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我在心里嘀咕:兰兰会回家过年吗?大概会回来的吧。这个念头如她那双羞涩的大眼睛,有些躲闪,有些迟疑。她放在我家里的衣物安安静静地在旅行箱里,像她本人。我以为,我会把她引向知识的殿堂,然而,我的愿望是冬里那根干枯的树枝,轻轻一折,便断了个彻底。
兰兰是爱人兄长的女儿,家居山区,初中三年级前一直在老家片区中学上学。后因该校师资力量不足,学生严重流失,初中部被撤销。撤掉也好,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上学,只是为了在上学的路上长高身体,长大岁数,十六、七岁时,便成了输往广东福建江浙一带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学知识长本事倒不重要——老师、家长这样认为,学生大概也这样认为。思维似乎无可奈何地被高山阻隔,挣不脱山路十八弯的禁锢。
早晨,天刚蒙蒙亮,学生们便起来弄点炒饭吃,走一个多两个小时的路到学校,下午5点放学,中午花上几角或块把钱买个油炸粑充充饥,或者干脆不吃。兰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个子不高,头发淡黄而稀少,性格单纯而朴实。
“饿不?”我问兰兰。
“饿哩。但学校没有食堂,街上的粉和饭都贵哦。”她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伤感,没有不满。
在我们的劝说下,兰兰的父母允许她到县城中学初三就读,但发了狠话,考不上高中就回家干活。我鼓励她加倍努力,补上在乡下上学时落下的知识,争取考上高中或职高,多读几年书,让心智成熟些,懂得人生更多道理才走向社会。有时,对未来的规划,鼓舞着我和她。所以,虽然在陌生的环境里,兰兰心理压力大,偶尔会患上感冒,但更多的时候她会坚持着默默地读书。在她自身的努力下,成绩逐渐好了起来。
去年寒假,兰兰回老家过年。正月里学校开始补课时,她突然离家出走了!
好几天杳无音讯,急得我不断给她打电话、发信息,希望她快快回来,回到教室里来!但看似柔弱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倔犟的心。她简单回了我一条信息,感谢我们对她的照顾,说对不起我们。也许是她感觉基础太差,压力过重,担心考不上高中,白花了家里的钱,辜负了我们对她的好吧!至今我也不晓得答案。她独自到了浙江,找到了她姐姐打工的地方。从此走上了千千万万农村小姑娘走的打工路。兰兰的上学心愿便如山村里的那缕饮烟,飘不多久便不见了踪影。我只愿,她在外一切安好,以年轻而聪慧的心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多学习一些做人的道理。
兰兰走了,她的堂弟堂妹宁宁和雨雨倒从贵阳市的私立学校转回老家来上学了——即便老家教学质量差,即便老家生活条件艰苦,即便回来和出去的上学路是那么曲折,他们,还是回来了——因为,那里毕竟是他们的家乡,可以安身立命的家乡。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山顶和树尖都被掩映在雾海里,宁宁兄妹俩的母亲和继父包了一辆长安车往回赶,车上装了他们在贵阳打工时临时居家的所有物件。当车行到一转弯处时,因能见度不好,驾驶员不熟悉路况,翻到坡土下,所幸乘车人员除一些轻微擦伤外,并无大碍,却把我们吓了个半死。要知道,宁宁兄妹的父亲几年前在外打工与人发生纠纷引发病症而去世,这家人再有个三长两短,亲人们何以为安?
回来后,宁宁和雨雨均在邻县一乡镇中学上初中,住校,周末回家一次。没有公共汽车,单边要走三个多小时,有一长段是在黑暗中缓慢前行的。农活不忙时,继父会用摩托车去接一下,每当此时,两个孩子露出了欢欣的笑容。
去年入冬后的一个周末,爱人的表弟和表弟媳妇从老家过来,在私立学校接出了11岁和7岁的儿子到我家玩耍。他们老家的村小学,目前只有10多名学生,一个老师,三个年级。在外打过工的表弟夫妻俩是见过世面的,深切体会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处,便在家倾尽劳力栽种烤烟、辣椒、金银花等经济作物,每年花二万多元把孩子送到了封闭私立学校,每周大老远的跑来接孩子出校,吃饭,说说话,和孩子亲热一下。每次小儿子进校门时眼泪汪汪的模样,都害得表弟媳站在大门外久久不愿离去。两个孩子在我家时,着迷玩电脑。看他们贪玩开心的模样,我心里隐隐作痛——和父母一起这样安心地玩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其实,我是极力反对将小小年纪的孩子送封闭式学校的,只是,看着表弟夫妻期盼的神气,我把反对声压在肚子里,不让它冒出来。
生存能力极强的山里人,一边挑着那道山梁,一边挑着为孩子们创造学习环境的心愿,艰难不屈地跋涉着。
打开本地的卫星地图,面对着峰峦叠嶂的高山,那些所谓的高速公路也不过成了山间小河,蜿蜒而行。当发达地区的大学录取率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时,这里孩子能上大学仍然是凤毛麟角。这条漫长而充满希望的上学路啊!何时才能成坦途?
