率领第三支队离开毕节后,不久,周素园、邓止戈等贵州抗日救国军领导人接到王震等军团领导人的通知,红军二、六军团要离开毕节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率领贵州抗日救国军随红军部队行动。由于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三两个支队都被派遣执行任务去了,周素园和邓止戈就率领周质夫的二支队,随同红军二、六军团撤离了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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