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余未人和她的“非遗”故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赵毫 杨兴波    阅读次数：4666    发布时间：2015-11-09

10月28日，第十四期都市读书会——《民间笔记》新书沙龙在五之堂·悦读时光举行。出席新书沙龙的嘉宾有作家书法家戴明贤、苗学专家杨培德、工艺美术家刘雍、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朱伟华、贵州省文史馆文史专家王尧礼、贵州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吴一文、《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江等人，关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书友也参加了活动。令书友们格外开心的是，现场还拿到了由贵州省非物质文化中心提供、由余未人老师签名的《民间笔记》一书。

活动邀请作家、《文史天地》编辑部主任姚胜祥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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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未人：民间文化是一片大海

新书沙龙由一段PPT演示开始，PPT收录了余未人新著《民间笔记》里的部分照片，照片展示的是贵州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和习俗，这些就是余未人长期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内容。

现场，余未人与书友们分享了自己从事“非遗”工作来的两段难忘经历——

大美凝成全国“示范卷”

余未人说，2005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郑重地把民间美术遗产普查的任务交给贵州，并宣布《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作为全国“示范卷”先行一步。为此，他还决定从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款项中拨给贵州14.5万元作为普查启动资金。当时，余未人身为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工作自然落到了她头上。

“重压如山，我们能行吗？”余未人回忆说，自己并非美术出身，而且贵州在该领域还是空白，要从民间搜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依赖博物馆和藏家，这谈何容易！但另一方面，贵州当时在文化方面还没有任何事项被纳入全国“示范卷”之列，能够参与这样一项开先例的工作，可谓千载难逢。因此，大家心里担忧的同时，也涌动着热情。工作开始后，普查队伍聚集了180人，包括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收藏家、大学师生、农民及农村小学教师，其中就有到读书会现场的刘雍等人。

“工作中，大家感受民间美术遗产无比丰厚。但同时，队员们也忧虑起来，因为：民间美术消失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余未人举例，2005年11月，普查员到黔东南雷山县西江普查时，当地有一银匠藏有35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地乡间收来的古老银饰样品。到2006年6月，摄影师前去拍摄时，就只剩3件了。20多年来都留着做样品的东西，怎么短短几个月内就几乎卖完了呢？银匠回答：游客特别多，老外很喜欢银饰，又舍得出价钱，就卖了。

“这是当下民间文化遗产令人痛心的一幕，而且悲剧并未结束，现在依然在上演……”余未人说，正因为消失的速度惊人，大家才感到抢救的迫切性。当时，整个团队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专业人员，更无出差费。后来东西多了，光需要筛选的照片就有一两万张，她只能放在家里的客厅和书房，从此谢绝来客，开会就去文联老干活动室。

幸运的是，通过贵州民间美术最雄厚的专业力量的整理，以及冯骥才邀请的优秀设计师的设计，《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最终顺利出版，不仅异常精美，且极富贵州特色，无愧于全国“示范卷”的殊荣。更令大家欣慰的是，该书还荣获了有全球印刷业奥斯卡奖之称的美国“班尼”奖金奖，从此享誉国外。“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各位选稿、审稿的人都很有水平，也很认真，如在读书会现场的杨培德、戴老师、刘雍等人。”余未人说。

《亚鲁王》：苗族英雄史诗

若说《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是贵州民间文化走向全国的开门红，那《亚鲁王》的出现则把这一趋势推向了高潮。余未人说，2009年才进入文化人视野的《亚鲁王》，是麻山地区苗族人民在葬礼上的唱诵，没有文字记录，全凭东郎(歌师)口耳相传。东郎们尽管千百年来一直歌唱，却不知道自己唱诵的是什么内容。到读书会现场的苗族青年学者杨正江，曾用苗文记录了16000多行这种唱诵，但也不明白那些记录是什么意思。

随着全省“非遗”工作的推进，2009年5月，紫云自治县文化局邀请余未人、杨培德、麻勇斌前往当地，经过反复切磋，才提炼出了麻山苗族人民唱诵中的《亚鲁王》精髓。“虽然明确了主旨，但搜集还是很困难。”余未人解释，因为出于信仰，老东郎不愿将《亚鲁王》昭示外人；按民族习俗，除葬礼外，东郎不愿向搜集者唱诵。另外，老东郎经历了“文革”惨痛的“破四旧”，至今心有余悸。因此，搜集者必须是本民族支系的、能够虔诚地举行杀鸡拜师仪式并被东郎认可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真传。她说，苗族青年学者杨正江，正是经过杀鸡拜师仪式，才得以聆听唱诵的。

