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口山罢工胜利后,成立了中共水口山支部,后来又成立了水口山党团(相当于党委),有了党组织领导,宋乔生秘密身份是机械科党支部副书记。
水口山铅锌矿是当时湖南省财政命脉。为了不使这条命脉切断,反动当局不得不向罢工工人低头。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涨,使“劳工神圣”形成了不可遏制的巨大洪流,也给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威力。因此,矿当局只好作出让步。大罢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全部得到兑现,广大窿工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工人夜校在新盖的两层楼校舍开课了。像耿飚这样,从来想都没想过能进“洋学堂”的工人,也有了上学的机会。按工人要求建起的学校,不但有新教室,还有宽阔的操场和体育设施。上政治课是蒋先云同志,文化课教国语的是朱舜华同志。朱老师是位女老师,爱穿月白学生衫、黑裙子。第一堂就讲“工人”两个字,她说:看!这是“工”,它顶天立地。“工”和“人”加起来,就是“天”……
毛泽覃同志比耿飚大,与宋乔生是朋友,懂英文,有一次拍着耿飚肩膀说:你是个小学者,将来等革命胜利了,还要留洋,当工程师哩!我教你英文吧!后来耿飚真的学到了一些英语知识……
宋乔生在工人俱乐部纠察队工作。耿飚父亲负责纠察队军事训练。
耿飚被安排在机械科学习钳工。从打铁、打磨、修机器到安装电线、修锁,什么都干,什么都学,还学会了修钟表。学习期满,被分配到洗砂台工作。
洗砂台,楼高七层,工人们管它叫七层楼,是水口山矿厂改为西法开采后增设的一套选矿流水线,用以代替工作效率低的“敲砂麻蝈”。从窿里开出的矿石,由洗砂台最高的一层进入作业,经过破碎、球磨、水选等七道工序,变成可供冶炼的铅砂和锌砂。
宋乔生公开身份是卷扬机司机手。耿飚在最高楼层管一台颚式破碎机。
耿飚的父亲不但教纠察队人员的武术,还教其他工人的武术,可以说“徒弟”成群,当然少不了教耿飚武功。
耿飚父亲教的武术,称“国术”,练功之前,总要先口念一偈(偈:ji佛经中的唱词):
“练武之道,皆为防身,振我华宗,保我国民。起!”
耿飚父亲常对耿飚说:学习国术,大的是为了保国安民,为国效力;小的是为了健身、防身,锻炼意志和毅力。切不可学武后恃强逞能,打架斗殴,更不能以此欺凌别人。
耿飚勤奋好学,有空就练,有时间就学,就连爬楼层都当成练功。“七层楼”每层楼都是钢筋水泥结构,每层车间都十分高大宽敞。耿飚的第七层车间,高高在上,工头、矿警很少上到七层,正好成了他练功的好地方。不管是南拳、还是北腿,无论是棍法、剑法,还是刀功、气功样样都学。
有一次,耿飚独自在家里的桌子上练倒立,不小心摔到地上,脑袋撞击地面时,竟缩到脖子里,顿时疼痛万分,头颈肿得像南瓜。正当家里人无计可施时,耿飚父亲回来了。父亲把耿飚倒吊起来,用力把头往下拔,结果这一吊一拔,结合按摩敷上自制的特效药,没过几天就好了。
耿飚小时,由于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至从练武术后,体格不断健壮。加之小病少痛,伤风感冒有他父亲教的特效偏方,一切身体不适全抛向九宵云外。
平日,耿飚父亲教耿飚一些跌打损伤中的简单方法。比如,用冰片、麝香、白芷等几味中药配制而成的“卧龙丹”,可以治重感冒。如何吃蝎子可以减轻伤痛,强化身体。
耿飚除了练武之外,还为地下党团组织召开会议站岗放哨。每逢地下党团组织在洗砂台召开集体会议,宋乔生总是让耿飚守在入口处,等人员到齐后,用一块铁皮把“九曲回肠”的入口盖上。
1925年2月,耿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才16岁,当时按规定18岁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等年满18岁自动转为中共党员。事隔一年,17岁的耿飚,第一次胜利完成从敌人兵工厂接运部分枪支的任务,为建立工人武装立下汗马功劳。
从此,一个文武双全的耿飚,走上了革命道路。
话说耿飚秘密从敌人兵工厂接运部分枪支弹药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6年7月,北伐军胜利进入湖南,工农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8月24日,已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的蒋先云同志和朱舜华,两人一起从衡阳来到水口山,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召开各党支部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宋乔生被任命为特支委员。
