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版图下的贵州蓬勃气象
信息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曹雯　赵相康    阅读次数：4207    发布时间：2015-09-17

文学团队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说,贵州文学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谱系,那么这个传统就是现实主义和乡土叙事。“五四”以来,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再到欧阳黔森,可以说“黔山七峰”的推出,有着属于它的逻辑链条和结构特征。这一作家群体,横跨50年代到70年代,其中以60年代为主体。这种连续积累,意味着贵州文学气象的延绵,显示出贵州文学在中国文坛的有力存在。此次论坛的推出,引起了全国文学界、评论界的关注,必将鼓励更多人来参与贵州当代文学发展,催生更多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四代作家描摹时代大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万峰林立、沟壑纵深已成为贵州的地理象征。而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贵州作家,也像跌宕起伏的山峦一样,彼此相连,又各有特性。

　　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写作群体,自“五四”以来的百余年间,贵州作家与主流文学思潮相遇,薪火相承,先后涌现出四代闪亮文坛的作家。

　　首先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蹇先艾,鲁迅曾如此评价他的作品《水葬》:“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此外,寿生那奔流着谦谦君子不可能释放的批判气息的《黑主宰》、《乡民》等,也深得胡适赞赏,从而成为打破《独立评论》“不登文学作品”的先例。

　　新中国成立后,以伍略、石果、苏晓星、藤树嵩为代表的贵州作家,热情讴歌时代进步,不少作品或改编为京剧、舞剧,有的还被搬上银幕。他们将“民族文学”融入主流叙事,作品中饱含着地域风情和民族韵律,同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文革”之后的贵州文学向现实回归,作家们把笔触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这其中,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被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转载。之后何士光相继推出《种包谷的老人》、《远行》、《苦寒行》等佳作,又有长篇小说《似水流年》、中篇小说《青砖的楼房》《草青青》及短篇小说集《梨花屯客店一夜》《故乡事》等问世。其中短篇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李宽定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荒林野妹》、《浪漫女神》,中篇小说集《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山的女儿》,短篇小说集《年轻人的事情》《爱与枷锁》,电影文学剧本《良家妇女》、《李宽定电影剧作选》等。其中《良家妇女》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27个国家上映,揽获5个国际电影节上的8项大奖。叶辛先后推出《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多部小说,根据《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轰动。李发模的叙述长诗《呼声》,被称为中国“新诗的一块里程碑”。而女诗人的重要代表人物,则是一直活跃在电视文艺界的唐亚平。

　　上世纪90年代初,第四代贵州作家集体登场,各种体裁齐头并进,波涛澎湃的势头一直持续。如今,欧阳黔森、唐亚平、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唐玉林、禄琴、姚辉、肖江虹、肖勤等中青年作家活跃文坛、气象万千。

　　执着本土激情抒写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强调以建设文化强省的发展战略,促进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此次高峰论坛上推介的“黔山七峰”,包括欧阳黔森、唐亚平、冉正万、王华、谢挺、戴冰、唐玉林等7位,是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以作家集群的形式推出的第一批作家。他们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作品分别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中国作家》等中文核心刊物发表,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中文核心刊物选载,并入选各类选本,被译为俄、英、美、德、法等文字向世界传播。

　　作为“黔山七峰”之一的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表示,这种集体亮相,意味贵州作家群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激励作家写出与时代共振的作品。这次高峰论坛,是对省委、省政府提出文化强省战略的贯彻实施,通过“黔山七峰”带动贵州文学实现更大发展和繁荣,以更开阔的眼光、更广博的胸襟,与各个艺术门类广泛结合。努力构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发展局面,为贵州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的文化强省之路,提供精神动力。

　　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说,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对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的要求都进一步提高。通过推出作家群体,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队伍,加强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将更好地引领贵州文艺创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贵州有着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这里的民族多元共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一种缩影。跌宕起伏的民族发展史,以及文化的多元性,使得贵州作家们的想象力非常奇特,并由此造就了贵州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地位。

　　在吉狄马加眼里,“黔山七峰”的作品尽管个性鲜明,却始终执着于这片土地的整体书写。欧阳黔森的小说承接了蹇先艾、何士光的“文脉”,有着对贵州现实主义书写的传统。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于人深层次的人性关怀,对于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有着深刻的把握,在全国性的地域小说中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中国的诗歌版图上,唐亚平具有鲜明的“高原”标识性。在她的创作中,对于土地的情结,对于乡土的回归,与人类的心灵世界是相承相通的。冉正万的小说执着于记录中国剧烈变化背景下乡村小人物的命运,有着一种不停留于文字的感伤,可见作家对于生命的爱抚。而与冉正万相比较,王华则以语言的实践展开了另外一种乡村叙事,使得小说的现代感和现代意味都独树一帜。

