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汇流》:雅俗汇流 不可替代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陈 辽    阅读次数：26044    发布时间：2015-06-01

　　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的方忠选集《雅俗汇流》，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了深入而又独特的研究。方忠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成就则在于，他呈现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不同风景。

　　首先，方忠通过对华文文学中俗文学的细致认真的研究，明白揭示：华文文学中的俗文学填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中这一领域的空白，这是华文文学中的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中，通俗文学几乎绝迹，出现一片空白。这是很不应该的。方忠在研究华文文学过程中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这一空白恰恰由华文文学中的俗文学填补了，而且成就卓著。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间，香港、台湾的通俗文学有了极大的良性发展，优秀作品迭出。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唐人、倪匡等的科幻小说，亦舒、依达、严沁等的言情小说，南宫博等的通俗历史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项庄、梁小中、胡菊人、林燕妮、阿浓、三苏等的框框杂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香港当代文学的成就。通俗文学是香港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再看台湾。琼瑶和三毛是台湾言情文学园地里的两朵奇葩，她们以各自亮丽的光彩标志着台湾言情文学的最高成就。台湾武侠小说的开拓者是郎红浣。他的创作，比被誉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的香港梁羽生要早整整两年。1958年前后，台湾武侠小说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又以丰厚的创作，揭开了台湾武侠小说的崭新一页。进入20世纪60年代，是台湾武侠小说高手辈出的年代。据不完全统计，其时涉足武侠创作领域的大小作家有三百余人。而成就最高、位居台湾武侠小说家之首的是古龙。古龙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堪与香港的金庸比肩。1985年，大侠古龙病逝后，萧逸力挽狂澜于既倒，成为古龙之后的又一名家。1982年以后，温瑞安以武侠小说家中的“现代派”自居，全面革新武侠小说的传统形式，有得有失。高阳的历史小说，把雄浑的历史洪流、苍茫的历史背景和世俗化的日常生活融洽在一起，构成了他的历史小说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香港、台湾的俗文学弥补了大陆当代文学长达二十七年的俗文学的空白，其意义和价值非同小可！方忠在《雅俗汇流》一书中所呈现的华文文学另一风景线是：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承传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促使现代主义文学在华文文学中再次勃兴和崛起，填补了大陆文学1949—1979三十年间的缺失。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于欧美各国。五四以后，现代主义被引进和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其不可抹煞的价值。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把现代主义文学视为异类，将它逐出在当代文学之外。大陆这三十年现代主义文学的空白，又恰好由台港澳和各国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填补了。如香港刘以鬯的小说，广泛采用了意识流、象征、暗喻等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被称为“实验小说”。1963年他出版的《酒徒》，是一部成功地把西方意识流小说中国化的长篇力作，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台湾的白先勇一方面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基，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训练，使他成为充满现代文学精神气质的作家。其代表作《台北人》，在过去／现在、大陆／台湾两个时空的不断交错闪回中，呈示出人生的无奈和苍凉。王文兴的小说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它们借鉴吸收了现代诗的表现方法，注重意象的营造和语言的创新，以象征、暗示的手法扩大想象空间，使作品精练、含蓄、富有诗意，并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具有文学史意义。再如余光中，他不断开拓创新，在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之间走出了一条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道路。至于欧美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作家，如欧阳子(美国华文文学现代主义小说家)、云鹤(菲律宾华文文学现代派诗人)、琴思钢(泰国华文文学现代主义小说家)等等及其作品，多得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方忠对华文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和呈现，将它们作为华文文学中另一风景线予以揭示，是他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又一贡献。

　　通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方忠又在《雅俗汇流》中呈现了华文文学的第三道风景线：华文文学中的经典作家、经典作品，可以进入中国文学史。台湾、香港、澳门的华文文学作家中的出类拔萃者可以进入中国文学史，自无问题；但在方忠看来，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中的尖子作家及传世作品，也应进入中国文学史。这是因为，不少欧美华文文学作家他们本来是中国籍，只是到了欧美后，他们才加入了外国籍。如现在作为美国华文文学代表作家的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张系国、杜国清、郑愁予、王鼎钧等；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梁锡华；欧洲华文文学作家赵淑侠、龙应台、林湄、郑宝娟、吕大明；菲律宾华文文学作家施颖洲、林健民；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作家黄东平；越南华文文学作家旭茹；日本华文文学作家蒋濮，缅甸华文文学作家黄绰卿；毛里求斯华文诗人吴越夫；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作家徐家桢、张奥列；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家云里风、陈政欣、朵拉、方北方、姚紫、方修；文莱华文文学作家傅文成、劭安；泰国华文文学作家吴继岳、年腊梅、司马攻、梦莉、岭南人；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黄孟文、尤今、蓉子、骆明、王润华；等等。他们都是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的哺乳，中国新文学对他们有深刻影响；他们都肯定，中华文化是他们作品的根；他们加入外国籍后，仍把中国视为他们的母国。因此，他们以华文写作的作品，既是他们所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又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合情合理合法。但方忠并不主张华文文学中的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都可以入史，而是提出了华文文学作家作品入史的两个原则：一是“经典性原则”。指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必须具有经典的性质，“指的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二是“互补性原则”。即“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文学、不同时期的文学的各自成就和特点”，而“与大陆文学在文学思想、文学现象、文学题材、文学表现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多元共生，整合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兼容雅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方忠研究和呈现的这三道华文文学风景线，不只是对全面了解华文文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学史，也有着实践指导意义。方忠的《雅俗汇流》，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之一，它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使它足以成为一部研究华文文学的必读参考书了。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