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文艺界迎春座谈：新时代的文艺发展
信息来源：多彩贵州网-贵州日报    作者：沈仕卫 彭银    阅读次数：4318    发布时间：2015-02-13

　　核心提示

　　2月10日,贵州省文艺界迎春座谈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广智参加,并向何光渝、欧阳黔森、杜国景、殷文霞、唐亚平、谌宏微、卢现艺、邵志庆、沈毅、张超、肖江虹等我省文艺理论家、作家、美术家、音乐制作人、表演艺术家、摄影家等文艺界代表致以新春的问候。

　　文艺家们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全省文艺界面临着新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勇敢地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希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创作出一批体现本土特色、展示本省成就、彰显贵州精神的文艺精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追逐艺术梦想,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创作更多具有传统美感又弘扬时代精神的文艺精品。

　　创作文艺精品展示贵州自信

　　欧阳黔森(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贵州人一定要自信。“黔驴技穷”、“夜郎自大”都是历史的误读。“自大”和“自信”就在毫厘之间。作为贵州人,就要自信,但也要自省。贵州文化是中华文明史中璀璨的一部分,只有广大的艺术家创作出具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有文化担当,我们塑造的形象才能走向全世界,我们的价值观就传播到了全世界。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作品,没有作品让世人接受,一切无从谈起。但贵州作家首先要自信,同时,我们有什么不足也要清楚,不能自满。我们要有底气的自信。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做好一个文化战士,不但要有健康的体魄,更要有健康的思想。我们不但要有文化上的“高峰”,而且要有“群峰”,要“万峰成林”。说到自强,我们要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我们要用战略的高度来构筑我们的精神高地。通过文学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向往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文学作品应该从伤痛中写出豪情,从绝望中写出希望来。

　　张超(音乐人、贵阳荷塘月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过去10年,我一直从事音乐创作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贵州,我为凤凰传奇等歌手创作了一系列歌曲后,很多人以为我在北京或在广州。我深知音乐创作不易,放在贵州,这个难度也许更大。我要感谢贵州这方水土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使我能快乐地去创作出自由飞翔的作品。创作是一个快乐的过程,而艺术家的痛苦是在市场和艺术之间做一个很好的把握,只有广大老百姓叫好的文艺作品才是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双丰收的。这些年,我也在不断研究市场叫好的音乐,从《最炫民族风》里找经验。我们制作了一张属于贵州的音乐专辑,里面每一首歌就是一个贵州地名,《你的北京我的西江》还拿到全国电台去播放。前年,我登上“中国梦想秀”演唱我为家乡创作的《我在贵州等你》,周立波替我叫好,龚琳娜也来为我助威。可我也知道,在贵州还有许多歌曲没有被人所知晓。云贵高原就是一个歌舞天堂,云南舞蹈很有名气,贵州的歌声绝不能退让。贵州音乐创作需要有更大热情,这也需要政府扶持,媒体大力关注,需要我们贵州人先为自己的作品叫好。同时,贵州的演出市场也需要繁荣,打造精品也要有效推广,扎实地体验生活,真诚热情地创作,切勿坐井观天,多向国内和国际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

　　沈毅(省舞协主席,武警贵州总队文工团、军乐团艺术总监):贵州素来被誉为民族歌舞的海洋。上世纪60年代排演的大型民族舞剧《蔓萝花》至今还有很好的美誉。近10年来,在贵阳举办的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蹈大赛,我省推出了《水姑娘》、《古道行》等金银奖舞蹈精品。2014年,舞蹈《冲刺十环》、《红军山》又荣获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当代舞蹈比赛编导银奖、作品铜奖,实现了贵州在当代舞类别全国舞蹈专业最高比赛上零的突破。近年,又推出了《天蝉地傩》、《仰阿沙》等优秀民族歌舞剧,为提升“多彩贵州”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也存在问题:一是与邻省和全国水平相比,舞蹈创作到表演还存在差距,精品不多；二是在创作导向上思路不清晰,创作手法千篇一律；三是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不力,接地气、有活水、质量高的原创作品较少；四是职业操守精神不强等各种倾向时有显现。我们拟制了今后舞蹈作品创作的自我五问:一问作品是否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健康向上；二问作品是否有特色、亮点；三问作品给观众有何启迪,是否传播正能量；四问作品是否有创新,是否有抄袭行为；五问作品是否注重了高水准和质量,能否久演不衰。

