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长征文化史料8大新发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贵州赤水 王大勇    阅读次数：65581    发布时间：2022-12-13

六、收集到两名女红军在宝源战斗的口述印证史料

2021年4月，赤水市政协教卫文委周超南先生根据吴玉州老人（1918年--2016年，享年98岁）口述，撰写《红军在宝源的轶事》一文，文中提到口述人1935年9月24日亲眼看到两个女红军战士英勇参加宝源大坎坡战斗故事，该文荣获赤水市总工会、文学研艺术会、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红色故事征集评选”比赛三等奖（赤工通[2021]10号）。因为当年中央红军部队参加长征女同志不多（资料记载参加长征有名有姓的女红军仅有30名），引起笔者高度关注，通过多方走访，收寻档案，查阅文献，反复考证，初步确定女红军在宝源战斗的口述史料可信度很高，两名女红军极可能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奉命留下参加川南游击纵队（后更名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李桂红和阚思颖，其余28人均安全到达了延安。现将相关考证印证史料列举于后，毕竟年代久远，举证困难，供参考。

印证史料一：1935年2月，当中央红军部队进入云南扎西时， 党中央召开了扎西会议，为了击破敌人新的围攻，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抽调干部成立中共川南游击纵队。 2 月 10 日，中革军委在云南扎西总部驻地，召开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100 多名干部的会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到会动员讲话。 会上，根据党中央决定，宣布了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人的任命，由徐策（原红三军团6师政委）、余泽鸿（原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等 5 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2 月 12 日，纵队随中央红军在石坎子河坝头集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和一部分留下的红军战士前来报到集中。在召开的特委全体人员大会上，徐策、余泽鸿发表讲话，号召全体人员团结一致，在此地区迅速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纵队，配合红军作战，消灭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中央高度重视川南游击队的建设，从总部和各军团抽调精干力量，六七百条枪，还配给 4 挺重机枪和 1 部电台。这些力量随即跟随总部后卫部队转移到四川叙永县的四合头，同红军主力告别，开始游击战争。

2月18日，叙永特区游击队和川南游击纵队会合后，正式成立川南游击纵队，共 600 余人。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司令员为原叙永特区游击队军事指挥王逸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曾春鉴，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为新编师师长刘干臣，供给处处长杨德胜，地方工作团主任张梅凤，特派员龙厚生，司令部指导员李桂红，司令部秘书阚思颖。

1935年7月，按照中共川南特委的指示，“川南游击纵队”与“黔北游击队”合并，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中国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从1935年2月组建起，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战略转移，艰苦转战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20余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坚持游击战争两年之久，部队由 30 0余人曾经发展到1000余人。在两年艰苦卓绝 的斗争中，游击纵 队牵 制和抗击了国民党中央军、反动地方军阀数十个团的兵力，沉重打击了当地反动势力，有力配 合了中央红军 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转 移。纵队还积极宣传党的主张，传播革命真理，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促进了边区各族人民的觉醒。纵队领导干部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张凤光、陈宏、龙厚生 、李青云 、曾春鉴、阮俊臣、陶树清等和许许多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指战员，他们把满腔热血洒在了祖国那片高原的土地上。人民将永远牢记他们创造的不朽业绩！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历史，是一部英雄悲壮的历史。摘自《中国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佐证二：1935年8月初，游击纵队在四川叙永营盘山游击根据地休整，川南地下党送来3位原贵州赤水石顶山区起义失败后隐藏的红军干部，了解到在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赤水地下党组织在大同地区发动过红色暴动，在石顶山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了赤（水）合（江）红军游击队，坚持了半年多，被川、黔反动军阀残酷镇压，革命失败后部分游击队战士分散隐蔽，革命火种保留下来等情况。纵队司令刘干臣、政委余泽鸿商议后，派出侦察小分队潜行到宝源山区活动，侦察敌情、民情和社会环境。历时半月，当情况弄清后，决定向宝源（即一碗水）进军，拟到宝源后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9月24日，中国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行进到赤水县宝源地区，余政委和刘司令决定在赤水县宝源乡与四川叙永县大石乡交界处大坎坡一带，伏击尾追川军，达到打击敌军嚣张气焰、摆脱追兵围攻之目的。宝源伏击战是红军纵队在人少、枪少、弹药少情况下，根据敌情、地形制定的消灭敌人头部，击溃敌人后部斩蛇行动。此次战斗相当激烈，持续一整天，打死打伤敌军100多人，缴获枪支100余发，子弹近万发，而红军仅伤亡20余人。在达到了消灭敌人，保存实力的战略目的后，纵队领导审时度势，不恋战，及时撤出战斗。宝源伏击战成为游击纵队在十分困难条件下，在游击运动中设置的一场漂亮伏击战的成功战例。摘自 《遵义党史党建》之《鲜为人知的宝源伏击战》，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4月。