　　相对于中心地带,贵州过去的封闭的自然空间保护了写作者的本真,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也保留了较多中国传统文学的痕迹,有着对生命神采飞扬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茅盾文学奖评委陈福民认为,在不少贵州作家、诗人的作品中,都能够找到80年代先锋的姿态,比如唐亚平、戴冰。

　　在中山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谢有顺看来,边地作家很容易传统和老套,但这次研讨的几位贵州作家却很有现代意识,当代写作已有无数前辈作出艺术的探索和实践。因此,除了要有好看的故事,还要有好的叙事、语言和形式感。

　　在贵州文学版图上,还有一个形成于新时期的文学阵地——文学月刊《山花》。作为贵州文学开放、大气的标识,一个文化区域的文学刊物,与当地的文学环境形成正比。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李国平感叹:“我认为,不驯、不羁、不从,是贵州文学的核心气质,而《山花》是新时期期刊史、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刊物之一,也是贵州文学气度、高度的标志之一。”

　　尽管80年代有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欧阳黔森10年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推出集结省内外力量、领衔提纲的4部作品,近来王华的作品也频频亮相,外界对于贵州文学的关注度似乎不够。

　　《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直言“贵州作家群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群,究其原因,贵州一线的作家很少,‘1.5线’的很多。比如,王华的长篇小说写得很好,但没有产生争论,所以影响比较小。怎么从‘1.5线’进入一线,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首先应该进入大评论家、当代文学大教授的视野。因此,在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上对外推出“黔山七峰”是很有意义的。“

　　群体总是更能让人记住。古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唐初四杰”,当下在全国其它省市也有“三棵树”、“三驾马车”等地域性的作家群体。“黔山七峰”的推出可谓是顺应时代,也符合传统。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研究员李朝全认为,“黔山七峰”的推出是贵州的一次文学大阅兵,预示着文学黔军已经开始吹起集结号。此次贵州作家群高峰论坛,为贵州文学繁荣发展承担了两项重大任务:一是检阅贵州的文学作家队伍,总结近年来贵州文学创作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评析评判优秀作家的作品,推介和宣传贵州文学；二是对贵州文学现象进行把脉会诊。

　　欧阳黔森，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文学院院长,一级文学创作,贵州省核心专家、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七届全委委员。先后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五百余万字。有长篇小说《雄关漫道》《非爱时间》《绝地逢生》《奢香夫人》及中短篇小说集等10部。编剧并任总制片拍摄了《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等电视连续剧,以及《云下的日子》《幸存日》等电影等12部影视作品。作品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金鹰奖”、全国电视“飞天奖”、全军“金星奖”等全国性奖项19个,贵州省文艺一等奖等省部级奖50余项。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作为一个作家,欧阳黔森不为世风所左右,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文化信念,更多的显示来自他内心的自我要求。贵州是一个有伟大文学传统的地域,从蹇先艾到何士光,对贵州乡土文化和山地多彩风情、醇厚民风的书写,一直是个延绵不绝的文脉。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就在这个谱系之中。他的小说写法传统,既不先锋也不“后现代”。他还以舒缓从容的姿态讲述他那些多少有些“老旧”的故事。因此,他的小说叙事中隐含着一个大传统。文学无论怎样在形式上花样翻新,始终有其不变的“核心价值”,这就是人类普遍价值维护的最低承诺,当我们度过了那个文学形式的“恐后症”之后,会发现那些坚持传统写作的作家是多么了不起,欧阳黔森就是这样的作家。

　　王华，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省管专家。著有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花荷》《花村》,中篇小说《天上没有云朵》《回家》《旗》《在天上种玉米》《向日葵》等,短篇小说《逃走的萝卜》《香水》等,并在《当代》《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多次入选《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各种年度选本。长篇小说《桥溪庄》(又名《雪豆》)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当代》拉力赛冠军；《花河》获2013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傩赐》《花河》《旗》《香水》等分别被翻译到海外,中篇小说《旗》被改编成电影。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王华笔下的妩媚之气让人着迷。她的感性,对现实关注的切肤之痛,尤其是现代性困扰下中国乡村女性的精神疼痛,使得她的小说充满了生命的质感和女性悲情。她的小说告诉了我们百年来乡村女性令人心悸的认识和选择,或者是抗争或者是顺从。比如《花河》中人物白芍坚硬的塑造,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定要嫁给地主改变命运。白芍这种一定要为自己而活的精神,有着作者对女性幸福的深度思考。这些都使得她笔下的人物生长在乡土的深处,充满了南方的蓬勃生机,但是故事内核尖锐,语言野气横生、非常生动,给人以震动。

