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书与一座城市的文学史
信息来源：贵州都市报-贵州都市网    作者：姚曼 陈艺    阅读次数：5861    发布时间：2013-10-30

    文学，能够创造出一个永恒的城市，这个心灵的城市，与现实的城市交错、重叠，就成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印记。

    如果你想通过文学来读懂贵阳，这套刚刚出版的《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1980-2010》是个不错的选择。翻开这套书，可以看到贵阳30年来人们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悄然改变。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学，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史。

    《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1980-2010》（共7册）的出版，填补了贵阳当代文学史这个空白。

    1980-2010，是中国也是贵阳变化最大的30年。贵阳文学和全国文学大体同步：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

    ……

    文化学者、丛书总序作者何光渝说，这套书总结了30年贵阳文学的一部分。总结贵阳这座城市的变革和发展，可以从中发现贵阳30年的变化，也是贵阳文学的成长和变化，是贵阳的城市镜像。

    贵阳文学不应被遮蔽

    在贵州文学圈，有“遵义文学”、“黔北文学”的提法，但一直没有“贵阳文学”的说法，没有人认真在讲“贵阳文学”。这是贵阳文学圈的遗憾，为这套书写总序的何光渝则认为，大多数贵阳文学写作者的写作生活是很低调的，也

    因为这种低调，使得作者和作品不为“主流文坛”所熟悉，因不熟悉而陌生，因陌生而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这是不公平的。将这样一套书置于这样的文学现实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它对于当代贵州文学史的独特意义。

    同时有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由于贵阳位居省会，省和市交错多，作家们虽然在贵阳居住，但并不算贵阳作协里的作家。这也是这套书选编时碰到的一个问题，“最后确定下来的办法是入选的作家必须是在贵阳市某个市级单位工作过。”这套书的总编之一、贵阳市作协主席戴冰这样谈到。

    这套250万字，收录130多名作者、涵盖文学“三大件”（小说、诗歌、散文）的读本从酝酿到实施再到出版，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三年。谈到做这套读本的体会，戴冰说：“开始时是兴致勃勃，觉得是在做一件贵阳文学史上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做到一半时是追悔莫及，因为涉及三十年的跨度和数百个作家，还有在各卷序言中体现的作家的定位，实

    在繁难之极，期间许多波折，真是一言难尽。现在是终于做完了，松口气。”

    这个努力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肯定，何光渝称：这套书是贵阳文学动态的发展。比如可以看到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小说在题材、内容、写法等方面都不一样。作家谢挺认为对于一个城市，这种结集有意义。诗人赵卫峰说这套丛书对于贵阳，对于以后的贵阳意义非常。诗人王黔谈到这是一套给人惊喜的书。

    期待有贵阳性格的文学

    作家和艺术家往往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文学和艺术与心灵有关，文学史与艺术史也可以算作心灵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1980-2010》烛照出贵阳人的心灵世界。

    “贵阳30年前就是一个大的集镇，大的乡场，逐渐变成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城市。”何光渝谈到，而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能够感受得到。21世纪后，一些有贵阳城市特色的作品比如谢挺《爱别离》、林吟的《玉兰》都让读者能感到

    其中的贵阳味。

    贵阳是一个移民城市，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地域文化心理形成自己的独特城市性格。

    说到贵阳，戴冰觉得贵阳是个市民味很浓、烟火气很重的城市。“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贵阳人，是全身都浸泡在贵阳文化里长大的。”从小没有在贵阳生活的作家王剑平对贵阳从来没有隔膜感，作家谢挺则称他对贵阳的市井生活非常着迷。诗人王黔认为贵阳是一座快节奏与慵懒并存的城市，一座焦虑与安宁并存的城市，一座令人百感交集的城市。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前年在上海做了“文学与城市”的演讲，他谈到，城市吸引他的并不是建筑的大胆，也不是发明的力量，而是那种漩涡一样的力量。

    当我们生活的城市以让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在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能带给我们什么呢？