“即便如此，杨正江团队在亚鲁王的搜集、整理、翻译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如经费、人手不足，不懂古苗语，搜集非常辛苦。”余未人表示，搜集整理后，由于翻译过程中一些口头苗文词语很难找到对应的汉语词汇，于是用书面语、现代词代入，140个成语、书面语反复数百次甚至上千次地出现。她把初稿分别交给冯骥才与刘锡成两位先生，恰如所料，都被告知“得重来”。

余未人不得不介入《亚鲁王》汉文本的翻译工作。她给自己定下一个基本原则：尊重东郎的原唱和他们唱诵中传递的民间口传文学的审美观念，维护《亚鲁王》中的口头语言、口头词汇，把文化人追求的书面文学的“修辞美”和“韵律美”逐一清除，避免史诗的“书面文学化”。“我把这称为捉虫工程，将虫子一一捉出，将史诗文本还原为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麻山东郎的口传风格。”余未人说。她认为《亚鲁王》是一部苗族英雄史诗，填补了西部方言区苗族迁徙、征战的口述历史的空白。经过努力，这部民间文学的鸿篇巨制终于得以在2011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部，共10819行，并于2012年2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成果发布会，并列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同年，《亚鲁王》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学术事件。

“民间文学是一片大海。《亚鲁王》以后的几部还在搜集、整理和翻译之中，任务艰巨。”余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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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依然在路上

“她虽步入了古稀之年，但依然在路上。”在《民间笔记》一书序言中，民间文学家刘锡成写道。的确，余未人在退休之后，以六七十岁的高龄投入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保护、整理、翻译、出版和讨论工作，前行的步伐从未停下来。就在上周记者联系她做本期读书会时，她还在紫云的出差途中。

谈起余未人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责任和担当，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记忆清晰。他说，正是在余未人的引领和参与下，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才有从“国家级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成功申报，到全国非遗数字化“试点省”的成功争取；才有从影响全国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15-2020)》的制定，到全国第一个省级非遗综合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馆”开放；也才有从“非遗生产性保护”，到文化部唯一支持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培训计划》的实施……“这些都无不得益于余未人老师精神之感召，凝聚着她的智慧和心血。今天我们分享《民间笔记》，期盼能滋养更多后学。”龙佑铭说。

文史学者王尧礼深有感触地说，都说贵州是民族民间文化大省，有这么丰厚的家底，但长时间没有很好地挖掘整理。若不是余未人及众多有识之士如此艰苦的工作，绝不会取得如今这么丰硕的成果。如果不整理，尽管我们拥有丰厚的资源，那也还是文化穷省。看了《民间笔记》一书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吴一文来了灵感，认为应该提出一个具有贵州特色，又能在全国民间文艺界立足的提法——中国民间文艺抢救发掘的贵州范式。研究员刘之侠认为，正如余未人在《信仰·亚鲁王之魂》一文中所写的那样，英雄史诗《亚鲁王》不是纯文艺作品，而是信仰的结晶。《亚鲁王》千百年口口相传保留至今的历程，也正是信仰力量的表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非遗”工作队伍，更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一定能得到保护和传扬。

“站在这里，我很激动，也很幸福。这也印证了余未人老师曾经对我强调的一句话：说我并不孤单，有很多人都在关注和关心着我。”活动现场，苗族青年学者、《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正江颇为激动。他说，站在读书会现场，置身“非遗”大家庭，真的感受到了这一工作的幸福。

杨正江说，2009年，自己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折，在26岁时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孤独、寂寞、冷嘲热讽，以及生活工作的压力。忍无可忍时，他哭着给余未人老师打电话：“我想放弃，如果再做，那就一无所有了！”当时，余未人不仅勉励他，还给了他8000块钱，以及一台照相机。余未人鼓励杨正江走进麻山，他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从那时坚持到现在。

“当时，余老师安慰我说：你不会一无所有，什么都会有的，相信我！我相信余老师，现在的生活和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其实什么都有了。”杨正江激动地说，“我向余老师保证，正如你说的那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会把它延长。”

“15年前，我采访余未人老师，她送给我一套《贵州本土文化丛书》，我从此开始学习贵州本土文化知识，并从此走进贵州乡土。”活动现场，贵州日报首席记者王小梅回忆了认识余未人，以及之后一起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她说，余未人70多岁还在坚持工作，这令人格外感动。就从文学转向人类学而言，冯骥才先生在中国堪称典范，余未人老师则在贵州开了先河。

“余未人老师在书里批评了拔高民间文化发现者，忽略原始建造者和书写者的心态，这话我很赞同。但同时也要说，因为有了这一批人，才能发现这么好的文化，因此他们的功劳也不能抹杀。”现场，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朱伟华说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她说，作为一个老师，自己一直在想如何继承前辈们的精神，又如何影响学生，把“非遗”工作很好地进行下去，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贵州文化有没有后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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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之外的余未人

