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学者戴明贤:艺海泛舟人
信息来源：多彩贵州网-贵州日报    作者：李　晓    阅读次数：4825    发布时间：2015-05-26

　　名片

　　戴明贤,贵州安顺人,1935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编审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芙峰印社社长,贵阳书画院院长,《花溪》文学月刋副主编,贵州省政协委员、贵阳市政协常委,贵州省政协书画院名誉主席、贵州省人大书画院名誉主席等职。

　　1956年至1965年任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文革”期间任教于大方县百纳中学。1973年至1980年任贵阳市川剧团编剧。1980年起任职于贵阳市文联。1998年退休。专业从事文学、书法及篆刻创作。

　　夜郎湖岸边是高峻的崖坡。石块砌成的小路随着山岩的走势,上上下下,弯弯拐拐,向前延伸。戴明贤顺着山道往前行进,腰不弯,背不驼,步履虽算不上矫健,却也坚实沉稳。路边的桃花高高低低,不时还伸出一两根枝条,顽皮地牵扯一下戴明贤老人。

　　隔着层层叠叠的桃花枝,夜郎湖水碧汪汪,将岩缝里傲然绽放的花朵映得格外明丽。戴明贤说:“过去那些典型,都是要改地换天；这里在岩山上种桃,却只是在祖辈的生产经验上,根据山形顺势填土,既种出花果,脱贫致富；又绿化荒山,治理了石漠化,保住底下这一湖清水。光讲精神容易走向唯意志论,思路正确很要紧。”

　　随着他的话音,一阵山风拂过,遍坡的桃枝摇曳,几片花瓣悠然飘下。

　　几天后,他写了一篇《梭筛桃花也风骨》,阐述这个意思。

　　一

　　以散文、小说而蜚声文坛的戴明贤,是以写诗而进入文坛。

　　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学习》月刊二月号刊发了一首名为《鱼鹰王》的叙事长诗,诗的作者就是戴明贤。

　　《文艺学习》这个刊物今天已经基本无人知晓。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却非常知名,每期发行量达30万份,在文艺界,特别是文学青年中,影响极大。年甫弱冠的戴明贤首发作品,就登上这样重量级的殿堂,可谓出手不凡,创作热情自然一发不可收,先后在贵州省文联主办的《山花》和《贵州日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诗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缺乏诗才,于是停止写诗。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工作队深入乌蒙山区,亲历农村生活,用他的话是“上了深刻的人生一课”,回来后开始写小说。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戴明贤都没有正式发表过诗作。然而,他并未忘情于诗。

　　二

　　2013年8月15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三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数十名省内外文艺界专家学者云集一室,参加省文史馆召开的“贵州情怀:一个人和一片土地”戴明贤乡土书系研讨会。

　　1998年退休之后,戴明贤沉寂了几年,虽然地方报刊上还时而可见他的文章,却一直没有成规模的作品出现。这种沉寂引起一些朋友的关注,散文诗人徐成淼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令人遗憾的是,自1988年和1996年先后出版《残荷》和《戴明贤小说散文选》之后,我们已很少读到戴明贤的散文。”

　　其实,这段时间里,戴明贤沉潜积淀,阅读思考,审视自己的创作计划,探寻艺术上的突破口。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我想好好考虑一下写作的规划,年岁不饶人,想改变一下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现状。”他回复徐成淼:“我一生经历平淡,只有七八年乌蒙大山中的一段,以及家乡独特的文化状态,这两部分还没有放弃写一写的念头。但要找到合适的形式才能动手。”

　　戴明贤曾经说过:“同舟共济,便是三分因缘。何况是你曾经留下了一段生命,又带走了一份回忆的地方。”“我有一个根,三节树干:根是安顺,干是清华中学(少年)、乌蒙山区(中年)和贵阳(壮年到老年),但最后这一段,那条‘根’却又伸出土来,成了‘气根’,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一个根三节干,在他的心中反复搓揉,安顺、贵阳独特的文化形态、大方壮美的风光和纯朴的人情,皆似掺了酒曲入窖的高粱,在他心中不断发酵、醣化。同时,出于庞杂的阅读习惯,他涉猎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各种学科的著作,特别是中外文学家们对各种文学体裁的尝试。在不断的阅读和思考中,探索寻求自己需要和满意的表现形式。