期待有贵阳性格的文学多多出现。

他们心中的贵阳文学

 ——《贵阳 30年文学读本1980-2010》编者作者一席谈

戴冰，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作家

王剑平，贵阳市作协副主席、市作协秘书长，作家

何光渝，原贵州省文联副主席，文艺理论家，文化学者

赵卫峰，贵州作协主席团委员、诗人、评论家

王黔，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作协理事、贵阳作协副主席，诗人、评论家 

    《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1980-2010》出版之际，我们采访了五位作品入选丛书的作者：戴冰、谢挺、王剑平、赵卫峰、王黔，其中戴冰、王剑平是编者，赵卫峰和王黔分别给诗歌卷和短篇小说卷写序，谢挺的小说长篇、中篇、短篇均有入选。给他们做了同题问卷，请他们谈对丛书的评价，对城市文学的见解，对贵阳的印象和感情。

   1 这是一套给人惊喜的书

    文化周刊：这套丛书你看过吗？所选的作者或者篇目有印象的是？你对丛书的评价是？

    王剑平：编辑《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是个大工程，参与这项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当然，我也是这套书最忠实的读者。入选作者名单就在我手上，大多数作家都认识，当年就读过他们的作品，现在再读，感觉很亲切，如戴明贤老师的作品，读起来总感觉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再如张永龙老师的《黑豆队长》，当年感觉这篇小说真好，现在再读，其深度仍然难以企及。

    这套书从立项到正式出版，近三年，这之中有很多之前未曾预料的困难，特别是大家想到的作家、作品要做到一个不少。三十年的创作成果三年时间整理出版，时间很仓促，无论是涉及的作家还是作品都很多，遗憾难免存在，但我们都尽力了。至少研究贵阳三十年来的文学，这套丛书不可或缺。

    谢挺：对一个人来说，30年是个很大的概念，作为一个汇总，同时也是个选本，有很多人尤其是前辈，是我都不熟悉的，因为我只是参与过这三十年中后二十年的活动吧，所以对一个城市，这种结集也是有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在一条类似时间河流中，打捞到很多人“存在”的痕迹。从这个角度说，我给自己报的短篇篇目就有些随意了，我可能更应该报《杨花飞》，毕竟它拿过奖，入选过几种选刊选本。从文献的角度，它的入选可能更有代表性。

    赵卫峰：这套丛书意义非常，对于贵阳，对于以后的贵阳。

    王黔：这是一套总结既往的书，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贵阳文学创作作了回顾；是一套给人惊喜的书，原来贵阳曾经发生了这么多精品力作，有这么多实力作家；是一套令人浮想的书，贵阳文学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我满怀期待。

    文化周刊：从整套丛书来看，所选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分量少了？

    戴冰：是相对少一些，因为比较而言，80后90后的年轻作家们创作时日较短，作品质量还不稳定，特别是

    90后作家们，刚才起步，远没有真正形成自己成熟的艺术风格，更没有达到以后可能达到的艺术水准——从这个角度考虑，自然形成了越年轻选得越少的局面。但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基本顾全了各个年龄层的作家，特别是散文卷，80后的大约选了有将近20个，诗歌卷选了一两个90后的。如果三十年后再有人编这样的读本，这些80后90后就会成为其中的主体阵容。

    王剑平：整套丛书共收80后散文四人，80后诗歌六人（其中90后一人），这个比例确实少。但这个现象很正常，毕竟是对贵阳文学前三十年的总结。

    谢挺：这种“少”可能不是因为有失公允，而是这两个年龄段的写作者本身就稀缺。作为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也数不出几个80后90后本地的作者。贵阳能以集束的方式产生作家群的时代，可能到九十年代（60后）就截止了。

    赵卫峰：少，说明后来人少。也正常，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相对热闹的文化、文学区间随着城市化、数字化时空的到来，被分化分割分散了，年轻的精神需要可以用其他方式和渠道轻易达到。

    王黔：个人认为无须为此忧虑，时间的积淀与雕琢会带来青春的成熟。

    文化周刊：你对你选编进丛书的作品满意吗？

    戴冰：从编者的角度说，编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三十年来贵阳文学几个主要体裁的大致面貌，是纪史存实的功能。这个目的现在看来，应该是达到了的。

    王剑平：当初做这个选题，入选作品要求是以时间阶段划分的，入选作品时，大多遵循的是作家自选，编委把关的原则，我的入选作品客观反映了我的创作水平。当然，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没有满意过。