活动现场，不少民族民间文化专家、作家，以及与余未人相熟的同事、朋友向书友们分享了他们眼中的余未人——

戴明贤：他们所做的将成贵州以后的文化资源

“我认为，一个人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有两个标准，一是当时是否取得成功，二是能否成为今后的文化资源，而后者才是最了不起的。”读书会上，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郑重地向年轻书友介绍，现场的余未人、杨培德、刘雍、王尧礼等人，均是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值得敬重。

戴明贤说，自己与余未人不仅是老同事，更是老朋友。相交多年，他深感余未人性格里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正直，疾恶如仇；二是刚毅，要做的事情一定做到；三是敬业，接手的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因如此，她从事文艺工作时成绩斐然，转行到民族民间文化领域后，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读书会现场，戴明贤先生还转达了老报人刘学洙先生对此次读书会的祝贺。

杨培德：为《亚鲁王》出钱出力

读书会现场，苗族学者杨培德透露了《民间笔记》未曾记录的诸多故事。他说，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贵州民间文艺家协会收集整理的各民族民间文学共有七十二集，非常丰富，但全部都是原始材料，理论上还有待提升。余未人分管相关工作后，一直致力于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并组织开办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人类学培训班，并从里面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的彭兆荣如今已是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导师，徐兴建则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文化人类学家。

“即便就学界所熟知的《亚鲁王》而言，很多精彩的东西也未写进《民间笔记》。”杨培德说，正是余未人的远见卓识以及不懈努力，才使得《亚鲁王》得以面市，不仅成为中国第四部英雄史诗，更打破了原来南方民族没有英雄史诗的定论。尤为难得，也极少为人所知的是，《亚鲁王》一书的一些费用是她私人垫付的。在杨培德看来，余未人参与发掘、整理、翻译、出版、传承、保护《亚鲁王》的艰难曲折，本身就可以写出一本很精彩的书。

邱镛怡：她是咱“东疯团”掌门人

作为余未人的老友，摄影家邱镛怡向书友讲述了余未人学术工作之外的另一面——一个富于生活气息的女性。他说，余未人身边有一群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大家由于年事已高，有时不免丢三落四，行为举止又有些年轻味道，于是自命为“东疯团”。作为“东疯团”的“掌门人”，余未人常常就大家共同的旅行地提出建议。“我们曾在伦敦、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为她三次举行生日纪念，记得在涅瓦河游艇上为她过生日时，我们把青年时代学会的苏联歌曲如《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一首首唱出来，歌声高亢优美、情真意切，着实让同游的各国旅客大吃一惊！”据他透露，余未人还是一位美食爱好者，常与夫君王德钦先生研制美食，长期坚持锻炼，游泳之外还自编了一套保健操，对长期伏案者的颈椎保护特别有帮助。

丁南：她的“华丽转身”早已注定

“首先，我要对余未人和我省‘非遗’工作者表示敬意，并对他们作出的贡献大大点赞！”发言时，高级编辑丁南女士颇为激动。她说，自己拿到《民间笔记》后，很多章节是流着泪读完的。特别地，在读书会现场见到书中人物刘雍、杨正江等，更是格外高兴。身为老同学，丁南感觉早在青年时代，余未人就对民间文化有一种特殊情结。后来她虽然从事文艺创作，却仍然热爱和关注民族民间文艺，并对它们的保护和传承有着一份自觉的责任感。为此，她才会在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集结号吹响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项伟大工程，并成为组织者和实践者。

嘉宾介绍

余未人，生于1942年，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百余篇(部)，出版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5部。出版文化研究著作9部，组织策划民间文化丛书四套(共计40本)。十多年来，她致力于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主编《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执行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以及《亚鲁王文论集》一、二集等。

现场互动

书友：余老师您持续不断地关注、身体力行地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让我们后辈非常感动和感佩。我想问，既然民族民间文化是贵州的宝贝，那我们该如何传承和传播？

余未人：希望政府不要把旅游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民族民间文化放在第一位。否则都是一些糊弄人的东西，那是谈不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

书友：社会发展必然带来文化融合，但这可能丧失民族文化的特点。在今天，该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

余未人：文化变迁是客观规律，这无可阻挡。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农耕文明，现在社会生活变化了，文化自然也随之变迁。但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保留下来。有些物质形态的东西相对好保护一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西，那就是要传承下去。实在不能传承的，就放在博物馆里，做一些静态的保护，让后人知晓。

书友：作为年轻人，我们该如何传承贵州民族民间文化？

余未人：希望肯定是在年轻一代！如果你们能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身体力行地保护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能把相关知识向更多的人传播，那就是最好的行动了。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