　　这样的阅读、思考和探索到了2002年,开始凝结出醇美的成果。一部“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文化志性质的散文”《石城浮世绘》在戴明贤笔下逐渐成型。这部写安顺的长篇系列散文自2003年开始在省内报刊连载,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名为《一个人的安顺》出版。由此,戴明贤的生活积累、艺术积累、文化积累如同找到出口的熔岩,以不可阻遏之势喷涌而出。

　　继《一个人的安顺》之后,2006年《走进云里去》,2008年《采蕨集》,2009年《掬艺录》,2010年《石城引》、《文采贵州》,2011年《物之物语》、《安顺旧事:一种城记》、《黑白记》,2013年《子午山孩》、《艺苑耆旧》,以及西泠印社出版的《戴明贤书印集》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大家范本·戴明贤集》,在新世纪相继面世,戴明贤的出版成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钱理群把戴明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安顺》、《物之物语》、《子午山孩》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白记》合称为“戴氏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杜丽,更是把《一个人的安顺》,同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名著“两传一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边城》)相提并论。

　　三

　　熟悉戴明贤的人都知道,作为公认的书法大家,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一般不当众作书。对于索书者,他经常的回答是:你把内容写下来,我回去给你写。

　　既然是一般,也就有特殊的时候。

　　2014年国庆过后,戴明贤到安顺旧州镇游览。漫步古镇,石板铺饰的街面,石头砌成的铺台,雕花的门窗,路边水沟里潺潺的溪水,让人恍若穿越时空,仿佛走进《石城引》开头所写的老安顺城。年近八旬的戴明贤好似回返少年,只见他兴趣盎然,拿着相机不停地东拍拍西照照。忽见一户人家,当街门楣上有块小匾—屯韵斋,堂屋大门敞开,腰门虚掩,墙上挂些字画,桌上笔墨纸砚齐备。老人拉开腰门进去,参观一通,忽然来了兴致,就着紧上的纸笔,写下“屯韵斋”三个大字。听到响动的主人从后院出来,一见落款,惊喜万状,连忙奉茶。戴明贤说:“满街只见商店,惟独你这里还有文化的一席之地,看了高兴。”

　　端庄严谨的形象后面,就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戴明贤。一般都认为他沉默寡言,其实朋友聚会时他爱开玩笑,妙语连珠,常引起阵阵欢笑。

　　文学和书法篆刻,是戴明贤艺术创作的两大类别,他自己概括为“同一双脚走交叉小径”。不过,他不愿意别人把两者混起来,把他说成“擅长书法的作家”或“兼事文学的书家”。

　　对于书法,戴明贤主张张扬个性,远离重复。他的书法作品,常是对所书内容揣摩体会、找到感觉之后,在特定情绪状态之下,让笔墨透过纸面表现性情。

　　他认为书法有“技—艺—道”三阶段。技,指技巧方法；艺,指创作构思；道,指意境内涵。技是书法的基本手段,点画笔墨,是基本功；艺指谋篇布局,讲求章法,显示个性；道是精神内蕴流露、意境呈现,是审美的终点目标。

　　对于曾经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社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戴明贤来说,参展、获奖、入会、见报、上书、刻碑,这些属于“艺”域范围的事,早已是家常便饭,他如今关注的是“书境与诗境的相得益彰”。他说:“如果说我的书法还有些个性特点,那就是写作品从诗词找灵感、找感觉、找构思,力求以不同的书风书境表现不同的诗风诗境。”

　　翻开《戴明贤书印集》和《黑白记》,细品那些书法篆刻作品,给人最鲜明的印象就是“活”。“春晓”让人感觉到了春风吹拂；“搏”让人体味到运动搏击的轨迹和力道。纸上那些墨痕刀印,同表达的内容活鲜鲜融成一体。

