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环境与区域文学嬗变：新世纪贵州文学状态略观
信息来源：赵卫峰新浪博客    作者：赵卫峰    阅读次数：3515    发布时间：2015-11-27

新世纪以来贵州文学逐渐回暖，这是文学的规律与力量使然更是时代所需，网络兴旺、传媒勃兴，文学生成与传播已渐进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工作及创作方式和文学接受方式都发生变化的“数字化”时代，就贵州文学而言，诗歌应时茁壮，散文随笔、各类小说及非模式化写作也在宽敞的传播时空自在而激情地涌现，多代作家作者通过网站、博客、微博、民刊、手机及微信等方式与传统纸质媒介一起，表现生活，传递心声，雅俗并进，“大气候”之下虽非意味着全盘适应或顺境，但肯定增加了区域文学生态新建和变化的可能。

笼统看，“数字化”对于贵州文学变革性的影响至少有二：对文化文学信息的地理区隔的打破、对文学阅读与评判相对闭塞和单调状态的打破，写作的热情与积极性相对提升，这意味着“贵州的”创作既能便捷进入共享的传播视域，同时作家、文本、观念等一旦现身，便都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识别、评判与比较空间。

有比较就有自省和进步。个体脱颖而出于群体的现象逐步突出，近五六年里，冉正万、王华、肖江虹、曹永等频频出击，小说方面初现有“经典气质”的篇章；散文一改往昔基本没有整体发力和出山的局面，完般代摆、安元奎、刘照进、孟学祥、陈丹玲等中青年作家成绩显著；一向活跃（又虾多鱼少）的诗歌、散文诗亦积极浮出并与全国接轨，或通过种种形式加强了交流与进步。这些现象给贵州文学的翻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

数字化环境对新一代写作者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要求，它使生命、生存、生活的质量、目标、问题与往有别且更加多样，地方文化改良性建设的内在要求也应时而变，即“数字化”事实上建构了一个阶段性的新“精神环境”。过程中，全球、全国化背景下的影视、音乐、美术和旅游文化等广义的物质文化“信息”的冲击更为有力和直接，它丰富了作家的价值观、审美观，改变了认识与想像世界的方式，作家们的自我调整也迫切而主动，写作者对自身的要求无形中有了提高，富于现代特征的新经验、新表达层出不穷。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化环境使贵州文学在百花绽放的同时，又同步地存在去粗存精的态势，换言之，“数字化”既是新时期文学的普及条件，又起着必然的过滤作用，它在相当程度上使区域文学不仅相对地丰产，且已出现了从“多出品”到“出精品”的自觉转变。

内部或地域辨识及民族文学的可能

数字化时空的到来也促使了区域文学内部的辨识。贵州文学在上世纪后20年曾有一定影响，它是特定时代环境里区域文学值得保养和借鉴的传统和资源，但辩证视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作品更多影响的是一代人同时代人，一个地方给文学的印象，按理也不可能总是过去的“成绩”、总是回落在已停止或很少创作的老作家和前诗人名字上。地方文学队伍的新老更替是必然的，在传统的文学类型之外，新时期具有杂食性和现代特征的文学表达与时代风貌及精神图景息息相关，和当下的贵州当下的身心最近，更需支持和肯定。

地域与文学的特殊关系自古存在，万水千山自然是贵州永远的现实环境也是精神背景，它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应该的文学生态。贵州地域及民族文学与“乡土文学”界线并不分明，有其复杂性。就阶段成绩而言，贵州地域及民族文学可圈可点，在早期“蔓萝花”、“好花红”鲜明盛开之后，在原有的可观的民族文学成绩基础上，世纪之交以来赵剑平、戴绍康、韦文扬、潘年英、欧骁、龙建刚等对“黔地”主题曾有非凡表达，新世纪以来，袁仁琮、禄琴、罗莲、马学文、喻健、末未、韦昌国、郑吉平、魏荣钊、徐必常、牧之等均贡献了关于地域及民族文学的特色文本，除了人口较多的“苗布侗土”之外，回白水黎和毛南等每个世居民族基本都出现了有成绩的作家。近年来如《仰阿莎》、《奢香夫人》《云下的日子》等较有影响的影视和戏剧、音乐作品及“多彩贵州”文化系列的诸多优良作品，体现了多种文艺的互动，也为本土文学新一轮前进提供了有益参照。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贵州地方文化的原生性相对较弱，民族民间“故事”表达与现代“文学”表达含混和纠结，相关“文本”尴尬地形成以文学为外壳、以民间传说故事为内容，将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价值观、审美观当成唯一或主要诉求方向，或只为呈现文化差异，或多留连于相对小容量小地块小视野的风情民俗展现，这导致了对地域和民族文化的探索与融会始终未达到真正的有效之境，文本简单，表达主题及题材同质化，尤其馈乏应有的文学性。

