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学版图中的遵义作家群
信息来源：贵州先锋网    作者：何光渝    阅读次数：5519    发布时间：2013-10-0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老远的贵州”到京城漂泊的两位贵州青年——蹇先艾与寿生，用他们的笔，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贵州景象。（张丽/摄）

　　在贵州文学的“地图”中，遵义文学的重镇地位毋庸置疑。 

　　我在这里说的是遵义，是遵义的文学；而非“黔北”或“黔北文学”。　　

　　因为在我看来，“黔北”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域概念。地理上，黔之北，是贵州传统文化中常说的乌江以北，还是以省会为中心的贵阳（北纬26度）以北？而遵义，作为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其所辖之地则很清楚，就是2区2市10县（其中2个民族自治县）。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范畴内，“区域”与“地域”、“区域文化”与“地域文化”、“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表面上仅一字之差，然而区别很大。我国的区域文学，是一体化文学体制下的区域文学，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 

　　前些年，有遵义学者将“黔北文学”界定为“包括生长、生活在黔北的作家在黔北的创作，黔北籍的作家在外地的创作和外地作家在黔北的创作，以及在黔北开展的文学活动和发生在黔北的文学现象”。论之所及，其实就是区域的遵义。　　

　　正是在这个区域内，贵州文学迈出了走向新文学的第一步。　　

　　1922年8月5日，来自遥远贵州的遵义少年蹇先艾，在北京的《益世报·益世博览会》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此时他还不到16岁，到北京求学不到两年。蹇老后来说，这是“一篇比麻雀的鼻子还要短的、八百字的小说”。此后，他组织成立新文学社团“曦社”，自筹经费办文学刊物《爝火》，编辑《爝火旬报》，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新文学的道路上一路迅跑，创作活动异常活跃。1926年1月，他的成名作《水葬》问世。后来，鲁迅先生把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和《水葬》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并在列举乡土文学作家序列时，把来自“老远的贵州”的蹇先艾，排在比蹇年岁稍长、创作稍早、成就稍高的许钦文、王鲁彦之前。也许，在鲁迅看来，蹇先艾的确是一位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　　

　　如今，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回望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蹇先艾，再审视今天的遵义文学或贵州文学，可以确定地说，蹇先艾作为中国“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家”的文学地位，至今无人超越。更重要的是，正是他，在此后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作为贵州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人品和文品，至今也同样无人超越。比蹇先艾年轻一些、“出道”稍晚、但与他同样流寓在故乡之外的，还有一批遵义文学青年，其中的佼佼者，如段雪笙、卢葆华、寿生（本名申尚贤）、陈沂（本名佘万能）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或为生活所迫，或为求学之需，离开家乡，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去寻找另样的人生道路。

　　段雪笙是在1925年成为中共党员的作家。他在上海法南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创造社的活动，与左翼作家往来，常去拜访鲁迅先生，《鲁迅日记》中有多次关于“段雪笙来”的记载。他很可能是曾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唯一贵州作家。当时，他曾出版小说《两个不幸的友人》、《女护士长》等。后来，段雪笙奉派到中共北平市委，并主持筹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领导北平、天津等北方大城市的左翼文学运动。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创办了《前哨》、《北方文艺》等刊物，写下了不少文章，刊发在《前哨》、《北平文化》、《榴火》等进步文艺刊物上。他在北平的《平等》杂志上发表小说《林康节》，写下长诗《五人祭》痛悼在上海龙华遇害的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遗憾的是，他的一些作品以及更多化名发表的作品已无处可寻。　　

　　卢葆华（名夔凤）则是“五四”运动时期遵义的一位著名叛逆女性。《贵州近代史》中曾记述遵义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卢夔凤激昂慷慨登台演说之事。她不甘于婚后“善事夫子”、“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生活，1928年离家到上海求学、在江浙工作。她的主要作品新诗集《血泪》（1932年）、小说《抗争》（1932年）、旧体诗集《飘零集》（1933年）、旧体词集《相思词》（1933年）、散文集《哭父》（1933年）和文言体自传《飘零人自传》（1945年）等，真切记录了她坎坷而悲惨的一生。　　

　　上世纪30年代，还有一位笔名为“寿生”的遵义青年漂泊于北京。1934年至1936年间，他在胡适主编的“向不登文学作品”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上，先后至少发表了10篇短篇小说、12篇时论。胡适十分器重年仅20多岁的寿生，曾在刊物中着意介绍，在“编辑后记”中予以点评，甚至写下专门文章予以讨论。寿生的短篇小说，写的全是他的家乡贵州务川一带的人与事。在他的笔下，当时贵州民众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令人触目惊心。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准，足以与同时代的乡土小说家们并肩媲美。或可以说，寿生正是沿着蹇先艾的足迹，走在乡土写实小说之路。　　