    谢挺：中长篇是合适的，短篇前面说过，《肉身》可能不仅不能代表我，也可能没有太多的存世价值。这可能是当时我报篇目时的理解出了问题。当然，现在后悔也迟了。

    赵卫峰：内容满意，形式不满意。

    王黔：说不上满意不满意，但都是写得很用心的。

    2 贵阳有种秩序之外的喧嚣和生动

    文化周刊：请谈谈贵阳给你的印象？

    戴冰：我觉得贵阳是个市民味很浓、烟火气很重的城市，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会很喜欢待在这样的地方，因为它有种秩序之外的喧嚣和生动；还有元气，有蛮力。

    王剑平：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整个成长阶段都随流动单位在工地上，那时候贵阳的行政地域不包涵我生活的工地。小时候到过贵阳，成年后生活在贵阳，但我对贵阳从来没有隔膜感。

    谢挺：九几年，当我还是个愤青时，我曾激动地斥责贵阳太糟糕——这和我当时的处境有关，我是在一个三线厂长大的，二十岁前基本没融入这个城市，最容易遇到的就是骗子和小偷。吵架，受侮是常事……后来去了北京几年，反而看到了贵阳的好处，它的精巧和缓慢的节奏，尤其这几年，从前那种粗鄙的市井气，也好像过滤了，

    贵阳正在成为一个和蔼、宽容的城市。我唯一的担心就是它正在疯狂地变大，大到想去见几个朋友都难。其实我对贵阳的市井生活非常着迷，可能我是厂矿长大的，对它只能看——我第一部长篇就是写的贵阳，其实写的就是一种观望。

    赵卫峰：此地至今欠缺主体性。除了山水自然原生，一切都显得晚生、被动、慵懒，具体到文学，相当部分很俗气。想想，什么能代表贵阳？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想想、想老半天甚至没明确的答案？！

    另一方面，我曾在《诗歌杂志》编过“诗人与他所在的城市”专题，感觉不少写作者对自己的城市都不满意。或许这有恨铁不成钢之潜意识吧，写作者大多对“环境”有苛刻之想。

    王黔：一座快节奏与慵懒并存的城市，一座焦虑与安宁并存的城市，一座令人百感交集的城市。

    3 以文学名义在这座城市聚合

    文化周刊：在贵阳这个城市生活，对你的写作有触动吗？可否举例说说。

    戴冰：我生在贵阳，长在贵阳，没有长时间在别的地方生活过，所以我写作的全部理由都和这个城市有关，甚至可以说只和这个城市有关，和这个城市给予我的全部生活有关。

    王剑平：有触动，不可能对每天面对的生活和城市无动于衷，我的小说都是生活中有了触动才动笔写的。

    谢挺：前面说过我是在一群外来移民中长大的，贵阳其实一直都让我觉得隔膜。我毕业回来刚参加工作，经常性地遇到“丢包”的骗子，或者碰瓷的滋事者，这种事情碰到一次都让人气愤，要难受很久，不要说接二连三地遇到。现在回想，我猜这可能和当时的心态也有关，因为工作不顺，心情沮丧，也连带坏事不断上门。还好，文学救了我，帮了我大忙。首先是遇到一群朋友，让我知道在我周围，也有这么多有理想，不平凡，愿意超越世俗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敦厚、儒雅的长者。我第一次参加笔会就是贵阳市作协和《花溪》杂志搞的，可能这个原因，他们也一直没有见外，即使我去了省直，还把我当成“贵阳培养出来的”来看待。

    记得我第一次去《花溪》，遇到了不怒而威的廖国松老师，我问他花溪笔会的事，廖老师用他犀利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慢慢说，笔会又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可能这个原因，我对他一直很害怕。但就是这个廖老师，在笔会结束来验收小说时，一眼就把我的《火马》相中了，某种程度，它该算我的处女作。那次笔会我还结识了戴冰，接着是谢啸冰、杨打铁、刘盈、刘灵等一干贵阳小说新作者，我们以文学名义在一个略显封闭的小城市里聚合……此外，刘荣敏、伍元新等老师还专门到学校看过我。至此，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改变了我。加上后来调到编辑部，工作也改变——我从文学中受益良多，而反过来，这对创作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一切自然都是要牢记，要感恩。

    赵卫峰：肯定有。任一地方都似存在的环境、生活的空间，影响自然也必须有。不过对诗的触动并不显得那么整体感，它常是断断续续的零星的。

    王黔：生活与心灵不可截然分开，也不可能不反映在心灵之中。比如，曾写过一首叫《晚餐中的贵阳》的诗。但触动如何转化为感动，再如何转化为文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城市的气场与个人心灵的邂逅，不能是简单的粘贴。