接着,何叔衡同志又受党的委托,前来水口山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示可以以水口山为中枢,实行工农大联合,建立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水口山党组织,为思想宣传和武装斗争的需要,举办了工人师范培训班,培养出大批农运骨干,深入到周围各个农村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革命火种。
耿飚参加了培训班。结业后,与党员黄佐分配到同一个工作小组,被派到醴陵去开展农工运动工作。
这一个组共八个人,任务是按照省委统一部署,到醴陵南乡的泗汾去,建立农会和农村基层政权。
临行前,党总支又一次召开秘密会议,安排工农斗争的各项任务。宋乔生在会议上,提出了“工人要掌握武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号召。为了建立工人武装,急需武器。组织决定耿飚这个工作组在去醴陵之前,先到东阳渡镇上,秘密接运一部分枪支弹药。
东阳渡在衡阳以南,濒临湘江,离水口山三十里水路。反动军阀政府在那里建有一个兵工厂,专门制造和修理枪炮弹药。老百姓管它叫枪炮局,有一个营的兵在把守着。
枪炮局前身是银砂局,原与水口山银矿局属同一个系统,后来反动军阀政府军事需要,改为枪炮局。水口山党组织派人与那里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把那里的枪支弹药秘密地接运出一部分,供水口山工人武装使用。
由于枪炮局前身与水口山的旧有关系,彼此间人员都比较熟悉,所以秘密接头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走漏了这个消息,反动派知道后,准备来个“守株待兔”。连同取枪的人与兵工厂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水口山地下党组织从秘密渠道知道了反动派的阴谋。而这一切,兵工厂的地下党组织还不知道。组织决定,改变接头计划,重新派人接头,改变联络时间、地点和接运暗号。
宋乔生和黄佐研究,决定派耿飚去街头接头。因为他人小,不大引人注意,而且那时耿飚参加共青团是秘密的,没人知道耿飚自份,加上耿飚练过武功,行动敏捷,安全系数大。
耿飚接受任务后,毕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请父亲耿楚南协助行动。耿飚知道父亲在南昌亲兵营学过一些用兵布阵之法,很在计谋,加之在水口山十多年与矿局的斗争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是可靠的革命群众。再说,这是在帮自己的儿子,两个哑巴睡一头,没话说。
当时,耿飚为了保守秘密,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耿楚南。只是含含糊糊地告诉父亲,有一件事是舅舅宋乔生交办的,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地办。耿楚南当然知道地下党的规矩。思考后,决定:立即搬家。
“兵不厌诈”。耿楚南为自己想出的计谋而高兴,对耿飚说:先让人家知道你已经不在水口山了,事情就好办了。
在那时,特务横行,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红”,哪个是“白”,搬家这条计谋有利于避开耳目。
随着,两父子收拾行装,并挨家挨户地向工友们告别,说:矿上发的“矿票”分文不值,全家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了,不如回家种田去。这种说法和做法,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早已有不少工人携家离开了水口山。耿飚父亲这一招,可以说成了顺理成章的理由。
第二天大清早,耿飚一家人告别了矿山和工友,租了一条顺水船,从松柏镇上船,沿湘江向北行驶。
尽管如此,由于耿飚家与宋乔生的亲戚关系,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就在开船不久,一条架着网而不打鱼的小船,也驶出大渔湾码头,远远地跟在耿飚船后边。
耿飚母亲并不知道这次搬家离开矿山的目的,一路上埋怨走得太急,这也没带全,那也没带好。耿楚南呢,只是不动声色把着舵,驶过衡阳,绕过衡山、石湾,一个劲向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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