　　谌宏微(省美协主席):包括美术在内的贵州文化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全国性突出个案和亮点,这说明,经济发展与文化艺术发展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联。贵州美术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问题,一是缺乏传播手段、平台和资源。二是贵州美术家创作上反映人民追梦逐梦的火热实践、反映时代精神、弘扬核心价值观的作品较少。三是展览多、作品多,但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四是对地域民族民间艺术资源重视不够、挖掘不深,浮在面上的多、沉下去深究的少,对本土特色贵州题材不是特别在意。建议党委和政府对文艺工作更积极主动的支持介入,主办有重大社会主流意义的品牌性文艺活动；着力打造文化强省的美术品牌,启动“贵州画派”打造工作；推出新时期的代表性画家、领军人物,给予他们更高的社会荣誉,引导文化方向,宣传贵州,提升贵州的文化形象。

　　加强文艺评论催生优秀作品

　　何光渝(文艺评论家、文化学者):贵州文化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要深入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要借鉴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逐步确立文化建设自身的新常态。“贵州形象”直接关系到贵州的“声誉资本”,是外界认识我们的重要渠道,在塑造并向外展示新的“贵州形象”上,贵州文艺界是有所作为的,功不可没。如何找准“贵州形象”的深度定位,塑造出为世界认同的、新的“贵州形象”,应该有更深入、细化的思考。对文艺而言,创作与评论不可或缺。贵州文艺评论面对的新情况是:很多创作已经变成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容不得批评。我们不能把糟糕的作品说成好的作品,这是我们的基本底线。现在有了网络,谁都可以在那里“登录”发言。也因此,更需要评论者多发表一些有思想内涵的评论,一方面有利于文艺评论的健康普及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媒体与文艺评论及传播的相互渗透。一定要密切关注现实的文艺,特别是贵州本土的当代文艺,很需要既有历史深度又能对未来有所展望的宏观研究。在倡导深刻的、广博的、学理性的文艺批评的同时,更倡导一种深刻鲜明的、应用对策性的文艺批评,使文艺批评对贵州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起到更为直接的、及时的作用。

　　杜国景(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从“五四”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百余年间,在全国有影响的贵州作家,至少已形成了四代作家,而文艺理论批评还是各自为政。贵州文艺理论批评长期滞后,原因很多。但也跟我们对文艺理论批评缺乏认识,不知道如何确定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批评的关系等有关。进入21世纪以后,贵州文艺理论批评的面貌开始有所改观。首先是文艺理论批评队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次是理论批评成果质量的大幅度提升,第三是加强了对本省文艺创作的关注。贵州文艺理论批评事业的发展形势令人鼓舞,但跟别的省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一是队伍分散,二是理论批评存在有所顾忌,只说好话,三是缺少在全国有影响的理论批评领军人物,四是高端成果不多,最重要的是对本省文艺创作的研究、阐释、推介不力,甚至可以说存在失调现象,没能把握契机、集团出击,是我省文艺理论批评最薄弱的环节。