　　四

　　第一次听到戴明贤的名字,是1975年,贵阳市川剧团到安顺公演现代戏《阿花》的时候。

　　《阿花》的编剧就是廖华钊(即诗人廖公弦)和戴明贤。借着《阿花》的影响,安顺川剧团排演的“革命现代川剧”《草原雄鹰》,一时间也热闹了一阵。从此,我知道了有个老安顺戴明贤,并且还接受了川剧,为以后看魏明伦作品演出作了预热。

　　上世纪70年代初,各地有了一次抓“革命现代戏”的动作。戴明贤就是借这阵风,离开下放地大方,调入贵阳市川剧团,参加好友廖公弦已完成初稿的“革命现代川剧”《阿花》的修改工作。《阿花》演出后大受欢迎,还到各地巡演。在彼时千篇一律的政治说教俗套之中,《阿花》掺进了生活的语言和鲜活的人物,使当时的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如果把戴明贤平生事业看作一条大河,汇入大河的两条主要支流,也就是成绩最丰盛、成就最高的,是文学和书法(包括篆刻)。还有两条支流,一个是戏剧影视,一个是文学编辑。此外还有一些若干较小的支流,如地方文史研究、文艺评论、还有起名撰联等等。

　　戴明贤的影视戏剧作品,主要有电影《毕升》(与廖公弦合作),电视连续剧《双婚疑案》和《天戏地戏》,电影《一个人的安顺》,京剧《魔侠堂吉诃德》,川剧《鬼捉》,木偶电影《树苗》,儿童舞剧《夜郎新传》,木偶剧《诺德仲与豹子精》、《水寨龙珠》、《燕楼惊豹》,方言喜剧《绑架》等,多数作品还获了奖。

　　五

　　1983年10月,《山花》文学月刊忽然受到格外的关注,激发了热议。

　　当期《山花》在最突出位置,刊发了无名小辈蒙萌的小说。戴明贤以《向着真实、单纯与朴素》为题,配了评介文章。文中赞扬蒙萌“艺术趣味相当高,找到了自己的笔调”。特别是“乃敢为贵州文坛得人贺”一语,言惊四座。

　　回看上世纪80年代的贵州文学,蓬勃兴盛,颇有点黄金时代的感觉。其中戴明贤以及涂尘野、文志强、廖公弦、余未人等《山花》、《花溪》的主持者们,对年轻作者的发掘和扶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戴明贤做编辑,我觉得有三个基本点:一热、二专、三宽。

　　热,是热心。多年交往中,我发觉戴明贤对年轻人的鼓励与奖掖,如同读书习惯,已经渗入他的血液之中,成为一种本能。

　　专,是专业。无论文学还是书法,遴选作品,辅导作者,都需要专业的素养和眼光。戴明贤多年熬炼,眼界高,积累厚,谈文论艺都能点穴触要,让听者信服,而且他善于从砂砾乱石中发现矿石。

　　《贵州日报》原总编辑刘学洙家的家政工小雷,业余喜欢写文章。戴老师从她那杂乱的文字中,看出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未经琢磨的“原生态”语言,非常喜欢,予以鼓励。后来《贵州日报》国庆征文,小雷的文章《种菜人家》,经过戴明贤的一番梳理,竟然一举夺冠。有人说这篇文章是他改出来的,他说:小雷的语言和笔调我想学都学不来。

　　戴明贤曾对笔者说过:我别的不敢自负,当编辑确实有点“点铁成金”的本领。有一次他花了3个多小时将一篇万余字的散文去冗删繁,刊出后受到好评,重庆一位作家还来信称赞。作者登门感谢,并坦白这篇稿子其实已被退过两次。

　　宽,是说艺术眼界宽阔。戴明贤认为,“(文学作品)因体裁而异,因作家而异,因读者而异,永远是个案。对这样一个充满动势和变数的活体,不可能有标准化的‘公尺’。若把文学语言作为议论的话题,应以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前提:承认它的多样性,承认文无一体、美有万殊。”基于此,无论面对哪种风格的作品,他都能顺势而为,根据作品的笔调予以指导。

