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睢眼瞅时机成熟,便不作停顿,端出了他精心研究的“兴秦策”:“卑下以为,大王应采取交接远国而攻击近国的策略,此可谓得寸土是王的寸土,得尺地是王的尺地。如今舍近而攻远,岂不谬乎?从前,中山国领土有方圆五百里,赵国独自把它吞并了,功业建成,名声高扬,利益到手,天下自然亦就没有谁胆敢侵害于它。现在韩、魏之情势,居各诸侯中央,是天下之枢纽。大王若想要成就霸业,就必须先亲近中原诸侯,把它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以此威胁楚、赵。若赵强盛,那么楚就要附秦,若楚强盛,那么赵就要附秦。若楚、赵都来附秦,齐定然恐慌。齐恐慌了,定然会屈膝言辞,加重财礼来奉事大王。若一旦齐再归附,那么韩、魏两国就可以全然乘势收服了。”
此乃就是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极具深谋之远虑:其一,可以就近重创韩、魏,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大秦势力;其二,可以北谋赵,南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间地带,遏制各诸侯的发展;其三,可以在韩、魏、赵、楚依附于秦之后,携五国之重,进而威逼最远最强的对手齐国,使其回避与大秦的竞争;其四,可以在压倒各诸侯的优势下,最后逐一消灭韩、魏诸国,最后灭齐,完成霸业,一统天下。
秦王脸色遽然渐亮,内心豁然开朗:“善,善!先生教诲匪浅,寡人敬闻命矣。”
于是,秦昭襄王即拜范雎为客卿,至此参与秦廷军国大政,主谋兵事。
公元前268年,秦昭襄王听从范睢计谋,派五大夫绾率领大军攻打魏国,很快就拿下了怀邑。两年后,又夺取了邢丘,终使魏国前来请求归附。
紧接着,范雎又及时为秦王谋划“收韩”之策:“大王,秦、韩之地形,交织相错若同锦绣。我大秦旁有韩存在,譬如树木有蛀虫,人有心腹之疾一样。天下无变则已,一旦有变,危害我大秦还有谁能比韩国再大?因此,大王当应首先收韩也。”
秦王赶紧又谦恭请教:“先生,寡人若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
范雎从容答道:“大王可起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咽喉要塞荥阳,使巩、成皋之地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如此,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就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如此,韩国眼见自己覆亡,还能不听命归附于大秦乎?韩国一顺从,那么霸业就可成矣。”
即刻发兵,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依计而行,先后占领了韩国少曲、高平、陉城、南阳、野王等地,从而将韩国拦腰斩断,使得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在秦军雷霆万钧般的打击下,韩军步步败退,韩国摇摇欲坠。而秦则在战争中获得了人力、物力的巨大补偿,实力更为强盛,因而东进的步伐亦大大加速,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
伴随着大秦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范雎亦日益受到秦昭襄王的赏识,地位亦日益得到巩固。
公元前265年,范雎开始对秦国内政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方针,以加强中央王权。他向秦王奏议,道:“臣居住山东时,只听闻齐国有孟尝君,没听闻有齐王;只听闻秦有太后、穰侯,没听闻有秦王。原本,独掌国家大权的称做王,能够兴利除害的称做王,掌握生杀予夺权势的称做王。而今太后却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出使国外从不报告,华阳君、泾阳君惩处断罚随心所欲,高陵君任免府吏从不请示。此四种权贵合集一起,想要国家无危险,恐是从未有过。处于四种权贵统治之下,乃所谓无秦王也。既然如此,那么大权如何能不旁落,政令又如何能从大王处发出乎?臣听闻善于治国者,就是对内使自己的威势牢固,而对外使自己的权力集中。”接着,他又牵引前人教训进一步利导阐述,“从前崔杼、淖齿在齐国专权,崔杼射中齐庄公的大腿并杀死了他,淖齿抽了齐愍王的筋并把他悬吊在庙梁上,李兑在赵国专权,把赵武灵王囚禁在沙丘宫里将其困饿而死。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重,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更是广置亲信耳目,侍从大王左右,故臣暗自担忧,若大王千岁万岁之后,拥有大秦的恐不再是大王的子孙了。”
秦王蓦然冷汗惊觉,瞬间幡然彻悟,再加之秦王早就对宗亲贵戚的专权与势力的膨胀忌恨在心,此番听了范雎这段义正辞严的宏论,终于痛下了决心。于是,没过多久,秦昭襄王率先罢免了穰侯魏冉的相位,旨令其回到自己的封邑。后又驱逐其他“三贵”,将太后安置于深宫,不许再闻政事。紧接着,秦昭襄王便拜范雎为大秦丞相,封之于应城,遂号为应侯。至此,以秦昭襄王为首的中央朝政大权更为集中,范睢亦更一日比一日获得秦王的极度信任,直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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