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万作品研讨会举行 他是黔北耀眼的文化符号
信息来源：贵州都市报    作者：赵毫    阅读次数：3867    发布时间：2015-12-22

12月18日，冉正万作品研讨会在遵义师范学院举行。作为“黔北作家进校园”的系列活动之一，冉正万是第四位走进遵义师范学院的黔北作家。研讨会由遵义市文联、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遵义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王刚主持。

当天，来自贵阳和遵义两地的作家、评论家、教授等共40余人参加研讨会，畅所欲言地讲述自己心中的冉正万和他的作品，大家一致认为：冉正万脚踏实地地潜入地方历史和文化、聆听民族声音，并以虔诚之心写出充满魅力的文字，个人和作品共同构成了黔北一个耀眼的文化符号。

是地方的，更是黔北的

“作家冉正万生长在黔北，从余庆农村走出来，地质专业带给他与山川万物始终有一种亲近，为文学创作奠定了独特优势。”遵义市文联主席赵剑平首先介绍了冉正万和他的作品，他说，冉正万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经历与追求决定了作品的色彩，体现在作品中，则是浓厚的人文与生态气息。

“在泥沙俱下的市场大潮下，他一直坚持纯文学创作，这是难能可贵的。”赵剑平表示，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个人追求，更是时代精神的表达。在神圣感消解和淡化的当下，在现代性带来的文化雷同局面下，地方文化基因更应该成长，灯塔一样成为为地方证明。而冉正万的作品，就是地方性的，更是黔北的。

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唐燕飞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有着鲜明的地域风格，而在冉正万的小说中，贵州独有的高原地貌特征、风俗民情，高原人粗犷坚韧的性格，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自己也说，‘贵州基因是已经渗透在字里行间，无一字不是和贵州有关，基因是贵州的，躯体也是’。”由此可见冉正万的作品有着多么深厚的贵州烙印。

传奇色彩，人文关怀

谈起冉正万的作品，不少人都声称被小说中传奇乃至魔幻的色彩所吸引。遵义市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彭一三表示，小说《天眼》就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品。“开篇写寨守陈灯高被牛角挑中喉咙而死，作品带着传奇色彩。继而说落气袋，写树葬的丧葬风俗，又写陈绍冒复仇杀牛，与冤家寡妇成为一家。再后来他劫法场、称皇帝，简直传奇透顶了！”

另外，彭一三认为《天眼》把一家三兄弟的命运放在地处黔北的燕毛顶来写，四十年间人世沧桑、政治运动、社会变革、一环扣一环，作者或粗或浅地在作品中有所交代，让人感觉就是一部活脱脱的现当代农村社会发展史。因此，《天眼》的文学价值更表现为文学叙写历史，深刻细致地反映了文学的社会性。另外，叙述中死亡如影随形，悲怆悲凉，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蓝卡佳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看待冉正万的作品《天眼》。她认为，小说用娴熟的民俗语言来描写历史变迁与人物命运，不同时期的社会方言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贯穿其中的婚俗、丧俗等则体现了黔北独特的山地文化。“文化是根，已化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蓝卡佳说，作者正是运用大量的黔北民俗文化和地方方言来反映历史的变迁和人性的荒诞，从而凸显出文中人物的悲剧性，而发生在大山的悲剧故事，正是作者人文关怀的体现。

他是最勤奋的作家

作为冉正万的好友，贵阳市作协主席肖江虹分享了冉正万的创作经历。“他是最勤奋的作家，每天早上起来写多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变过。不仅如此，小说质量还那么稳定。”肖江虹说。“《白鹿原》表现出的是机巧，《银鱼来》则更多的是笨拙。把笨拙发挥好，力量上将超过《白鹿原》。”

肖江虹说，作为叙事者，冉正万对作品中的人物小心翼翼，其实是对大地山川、风物的敬畏，知道人面对大自然如此渺小，这是他成功的秘诀。“边地如何文学，像冉正万一样把自己降到尘埃里，那必然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我期待冉正万有一天能写出超越《银鱼来》的作品，也相信他一定能写出来。”肖江虹说。

“他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魅性，最喜欢《银鱼来》与《纯生活》。”作家、遵义市文联党组书记肖勤如此坦言。她比喻说，冉正万本身就是一条奇特的大鱼，潜在水底下，头朝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成绩好，却非常低调。同样以好友的身份，肖勤谈到了冉正万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我曾问正万是如何寻找灵感的，他说曾到过桐梓，在县志里找到了灵感。”肖勤说，冉正万的作品之所以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因为他在努力搜集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本土文化碎片，从中找到了素材，也获得了灵感。

边地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索良柱表示，近现代以来，贵州并不乏优秀的小说家，如蹇先艾与何士光，但他们更多以短篇小说闻名。因此，自己一直期待一部能代表贵州的长篇小说。在这样的期待中，冉正万的《银鱼来》出来了，他看后格外欣喜。“《银鱼来》即使放在新世纪长篇小说来看，也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比部分知名的长篇还要好。”索良柱说。

研讨会上，索良柱谈到了边地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话题。在他看来，边地作家常常被忽略，在这一背景下，要讲好边地故事格外困难。但更为关键的是，大部分作家容易掉入历史的同一性，这以《白鹿原》与《尘埃落定》最为典型，没意识到边地差异。《银鱼来》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打破了《尘埃落定》的叙事逻辑，是真正的立心之作。“进入新世纪，作家的使命就是如何重新叙述中国故事，而边地作家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边地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写出来。因此，把冉正万这样的作家放入中国故事大有可为。”索良柱说。

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陈荣阳说，在冉正万笔下，无论是关涉时代传统与乡土的《路神》，还是探讨个体生命与情感的《细雨下穿了白天》，或者是书写人类偏见与误解的《宝宝废废》，都能在日渐拥挤的当代小说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找到自己的言说空间——这样一种能力，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这可谓少见。但长篇小说《天眼》则未超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惯常模式，那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以某个家族几代成员为核心，在历史的变迁中演绎“一个民族的秘史”。他说，在这样的模式下，作品中的人或事都在时间的洪流中翻滚而行，从而丧失了停留涵咏的可能。

陈荣阳说，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开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京派海派及东北作家群，再到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九十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都在探究地域文学的各种可能性。以贵州而论，蹇先艾、何士光等几代贵州作家都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糅合进了各种具有贵州特色的风物和语言。“但是这种糅合其实未必有太多的感染力，如果未能处理好作品思想与地域风物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影响作家作品的艺术表达和传播范围。”他表示，边地作家创作时，使用地域性的风物和语言应当谨慎。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