文学能促进区域文化印象与形象的建立且经久不衰。远远看，赵树理贡献晋味，路遥唱出秦腔，沈从文建设“湘西”，白族“五朵金花”塑造“大理”，阿凡提、阿诗玛的故事以及“敖包相会”、“康定情歌”、“刘三姐”等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为特定地域长效增色。相较而言，有关“贵州表达”的情况虽然总体不容乐观——却也正好表明有相当的空间与潜力可挖。今之时代，“数字化”意味着多层面的全球全国联通，城乡一体，地理文化的差别较之往昔已有明显改善，因而“数字化环境”提醒着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文学层面的地方性，民族性，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然地理及其基础之上的地方文化的常规迹象只是表面，发现和探索“本地”与“本地人”的文化心理关连，是保持创作主体性、使文学的地方性、民族性真正得以落实的关键。

事实上，与全国始终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贵州文学面临的自我革新压力更大，在“数字”统率的现时代，它们需要处理更复杂的生命与生活经验，同时面临在全国性文学大格局里保持独立和可识性的问题，由于当下传播的兴旺，也由于于文学阅读方面的辨识能力提高，贵州文学要像上世纪那样阶段性地挺身抢眼显然更具难度，仅从这个层面说，每一步前进都值得鼓励。因此不妨以进步的乐观的心态来判断当代贵州文学，重识和完善来自“内部”的鼓励与评价体系，这样也能更好地解决属于外部条件方面的问题。

乡土标签的审视

“乡土文学”长期来成了贵州文学代称，相关诗歌、散文诗在省内一直也被误识为相关文体的主流（当然从行政区划看这种认识并不即于贵州），评论界亦常将乡土味视为贵州小说的优势，《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2013年接受黔地媒体采访时亦再指出“贵州乡土文学成就突出”，可见贵州（文学史）“乡土文学”的对外印象何其深刻。但这种局部的肯定是否也意味着对整体或另一局部的忽略或不肯定？

虽然评论界仍在不断拓延其内涵，但“乡土文学”的贵州链条通过蹇先艾、寿生、石果、廖公弦、何士光等前辈之手其实已基本完成？从诸多方面看，不仅此后及现在的贵州文学与“乡土”已有疏离，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三农”主题与题材的文学划入“乡土文学”范围，本身就值得商榷的，这种惯性划分的产生原因，是这一时段的区域文学因多种因素而暂时地欠缺鲜明的识别码。若以数字化时空为若判断座标，我们看到，对传统乡土文学的反思与参照性疏离，恰好能体现新时期贵州文学的某种进步或应该的变化。

“乡土文学”的开始本身就隐含了深切的反思与审视，上世纪30年代受到鲁迅、胡适肯定的蹇先艾们“寓居”当时的中国中心大城，“换位”使他们能更好回望“老远的贵州”并作出新的价值与审美判断，这是积极和进步的。但上世纪后期以来的“乡土文学”却更多体现了徘徊及复制。如果说昔日前辈需要以“寓居”来达到换位思考，那么数字化时空里当代作家的“寓居”则可灵活地迈过地理空间位移这一环节，在新的体验基础上他们可以通过更丰富的阅读资源、网络信息、时代环境变化的综合认识来理解并完成部分任务。即数字化时空一方面使当代作家能方便和及时换位思考，同时又使思考及对外的比较参照更加积极、主动和深入。而今，当代贵州文学的乡土内涵和观念已然有变，仍将三农题材的文本划归为“乡土文学”范围，反而会形成对区域文学总体的继续遮蔽。

进一步说，对概念化模式化“乡土文学”的心理暗示和依赖，已使贵州文学的生成事倍功半，也浪费过多。从上世纪至今，相当部分的贵州乡土诗歌及散文诗对乡土风情、生活的单纯描绘、对自然环境的简单美化，明显悬空失真，与当代文明和时代精神保持了距离，它们回避了文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存在模式化、同质化和非文学性等症结——虽然它们仍然在频频发表与获奖与获得主流认可并且更年轻的80后90后创作者已然跻身这支——无论在文本表达与观念建塑上都属于仿袭的队伍。我们可以把“乡土文学”标签当作数字化时空里区域文学多元化的表现之一而非独秀，更须随时的辨识。

对“乡土文学”的审视并非否定，而是提醒和要求贵州文学不能只守成不创新，同时这也是区域文学生态更丰富多样、自然和谐的需要。近百年的贵州基本以乡土文学为主，作家们大都生活和熟悉农村，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作家们固守其乡土记忆和经验，习惯性地安身于城市文化的对立面，心理盲目倾向或茫然顺从于文化与文学主流，欠缺自主的识别与选择，同时作为地域文明的创建与聚集平台的城镇环境被忽视，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迹象，以及在此新环境里众生的理想、躁动、不安、平常生命与生活状态和人性的复杂性，在创作中少有及时和有效的反映，这至少表明本土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迈进，对城市文化及城市文化的认同、包容和介入度仍需加劲。