佐证三：阚思颖（1910—1971）， 女， 后名甘棠， 南溪县城人。参加长征，时任中央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建国后曾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曾在南溪县立小学就读。1924年考入宜宾女子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 同年12月转党。不久到重庆中法大学读书。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头、臂被敌特打成重伤，经医疗稍愈后去武汉。7月调上海文治大学学习，任校党支部书记。1928年，调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初至1932年8月，在江西苏区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 为白区党组织筹备活动经费。1933年， 在瑞金党校高级班学习8个月，后调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秘书。1934年，调中央工作团， 在卫生部、总供给部工作。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调政治部任宣传科长。

1935年2月初， 中央红军集结云南扎西（今威信）。她奉命编入川南边区游击纵队，先任政治部宣传队长，继调司令部任秘书兼政治部组织干事。游击纵队转战到川、滇、黔三省边区，她与女红军李桂洪一起深入农村， 宣传党的主张。三省敌军“会剿” 时， 她既要与敌周旋， 又要做群众工作， 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始终坚持斗争。

1936年冬，经过两年苦战，剩下100余人的队伍被打散， 她与李桂英在云南野腊溪突围时， 被敌人抓捕。在关押过程中， 她俩巧妙与敌周旋， 严守党的机密。西安事变后，她被保释回家。不久， 离家到重庆找到党组织。

1938年下半年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委员、秘书长。11月， 任川康特委委员、妇委书记。1939年4月， 任川康特委组织的“五月革命行动委员会” 成员。1940年3月， 南方局调她到延安。此后10年中， 先后在太行山区、华北石家庄等地和中央组织部工作。1949年11月， 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南战斗。

1950年， 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兼市政府委员、西南妇联委员。11月调任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女工部副部长， 兼西南妇委副书记。1954年， 调任四川省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后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监察委员会常委。她坚持调查研究，依法办案，深得好评。摘自中共宜宾市兰溪区委宣传部《革命家庭》之红军长征女干部---甘棠。

佐证四：李桂红，又名李桂英，江西寻乌人，1911年出生，1997年逝世，享年86岁。幼时为童养媳，遭受非人折磨。1929年红军攻打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随队伍走参加红军。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与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结婚。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总卫生部担架连担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戴元怀、李桂红夫妇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不久，戴元怀牺牲。李桂红留下参加游击战争，在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

蒋介石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游击纵队进行"三省会剿"。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1935年7月上旬，中共川南特委改名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纵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不久，由于王逸涛公开叛变，游击纵队在云南长官司遭敌人重兵袭击，损失惨重，徐策牺牲。余泽鸿在扎西簸箕坝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随后他继续发动青年参加红军，部队又得到补充。8月18日，余泽鸿等率领游击纵队攻占贵州赫章县城。9月24日，率领游击纵队转战赤水县宝源和四川叙永县大石乡交界处大坎坡一带伏击川军，取得宝源（一碗水)大捷，成为一场在游击运动中设置伏击战的成功战例。

1935年10月6日，游击纵队攻占安宁桥（今长宁镇）并召开处决恶霸的群众大会，随后攻取江安红桥等十余场镇，队伍壮大到1200余人。敌人深为震惊，称余泽鸿是“川南各县心腹之隐忧”，发动川滇黔三省会剿，命各县悬赏捉拿余泽鸿。12月初，余泽鸿率100余名游击队员转移到梅硐贾家湾，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游击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秘书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因红军纵队未建立根据地，加之叛徒出卖，战事连续失利，兵员锐减。12月15日凌晨，余泽鸿到江安县碗厂坡，不幸中弹牺牲，遗体葬于江安城东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