    4 文学影响力来自优秀作品

    文化周刊：一座城市的文学影响力到底和拥有的作家多少有没有关系？请谈谈看法？

    戴冰：多少有点关系，但我觉得主要还在于作家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比如湘西有个沈从文就够了，如果有两个，那就简直是奢侈了。

    王剑平：文学影响力不是“人海战术”可以决定的，文学影响力来自优秀作品。

    谢挺：贵阳是个没多少文化底蕴的城市，这一是因为没有多少历史，它有史以来就有限，比起成都、南京，甚至一些中小城市，这方面都可以说乏善可陈。我的体会，作为一个编辑，有一点体会很深，就是母语的掌握程度，熟练到创造性使用，江浙一带的来稿，哪怕一个无名作者，都可能文采斐然。这种情况在贵阳，甚至贵州都绝无仅有，我们是没什么童子功的，都是喜欢文学后，才去学习语言，这就是差距。这个差距也导致了贵阳写作者从一名新手到一个熟练作者的难度。这样一来，写作者基数小了，这中间产生好作家、大作家的基数又小了。当然，这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作家的产生，可能和这些都是无关的。我指的只是客观常态，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去弥补、普及。另外，就是本地注视程度，记得有一年浙江作协颁年度奖，获奖者坐在主席台上，省领导是坐在下面的——这就是重视吧。

    赵卫峰：作家多，文气会浓重些，社会影响会大，虽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但量变易引起质变。如此看，贵阳在所有省会里其实一直比较寂寞。不过，苛刻想，其实哪儿都一样，时间之刃一挥，一个地方一种文体最终活不下太多的人。

    王黔：文学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体，二是群。个体代表高度，群代表厚度。只有一两个杰出的个体，而没有坚实的作家群作为支撑，则这个城市的文学影响力是脆弱的；但只有一群平庸的作家，而没有几个代表性人物，则这个城市的文学有如缓坡丘陵，谈不上什么影响。大师的产生不可预知，但在未有大师之前，先要有有利于大师出现的氛围与环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

    5 作品都是不知不觉以贵阳为背景

    文化周刊：贵阳是个移民城市，类似的创作题材有没有考虑过？假设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以贵阳为背景的，你打算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戴冰：如果有一天我要写一部有关贵阳某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个内容，因为大多数贵阳人往上推三代，基本就出省了。不过暂时还没有想过要写这样的题材。另外，我的每一篇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都是不知不觉地以贵阳为背景的，一个作家把他的故事置于他熟悉的环境之中，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本能，他逃不脱他经历过的和体悟到的，就像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只不过贵阳在我的小说中是以一种隐态的方式存在的。

    王剑平：这个还真不用假设，正好，有幸受贵州人民出版社邀请，刚写完一个长篇，完全以抗战时期的贵阳为背景，小说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事件，全都取材真实历史，这其中包括风土人情、民族服饰、当时贵阳的街道名等，我都查阅了大量资料，我是在真实的背景下编的故事。这个长篇十余万字，感觉写得很轻松，因此计划再写一个长篇。

    在贵阳的文学圈里，我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与许多朋友不太一样。我成长在流动的工地上，猫跳河边我呆了十二年，乌江河边也呆了十多年。我想，我的成长经历别人没有，我想写这个故事。

    谢挺：有想过写写父亲的三线厂，也有朋友建议，觉得那是“我”的题材。但奇怪的是，一直对那段经历很排斥，大概小时候生活太不愉快，所以除了卖家里的老屋，差不多十多年没再回去。

    赵卫峰：没考虑。城市都是移民的先后结果，这种过程，可能散文与小说文体更适合。

    王黔：可惜我不会写小说。

    文化周刊：何光渝老师在序里谈道，对于贵阳的传统文学，“现实”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普遍存在，你们怎么理解何老师的这个说法？

    戴冰：按我理解，应该指的是对“外在现实”的关注，同时还伴随着特定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而现代主义以后，部分作家摈弃了关于历史与政治的宏大叙事，而把目光投向人自身的内心世界——严格说来，那也是一种现实，而且也许是更为幽深广大的现实。两者并不对立存在，在我看来，它们实际上都是彼此的一种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文学是不“现实主义”的。它们的目的在本质上也完全一致，那就是都力求探索某种恒定的“规律”，无论是物质世界的，还是心灵世界的，都在为这个世界的“基因图”贡献一鳞半爪。