其实“多彩贵州”之“多彩”，亦指神态与花色品种，譬如欧阳黔森、袁政谦、王建平、谢挺、戴冰、林吟、何文、黄冰、王剑平、李晁的广义的城市背景小说，“新一代”之吴春山、钱磊、徐源、韦忍和“90后”之蒋莱明、胡知秋、梁沙等的多主题诗歌等都呈现出与往不同的气质，不宜简单归为“乡土文学”范畴。如今，成长成熟于现时段的城市文化环境中的年轻作家，其文学观与创作实践与现时同步对接，他们在贵州文学的“城乡”倾向之间无意地保持了“中立”，生命生活和现实之间遵循了基本的真实和实在，并且直接检验着新历史条件下固有文学话语体系的打破和更新；对于“区域文学”，这种新气象无疑值得新的评判和肯定。

本土文学评价体系困境与突破

世纪之交，由何光渝主编的包括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戏剧文学和民间文学史等4卷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面世，该书系对清末民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百余年间贵州文学中上述文体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贵州省作协组织下，多位学人自1990年始亦曾陆续出版“贵州新文学大系”，该大系包括现代文学、史料、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文论共8卷，全面展示了贵州1919——1989年70年的文学发展轨迹。如纵向看，本土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整理及各民族文学史研究方面显然时间更早，从上世纪50年代便已启动。文学史也是地方文化史，更是一代代人的心灵史，由此，时光将知道一个地方文学的轨迹或特色。

盛世修志，继往开来。类似书系、大系的编撰事实上也类似于对一个地方、地个时期、一群人及文学作品的综合评判，新世纪以来，相关的总结与评判方兴未艾，《黔北古代文学史》、《黔北20世纪文学史》、《黔西北文学史》、《序曲与落幕——二十世纪六盘水文学概观》、《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等陆续现身，2012年，“贵州省世居民族文学史课题启动”，原有的民族文学资料得到补充，白族、毛南族等人口相对不多的民族文学史亦陆续成稿，填补了地方和民族文学史建设的空白。不绝对地看，贵州后期的各文学史在搜集整理的同时，文学史观亦在变化，新观念新思维和新环境带来的比较、评判和展望因素逐渐增多，同时由个体介入或民间参与的专项整理或局部展示情况也有出现，如《高处的暗语：贵州诗歌》、《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新世纪贵州散文诗选》、《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等纷纷面世，对本土文学的全方位记录起到了有效的资料互补与留存作用。

世纪之交以来涌现的论文、论著及史著、史料和工具书，数量和质量均较可观，队伍建设亦逐步呈现成绩，然在看到成效的同时，如果纵横比较又会发现，类似的努力仍然不够。若是不恰当地比方，可以说，我们做的主要仍是基础性的、粗放而简单的劳作，关于区域文学的学术评价体系未能有效、及时地建立和提高。

简言之，我们可能仍局限于总结性的、肯定成绩式的工作，而不是从“问题”、“批评”和“导向”入手，也不是从早、从快地展开研究，加强评介，积极推动。这其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力度与自觉性均有欠缺，亦存在多种脱节，如创作方面与评论方面未能有效接轨，高校学界与文学创作界间未能有效建立融洽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创作界对评论界、学术界间的认同意识也有所欠缺。

期待着今后的作家与学者会更加注意来自内部的“磨合”与提高，即既有文学评价体系与创作实际间的关系调整，文学研究如何与时俱进和现时挂钩，如何主动适应与网络环境中的种种文学实践——这是文学研究的使命，也是自我发展的应有选择，如此，时光便会欣喜看到若干“研究会”“协会”“学会”的动态和“研讨”、“诗歌节”、“交流”不只限于表面与务虚，不只流于“著名”文人作者的交际，文学的真味与幽远永远不会存在于觥筹交错之间。如此，我们便能真到做到和做好“结束贵州那种总是被‘他者’居高临下地‘描写’的历史命运。”（何光渝“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编前语）

结语：我和我们共同面临的

数字化环境并非是指区域文学的集体转向而是指其给本土文化生态的建树带来新的参照与提示，在一个相对开阔的视界里，我们更能看到贵州地理给文学带来的影响，它自然而然同时又有局限性，乡土抒情、山水风情在充分地体现和承接传统审美、价值观和写作传统的同时，又容易导致了文学创作模式化、复制性和偏安一方的守旧倾向，易与时代脱节，欠缺现代感。而数字化时空对区域文学新变的影响当然是实在的，它源于现实并构成新的“现实”，它要求我们改善介入现实社会、切入真实人生的方式，在承接本土文学传统营养的过程中突破模式化思想艺术观念，在挖掘异质文化、保存和发扬区域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同时，妥善解决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内在关系，达到民族性、地方性、文学性的有机结合，如此，区域文学的新面貌就会拥有更多更大的可能性。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