　　六

　　30年前,少不更事的戴冰在日记里批评戴明贤:“爸爸的素质和文艺修养是不错的,但他有个最大的缺点,怕热闹,想隐居。”年轻气盛的高中生自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但是零距离的接触加上敏锐的观察力,使他精准地掂出了“怕热闹,想隐居”6个字。

　　戴明贤怕热闹在文艺界是出了名的。他不穿西装,不打麻将,不会跳舞,即使还在“以心为形役”上班时期,他也是十会九逃,十宴九谢,宁可回家与书作伴。他自述:“我从小无出息,怕见‘大人’；老了也没长进,走上社会后怕见到当官的和各种名人。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偷着乐最乐。”我曾获其墨宝多件,一直悬于书房是“书遁”二字,上有释语:“小说家云:具大神通者可假五行以遁,土行孙遁于土,红孩儿之遁于火,皆其类也。吾辈凡骨,五行不助,然可遁于书。”“书遁”者,吾辈藏身之处也。

　　所谓的想隐居,其实就是想回到自己的书房里读读书,写写自己的东西。余未人曾经写过一篇《淡泊者》,叙述与戴明贤接触交往的旧事。其中写到,他请了创作假,却因种种原因,被琐事缠在办公室,心里着急。

　　戴明贤的妻子龚姨也给我描述过戴明贤把方凳翻转充当童椅,幼年戴冰置于其间,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写作的景象。不过,不管心里怎样想,他行动上从没有丝毫懈怠马虎,一直认真地对待手上的每一项工作。当年有朋友到《花溪》送稿,回来说一进编辑部,就见墙上张贴一幅“容易写错的字”,问是谁写的,答曰戴明贤。

　　戴明贤认为,既然做了编辑,就应当认认真真写回复,改错别字、标点符号。编辑《少年书法报》,他就老老实实作“报童”,“温文尔雅地卖九分钱一份的小报”(余未人语)。

　　到了退休,摆脱了各种“心为形役”的琐事,戴明贤才算是真正赏心乐事自家苑了,每日沉浸于读书、写作、书法、晤友,再加上看电视、逛书店,形为心役,身随意动,“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他由衷感叹:“幸福生活从退休开始。”他还为这句话做了详细阐述:“我们这种‘个体手工业者’,退休后就实现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预言:‘失去的是镣铐,得到的是全世界’(一个人的小世界)。玩五大洲也由得你,‘宅’蜗牛壳也由得你。书中世界无比丰富多样,高人胜友无其数,而且脾气极好,随你招来挥去。”

　　《贵州日报》副刊曾出现署名“东门柳生”的文章,有喜欢的老先生向时任总编辑刘学洙打听,作者何人?答曰:戴明贤的笔名。刘学洙问戴明贤,此名何意?戴明贤说:家住东门的五柳先生的学生。翻开《五柳先生传》,果然就在多处看到了戴明贤的身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但他说他取的仅仅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这一句。

　　七

　　2015年戴明贤整80岁,但他仍文思旺茂,喷涌不衰。3月15日刚拿到《茶味行役》,又得到消息,《适斋隨笔》、《羡象小品》两本散文集,近期要同“爱戴”“咸粉”们见面。这边编好的集子一本接一本,那边文章一篇接一篇,接连被层出不穷的选题激出美文。《人民日报》、《文艺报》、《南方读书报》,不断有精粹文字问世,《读库》转载,年度随笔选入选。前不久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篇《传神正在“阿堵”中》,用文学的语言谈文学的语言,体会巴实,例证贴切,见解精到,两千多字的短文,把文学语言的作用、特点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有“惊艳”的感觉,可见窖藏之深,资源之厚,不由让人增加对其新作的期望值。

　　外有龚姨全方位的悉心照顾,内有纯净活泼的童心激扬,戴明贤的创作生涯,在继续往前延伸,延伸。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