　　肖江虹(青年作家、贵阳市作协负责人):实现贵州文学的大跨步发展,不仅要与这个资源繁盛的时代结缘,也要与贵州丰富的文脉相接。在贵州文学传统中,在《水葬》、《乡场上》、《黑豆队长》、《断河》、《敲狗》、《银鱼来》等作品中,有着饱满的风貌,在动荡与变化的危难情境中,平民百姓希求安稳富足最具有令人动容的感染力。贵州文学的美学传统,其实是边地民风和民俗审美方式的文学表达。在创作中深化和细化这种美学,不能忽视、回避生活,更不能以反映生活为由,只是搬弄生活的零砖碎瓦,而抛弃对生活的景深、生活的理据的形象写照,不能被有限了解和狭隘想象的生活皮相遮蔽对生活实质的发掘和对生活理想的真切向往。面对不可抵挡的城市化进程,我们更要思考:文学如何表述此种“万物与我”?正心、齐物的理念应该重新融入文学的生活美学范畴之中。重视和找回贵州文学的内在涵养,传统文脉才可能流淌着活水,从根系中汲取地域自信,建构既是开放的又是特有的思维、想象和创造的系统,贵州文学才有可能在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和世界文学的对话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活文学,成为最具辨识度和前沿性的先进文学的范本。

　　创新机制传承根脉繁荣文艺创作

　　唐亚平(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贵州广播电视台“唐亚平工作室”主任):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但贵州的传统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每一个贵州人都肩负着保护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责任。“只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活着,这个民族才活着”,历经漫长岁月,贵州各族人民依然保存着古老而又鲜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保持着古老而又鲜活的记忆和梦想,体现了贵州各民族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属于贵州各族人民的传奇,是属于贵州高原的传奇。10年前,我就有一个愿望,要拍100个贵州的村寨,100个文化传承人,100个传统节日。去年11月,这个方案得到省委宣传部及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关注,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世界关注贵州,关注的是贵州各族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关注的是贵州各族人民所创造所保持的独特的文化与风情；关注的是贵州各族人民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生态环境；关注的是贵州各族人民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发展与进步的未来。

　　卢现艺(摄影家、省摄协副主席):1999年,我结束了商业摄影从北京回到贵州,立志做一名人类学摄影者,记录贵州本土文化。我早期作品是以主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出现在中国摄影界的。我在近30年的影像记录中,穿行了贵州80多个县市,无数个民族聚居地,行程近40万公里,拍摄大约30多万张珍贵的图像资料。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凭借“亚鲁王”题材的几万张图片精选的50张图片,获得摄影艺术领域全国性最高个人成就奖—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为更好、更客观、更专业地记录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和多位文化人类学家合作,出版了大量文化影像图书。在贵州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省的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记录,成为了我们在座各位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建立一支“多兵种”的专家队伍,用三到五年时间,对我省9个市、州的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科学发展的视角观点进行重新梳理,分类出版一批具有最佳影像、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书籍,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项目来完成,使之成为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殷文霞(省文联副主席、省音协主席,省文化馆馆长):贵州群众文艺创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人才老化、年龄断层、经费问题、创作题材选择问题等等。工作的环境以及馆舍基础设施也很不尽如人意,其自身拥有的硬件条件与其所承担的任务、作用还是有很多不协调、不对称的地方。发展繁荣我省群众文艺创作要做到两点:观念上重视,实践上力行。可以考虑从省级层面设置贵州省“群星奖”开始,去激发广大群众的创作活力和热情,进而达到促进我省群众文艺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积极效果。文艺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劳动,良好的创作环境能够促进群众文艺创作健康发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随着我省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财”和“物”上还可以做文章。

　　邵志庆(花灯表演艺术家,贵州省花灯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当前,由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远离剧场,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应该努力谋求发展之路,创作富有贵州特色的新剧本、排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剧目。目前,贵州戏剧界面临后备人才不多、专业演员越来越少、行当缺失以及人才流失等。为避免人才断层,加强后备人才储备,除了争取相关政策支持,还应开拓创新,采取多种方法,如着力建立健全戏曲艺术接班人培养体系,采取多渠道、多样式、老艺人传帮带、院校联合办班等形式,专门培养戏剧人才。为改变市场萎缩这种现状,我们要积极探索、培育演出市场,寻求多方平台推广戏剧。可以创新推广模式并互相借鉴,例如与高校合作,在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基础上尝试有偿补贴演出(或商演)模式、与地方合作共同构建戏剧宣传推广合作构架模式等。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