舅舅还债
舅舅前段患轻度脑血栓,影响了身体的平衡,走起路来有些晃悠,像是微醉似的;脸色有点黯淡,但并没有影响他端正的五官,嘴角的微笑是天生的,那亲切,那和善,让我羡慕不已;说话时语速缓慢,有条有理;穿戴嘛,自然是干净整洁的,头发稍有花白,向左边梳得光光的,年近七十,虽然没有多少文化,整个儿看来仍儒雅有致,有点大户人家出生的味道。不过,他有一件沉重的心事,就是他时常念叨的那些债。
舅舅没有高房大屋居住,没有大宗生意经营,没有超前消费的习惯,身体上的毛病,并不需要花大钱医治,能欠什么沉重的债?
父亲生日那天,舅舅和舅娘早早来了。
亲戚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彼此的家庭琐事。
农村在办理养老保险时,我问他们缴不缴?舅说本来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交钱,办好手续后就可以领取养老保险金了。可现行的政策是家庭捆绑式的,同一户口簿里16岁以上未在校读书的人必须缴纳,老人才可以领取养老金。我问:
“六表弟愿意缴吗?”我知道,舅舅和舅娘的户口与老六表弟一家在一个簿上。
表弟他们在外打工,挣的钱也不多,而且农村人比较现实,对眼前利益看得更重一些,自己交的钱,几十年后才领点生活费,似乎有些遥不可及。舅娘说:
“他们不缴,我们去替他办。那天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不相信哩,说哪有这种好事,政府是不是哄人的。”
我对着舅舅说:“看来在外的人还不知道详情,你们要多作解释呀!这是一件好事哩。”
舅舅回答:“他们不信算了,我去给他们开户缴纳,每年一百元,两个成年人共计二百元,我缴得上的。年轻时我喜欢打牌,很少管教孩子,成绩不好,如今让他们在外只能挣些苦力钱,就当是还清欠他们小时候的债吧!牛儿读书时成绩可以,但又有肺结核,早早去了,唉……”说到这里,舅舅抹了抹了滚滚而落的眼泪水。
这样的话我听过好几遍,每每说起这些“债”,他都饱含伤感和愧疚。
逢年过节去舅家,总有一大群孩子在他们身边绕来绕去,叽叽喳喳的。早年是六个表兄妹,后来是表弟们的孩子们。表兄牛儿患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终于在上高一那年去世,表妹出嫁到市里的一户生意人家,四个表弟陆续从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结婚有了孩子,全部放在老家上学,大大小小有五、六个。六十多岁舅舅和舅娘在家种一些庄稼,喂喂过年猪,给孩子们做做饭,非常辛苦,还落下了好些毛病。我们建议,让表弟们把孩子带出去上学吧!舅说,就在家里上吧!出去流浪可怜!我没能好好供他们的父亲上学,现在尽尽力,就当是还他们债吧!
舅舅年轻时确实喜欢打牌。那时是不兴搓麻将的,打字牌非常盛行(一种条型字牌,俗称大贰。相亲时,也要看看这小伙子会不会打大贰,以检测他的聪明程度)。舅舅编织篾货是把好手,挣的钱都输在了牌桌上。现在想来,他打牌也许是出于生活的重压,也许是出于在牌桌上找几个钱,补贴家用的侥幸心理,结果一事无成,一贫如洗,他倒成了远近出名的“打牌匠”。
由于生活困难,牛儿表兄患病期间,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才依依不舍撒手人寰。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后,望着别人家雨后春笋般升起的楼房,舅舅也只能望楼兴叹了。表弟们要成家时,才勉强由做生意的表妹夫家资助,修了几间像工厂宿舍排列的平房。生活条件好转了,舅舅像是突然醒悟一般,从牌桌上抽了身,只是已经错过了对表弟们教育的黄金时期,没有一个表弟上过中专或大学,他自己也老了。舅舅对过去的生活总是内疚着、自责着。所以,即便身体不是很好,即便表妹时常责备他管孙儿们的事太多,他仍然坚持着自己要做的事——还“债”。
舅常说,现在的政策好,有医保,有低保,有社保,再苦再累也想多活几年,多为儿女们出出力,让他们在外安心挣钱,修好房子,过好日子。孙辈中一个女孩前年上了贵州师范大学,让舅高兴得合不拢嘴,那笑容让人感觉到了更多的安祥、温和和幸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的坚持和执着,让曾经有些破落的家有了希望,怎么会不想多活几年呢?要知道,他的家庭殷实过,曾经是当地有名望的大家族,他的祖辈、父辈也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时代的变迁,生活的窘迫,在他这一代时,家族的某些链条似乎要被扯断,他是在努力接上那些文化传承的脉络啊!
这样的债,也许在别人看来,是沉重的、永无止境的“儿女债”,而对舅舅来说,实在是一种心理上极大的安慰呀!凡作父母的,哪个又不是心甘情愿地、乐此不疲地还着这样的“债”呢?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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