　　与上述几人不同，陈沂自1928年16岁离乡后，就一直在外工作和写作。他加入北方左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在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在家乡生活经历的影子。他的小说《回乡》、《祖父临终的时候》等，大都明显带有作家自己的身影。当然，解放后陈沂的许多小说，如中篇小说集《辽沈战役三部曲》（1989年）、长篇小说《白山黑水》（1996年）等，更是为他赢得了全军全国著名的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文学可谓生机勃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家石果用短篇小说《风波》、《喜期》、《官福店》等，傅泽用短篇小说《小姐妹们》、《在雪坡上》、《活愚公》等，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注目和很高评价；诗人廖公弦的“新田园诗”、杜若的“县官诗”、崔笛扬的“悠扬牧笛”、郑德明的“生活牧歌”、漆春生的“热情似火”、陈谷一的“农民诗”、胡顺猷的儿童诗等，使遵义的新诗以诗意隽永、风格淡雅、语言质朴等艺术个性而令人刮目相看。新时期的遵义文学，因此而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这个时期贵州文学的翘楚和强音。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噤若寒蝉之后，中国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相继出现。这期间，遵义文学中，发出了两次震响全国的强音：一是李发模的叙事长诗《呼声》（1979年），一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年）。前者被当时苏联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称为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后者因被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转载而名噪一时。此后，在遵义的李发模和已离开凤冈的何士光，均用各自丰厚的创作实绩，为自己也为遵义、贵州文学赢得了全国性声誉。　　

　　此后，在遵义这片文学沃土上，出现并集结了更多禀赋好、有才华、有激情的作家诗人。比如来自桐梓的作家李宽定和他以中篇小说《良家妇女》为代表的“女儿家”系列小说，石定和他的《公路从门前过》、《水妖》，司马赤和他的地方风俗画般的“市井小说”，宋渤和他的工业题材小说《心债》等。再如盲诗人周家堤和他的组诗《被黑布蒙住眼的人》，以及陈春琼、沈前样、王建平等人的诗；还有十分活跃的“绥阳诗人群体”，已从廖公弦、李发模、郑德明、吴仲华、杜兴成等一脉相传至卜宗学、万登学等更为年轻的一辈，让“中国诗乡”名至实归。散文作家如石永言、伍本芸等，也已经锋芒毕露地亮相……　　

　　接下来，强烈冲击着中国文坛的文学观念大变革，给遵义文学以巨大的震撼。从蹇先艾滥觞、一路相袭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在求新求变的文学新时代中，孕育出了更多的新人新作。赵剑平的雄奇严峻，戴绍康的凝重深刻，龚光融的女性体验，韩可风的军旅故事等，使此时的遵义小说风景绚丽多姿。而被称为遵义诗坛“第三代”的姚辉、周开迅、惠子、司马玉琴、刘宗扬等人，则开始了他们对诗艺新一轮的追寻和探索。原本醉心于散文的石永言，陆续完成了他的纪实体“长征三部曲”《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和《延安春秋》；扬杨、赵进争、黄先荣等人的杂文、散文，也渐次进入读者的视野……　　

　　进入新世纪，历史的积淀、传统的基因，融入了遵义新一代作家的血脉。“60后”的王华，用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等表达着她与前辈视角迥异的对乡土的人文关怀；“70后”的冉正万，用他的长篇小说《纸房》、《洗骨记》，讲述了一个关于乡村生态的离奇而又真实的现代性寓言；同是“70后”的萧勤，则通过《好花红》、《云上》、《我叫玛丽莲》三部中篇小说，传达出她对不同历史时期女性命运的独到关注……　　

　　一位遵义学者曾对他所称的“黔北文学”显示的地域文学二重性特征概括为：对主流文学既悖离又亲和，作者眼界既狭隘又广阔，作者创作心态既封闭又开放。其实，这些特征未必只有负面效应。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双刃剑”，是遵义文学、也是贵州文学这些年来的独特风景，优长劣短、成败萧何，皆系于此。　　

　　遵义的文学依然“在路上”。于是，生活在遵义或遵义之外的读者，才能够从“文学的遵义”中，认识到遵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作者系贵州省文联原副主席）

      【编辑：王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