    王剑平：我想，何老师说的应该是文学的“现代性”，他更多肯定了文学创作的个体性，更关注当下社会环境中作家的内心世界。

    谢挺：我没太注意。这句话没有前后文，所以它孤零零

    地出现，我也不太确定这里“现实”指的是什么？它如果指的是一种写法，那么，至少在90年后那种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写法也出现了某些有趣的校正，不论这是对当时写作思潮的被动的摹仿，还是一种自觉行为，都让这个“现实”变得宽泛，有更多的可能。从结果看，这些实验者可能都不约而同返回了“现实”，但内在校正的痕迹是存在的，发生过的。

    赵卫峰：对于“文学”，“现实”都作为一种精神始终都普遍地存在。

    说“传统文学”，正好也能提醒如果太“现实意义”也会太不“文学价值”，太传统，也会太不现代。“现实”或许应如车站、机场，它是处境、环境，承载和怂恿着那些“火车”“飞机”……何老师的意思或许已触及本土意味的、贵阳“城市文学”的建立，那么下步应朝“个性存在”努力。

    王黔：作家要仰望天空，但同时必须脚踏大地。心灵的烛照，终归要抵达现实，否则就失去意义。作家可以抵制现实主义这个分类，但无法抵制现实。

    文化周刊：很多著名作家一辈子都在写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比如莫言和他的高密，你怎样看待地方性写作？

    戴冰：从学术上说，地方性写作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是把一片特定地域系统化的过程；而从作家的个体创作来说，则是一种艺术风格化的表现。其中的关键不只在于“特性”，更在于特性中的“共性”。福克纳写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那块所谓邮票大小的地方，在他看来，其实是整个世界的象征和缩影。

    王剑平：对，莫言写他的高密，就像福克纳一辈子都写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个“邮票”大的地方让福克纳一生写了十九部长篇、一百多个短篇，还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我们讲“地方性”，更多的时候要靠自觉性，也要讲历史性、时代性和超越性。

    谢挺：贵阳可能很难成为这种极端的文学地理名词。不够大，不够洋，也不够土，类似这里的天气，舒服是一回事儿，也有暧昧的嫌疑。文学上的暧昧是最忌讳的。一些中心文学刊物到评论界，对贵州的期待更多还是农村题材，可能他们尝到过甜头，所以有意无意流露这种需求偏好。城市文学，有北京、上海就够了——这就是贵阳的尴尬，经济如此，文学也如此。

    赵卫峰：地方是空间、时间、环境、经验、记忆的合一；简言之，强调和表达“地方”其实就是表达和强调“我”；而“我”，有“小我大我忘我无我”等不同境界，所以，怎么写、写什么，现在看也是喜好选择，而不是价值高低的评判尺度。我不赞成诗歌对一个地方反复“强调”，这会显得做作、格式和策略化。

    王黔：这类作家看到了地域与世界的秘密。对他们来说，世界存在于身边。

    6 时间是检验作家好与不好的标准

    文化周刊：好作家的标准是什么？本地作家中，有你喜欢的作家吗？

    戴冰：每个人对好作家的要求肯定都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家能用他独特的表现手法，表现出他对世界独特的体验，就是一个好作家。就小说范畴来说，我最喜欢的本地作家是张永龙，在我看来，他是贵州最早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小说家，极具艺术个性，只不过他阴郁的小说世界太不合时宜，加上多年不写，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了。

    王剑平：离开作品没法判断作家，好作品没有固定标准，价值取向不同，结论也不一样。本地作家我喜欢的很多，但不一定是作品。

    谢挺：有良知的，有尊严的，同时是智慧的。我喜欢戴明贤先生的散文，冲淡平和，隽永秀丽，意味深长，《一个人的安顺》是高峰。此外，就小说技术而言，我以为张永龙成就最高，同龄人中，戴冰的小说饶有意味，一度很喜欢。

    赵卫峰：时间是检验作家好与不好的标准。本地前辈作家的、阶段性出现过的“贵阳作家群”即现在中青年作家群作品，读得不多但读过的都有印象。

    王黔：好作家无法量产，没有固定的标准。本地作家中，喜欢戴冰的小说，包括他过去的青春畅快、现在的厚实凝重；喜欢赵卫峰的诗歌，对他始终如一的引领性、锋利感赞叹不已。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