　　戴冰，省作协副主席、省青少年文学委员会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贵州作家》执行副主编、《文汇报笔会》专栏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散文,迄今已在《钟山》《上海文学》《山花》《当代小说》等刊物发表作品近200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7部,有作品被《新华文摘》《短篇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文汇报年度精选》《青年文摘》等选载。作品入选《中国城市小说十年选》《2009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一百篇》等选本。曾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首届“山花”小说奖,第三四届贵州省乌江文学奖,第二届“尹珍”小说奖等。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戴冰的作品表现出荒诞性,有一种形而上、意象化的现代空间感,小说里散发着迷宫般的书斋气息。他的小说往往是从人类臆想起笔,描述形而上的世界,追问世界的生存包括人性的裂变,有一丝的虚无感,但本质上还是普具现代意识和情怀的,具有天马行空的艺术才情和另类品质。此外,小说常常以一个臆想(比如《浓雾》《斜眼》《头发》等)来精心建构小说的立体空间感。从他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作家内心深处的大悲凉。他写大时代下生存的小人物迷失自我,关注人物背后的内心世界。

　　唐亚平，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电视台高级编辑,贵州省管专家,曾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有个人诗集《蛮荒月亮》《月亮的表情》《唐亚平诗选》《黑色沙漠》。在《诗刊》《人民文学》《中国》《星星》《山花》等报刊发表作品,作品入选全国上百种重要现代诗选集,其中包括“熊猫”、“企鹅”等外文版选集,被译介到英、美、德、法等国家。1994年获“庄重文学奖”。

　　冉正万，《南风》杂志副主编,一级作家。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芳草》《当代》《花城》《大家》《江南》《作品》《北京文学》等30余家刊物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评论等50余部(篇)约300万字。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有人醒在我梦中》和长篇小说《洗骨记》《纸房》《银鱼来》《天眼》等。有作品入选《2009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0)》。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得主):巫文化的作品都很难读,但《银鱼来》却可以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传奇性。在《银鱼来》中,冉正万对于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不仅艺术性特别强,人物的性格内涵也很饱满。再则是小说的叙事上,虽然它以两个家族内的两个主要人物为主线,但却不断地被各种历史打断,被人物性格冲突冲击。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命运在百年中的各种历史形态,人物其实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但终究又以各自的方式活了下来。作家采取的不是流水账式的百年叙事,而是跳跃式的叙述,难度很大,但也显现出一种很成功的叙述技巧。

索良柱(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省美学学会副秘书长):冉正万的作品《银鱼来》面世以来,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天眼》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可以肯定冉正万的长篇小说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能把现代化当作现代性的全部,这是“中国故事”的逻辑点。在这种逻辑中,边地作家的写作是大有可为的。因为边地的精神资源在促动中国转型和凝聚国家与民族的认同,重塑内心的过程中是一种很重要的精神资源。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来解读《银鱼来》中对自然、天地人的敬畏,无疑可以看到它对中国人信仰的帮助,也与当下的大趋势一致。此外,《天眼》的叙事与《尘埃落定》一样,其深层逻辑是中心地区的逻辑传递到了边地,这是“中国故事的典范逻辑”。而《银鱼来》的深层逻辑却是,"你尽管来了,但我还是我,因为有敬畏之心,所以人是有底线的。

　　谢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花》杂志社副主编、编审。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在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出版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百万余字。部分作品被权威选刊选本转载。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想像中的风景》《有青草环抱的房间》,长篇小说《爱别离》《留仙记》。曾获《北京文学》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乌江文学奖等奖项。

　　谢廷秋(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当中国文学要展现一个丰富、完整的中国城市影像时,谢挺写于10年前的长篇小说《爱别离》,无疑是贵阳影像中的代表作。小说描述了一个家庭在贵阳这个城市40年的生活变迁,以程文、程武兄弟俩的成长,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同时也勾勒出一座城市的面貌。小说中很多地标式的建筑今天已不复存在,但却在《爱别离》中鲜活地保留下来,这对贵阳人来说尤为珍贵。此外,在方言的运用上,谢挺的《爱别离》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一方面书卷气息浓厚,一方面又不乏方言土语,充分展现了都市生活的体验性,并呈现出雅俗并存的风格。

　　唐玉林，铜仁日报社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理事、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沧桑武陵》三部曲,长篇小说《铜仁记》《南方有朵美丽的云》,散文集《知青的歌》《南行记事》。曾参加大型电视剧《绝地逢生》《风雨梵净山》《二十四道拐》以及电影《旷继勋》等剧本编剧工作。其作品先后获得贵州省文艺奖、贵州省专业文艺奖、乌江文学奖、贵州省文艺副刊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金星奖”等。

　　张鹰(解放军出版社文艺图书编辑部主任、鲁迅文学奖评委):唐玉林的武陵三部曲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也有一种很自觉的地域性。三部曲中所有人物活动舞台都是铜仁,展现出边地的生活风貌、自然风光、生命的血与泪以及时代大潮中传奇的人生。三部曲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作者习惯于以小人物的人生际遇和命运起伏来勾勒时代,三部曲串起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所有的人物都在时代中浮沉。小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唐玉林的作品充满了传奇性,又在传奇中颇具文学性,在通俗、传奇的外衣下,饱含着深刻的文学力量。

　　记者:“黔山七峰”的推出对于贵州文学有何意义?

　　欧阳黔森:推出优秀作家,成为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推出艺术家和优秀作品走向世界,是国家战略。省委、省政府一直强调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战略,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次高峰论坛,也是贯彻实施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文化精品战略,推动贵州作家、作品“走出去”。选拔出代表贵州整体实力的作家,推出“黔山七峰”就是容纳不同创作手法、不同的美学观点。未来还要推出“黔山七彩”、“黔山七鹰”,让一部分艺术家在推举中腾飞。

　　记者:如何评价贵州的诗人和诗歌?

　　唐亚平:贵州的诗人就像贵州高原的山,一座是一座,一个是一个,各有特性。目前,在贵州毕节地区有个十几个诗人群体,尽管生活艰苦,写出的诗却发自内心,质朴感人。另外,遵义、安顺地区的诗人也很有质地。我认为,贵州诗人的创作活力与生存状态值得欣赏,这更加符合创作的本质。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原因,贵州诗歌的传播有限,影响力更多在本省。

　　记者:《银鱼来》在这次论坛上的评价很高,你觉得写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冉正万:“黔山七峰”这个作家群的名字取得太好了,相较于推某一位作家,群体性的推出更容易被接受。对自己来说,写了20多年,除了写作,已找不到别的事情来做,时间和经验的积累到这个年纪,使得各方面都成熟了,现在不写肯定是对自己的最大浪费。就像庄稼人种地一样,这是收获的季节,但对于写作的快乐,也只有我自己才感受得到。写《银鱼来》的时候,没有想过日后的评价。其实对于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到现在都还没有最满意的,必须更加努力。写作是靠想象力的,将想象力还原成文字,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技术活,身体好、技术好、有天赋,是写长篇缺一不可的条件。但必须首先努力去写,才能够发现自己的天赋,我就曾经记录过200多个梦境。

　　记者:请说说入选“黔山七峰”的感受,另外论坛中不少评论家都说了你小说的语言特征,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王华:贵州第一次这么正式地对外推出作家群,从中可以感受到贵州文学发展的新气象。作为被推荐者,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奋斗了。虽然作家是靠作品说话,但积极的对外宣传也是有意义的。在当下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文学需要被推介,才会有更多人关注。有了这些好事,作为写作者,更应该脚踏实地写,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年我写了两个中篇约稿,还有关于文朝荣的报告文学。在论坛上,有人提到我作品的语言特征,我认为首先是在自我的阅读中,受到自己喜欢、欣赏的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我自己在写作中的确很在乎语言,这种修炼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写长篇也会一句一句去斟酌,特别严格。阅读的时候,也不会拼命去啃那些被认为是经典的东西,一定要语言好的才会去细读。

　　记者:从开始写作到成为“黔山七峰”之一,谈谈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谢挺:这次高峰论坛场面比较大,被作为“黔山七峰”之一推出感觉比较突然,可能是因为天赋有限,没有达到被期望的高度。我出生就被带到贵阳,故乡是回不去的,会有一种漂泊感,并努力寻找对贵阳的认同性。贵阳人耿直的一些性格特征,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我个人在成熟的过程中也吸取了这些养份,在写作的过程中常被释放。在创作中,我认为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是能够实现的。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别离》,关注市井文化,反应市民对人生的态度,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些合理的成分完成了。去年完成的《留仙记》,我的一些文学想法、文学理念也都实现了,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快感,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我完成得比较好,评论家可能认为还可以更好。尽管《留仙记》只有12万字左右,但其容量却包含了我所设计的复杂性以及对题材各方面的考虑。

　　记者:吉狄马加主席说,你在贵州的作家中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种不一样源自于什么?

　　戴冰:对于我的写作,要说有什么独特的东西,我想这是和个人的经历以及兴趣、喜好、气质、选择紧密相关的。这种不一样应该是从很多年前就有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便不知不觉地这样走了下来。我从小生活在城市,一点也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所以一开始就关注的就是城市生活,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选择。尽管也阅读很多乡村小说,但只有和自己生活相关的东西,才会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在写作之前,我还尝试过书法、音乐、画画,但因为我父亲是写东西的,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文字成为表达中最亲切的方式。

　　另外,这么多年来我每个时期写的东西也不一样。第一个时期是青春小说,写成长、写音乐、写恋爱。第二个时期是试验期,因为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很大,那个时期小说的内容都在向他致敬。而近10年来,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希望把第二个时期的东西和自己的现实生活以及贵阳城市风俗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