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市场分析:一百年来的文学，今天最好
信息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    阅读次数：4446    发布时间：2013-12-01

　　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到现在已经一年了,由此给我们提供一个热门话题,今年有好几个研讨会,都有人说到:中国文学真的走向世界了。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讲座中却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不在于谁获得了国际大奖,而是看我们有没有成熟的作家。当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中国的文学有没有站在世界的前沿,有没有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进行回应。”

　　中国文学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在文化上也能够被世界各国所承认。我们也到世界各地去办孔子学院,国家花了不少钱,急急忙忙要把中国人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到外国去出版。这反映了国家上下共同的焦虑形态。过去有一位西方政要曾经说过“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所谓强国不仅是指经济发达,军备强盛,还要看有没有先进的思想文化能够输出去,让国际上普遍接受,去指导人们未来的生活。如何“走出去”?其实有很重要的环节——翻译。我们国家的电影很容易在国际上获奖,因为电影语言是比较普遍的,它是一个综合性艺术。绘画,在国际上也很容易得到认可,也能拍卖出去。绘画语言也是能够沟通的。唯独文学走出去是困难的。中国的语言如果不翻译成外文,再好的作品也无法被人了解。中国当代在国外最有影响的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等,都是他们的作品先拍了电影在西方流行的。

　　莫言获奖后,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地位骤然上升,如美国的葛浩文,瑞典的陈安娜,法国的杜特莱等,他们的名气跟莫言差不多响。很多人认为,莫言之所以得奖,是因为葛浩文、陈安娜、杜特莱这样一批优秀的翻译家。葛浩文几乎用英文把莫言的小说重新写了一遍。我曾经听莫言说,有一本小说,本来结局中人物死了,后来葛浩文翻译的时候觉得主人公死了,美国人可能不喜欢,就跟莫言建议不要让他死,莫言就同意了。我就问莫言,是葛浩文给你改的,还是你自己写的?莫言说,当然是我自己写的。他根据葛浩文的要求把结尾重新写了一遍。所以,现在大家把研究重点从研究莫言转向了研究翻译。

　　其实我不赞成“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句话,其言下之意是,我们不属于世界,中国是在世界以外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东西。世界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走向世界就是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个观念不对。中国已经包含在世界之中了,世界本身是非常多元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既然中国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外国人认可我们的存在价值呢?一部文学作品能够给那么多中文读者阅读,难道还不拥有世界性吗?当然,语言是一个问题,文化交流和沟通也是一个问题,必须要借助翻译作为一个桥梁,但也仅仅是桥梁。我们有没有站在世界前沿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首先看我们的文学有没有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这才是关键。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自我封闭的,我们按照自己的一套理论在写作,比如,过去的主旋律是阶级斗争,文艺作品里一定要安插一个反革命分子,写农村故事,一定要安排地主在破坏耕牛,放火烧仓库,这样的东西是不大容易被外国读者接受的,现在就连中国读者也不大容易买账了。

　　这种情况在近30年的文学创作中慢慢改变了,中国文学不再按照某个国家政策去写。中国文学成熟的标志,是慢慢形成了一批有自己独特世界观、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莫言只是其中一个。中国有一批这样的作家,其中哪个获诺贝尔奖都有可能,也毫无愧色。比如,上海的王安忆,莫言写的是农村,王安忆写的是城市;陕西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他写《秦腔》、《带灯》、《古炉》,他风格与莫言完全不一样,但我也非常喜欢;山东的张炜、北京的余华、写河南农村的阎连科,等等。莫言可能是其中最吸引西方读者的作家,为什么能吸引?这才与翻译家的贡献有关,世界最好的汉学家翻译家都在翻译莫言。莫言获奖后,可以组织一个亲友团(14人)陪同他去斯德哥尔摩领奖,他邀请了十位翻译家。这是莫言对翻译他作品的翻译家的感谢。

　　诺奖40年后承认现代主义文学价值

　　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颁奖,莫言是第109个获奖者。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法国高蹈派诗人普吕多姆。而不是自然主义大师、最富有战斗性的埃米尔·左拉。左拉在20世纪初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开创了自然主义、也是写实主义的文学潮流。他写了一部20卷的《鲁贡-玛卡尔家族》系列小说,写鲁贡和玛卡尔两个家族的结合,每卷写一个家族人物,写了二十多年才完成。左拉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当时法国发生了一件举国震动的事件,犹太人德雷福斯遭遇冤案,右翼势力趁机煽动社会排犹风潮,反犹太人的潮流不是从希特勒的纳粹开始的,当社会恶势力兴风作浪的关键时刻,左拉挺身而出振臂疾呼,控诉了法国当局制造冤案排犹的罪恶行径,捍卫了法兰西的良心。但是为什么左拉没有得诺贝尔奖,而是给了与世无争的一个诗人?我觉得问题出在当时的主流审美趣味和艺术价值观念上。因为诺贝尔在其遗嘱里特意强调了,文学奖的标准之一就是给有理想倾向的作家。但是不同时代对文学作品如何体现“理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代,所谓的“理想性”无非就是文学作品要表现高尚,表现精神性和宗教性,能够给人产生审美享受。但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文化的审美享受能够体现什么内容呢?左拉虽然是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为人道的、人权的理想而战斗,但是他的小说却是自然主义的,强调了人的遗传力量,他作品里描写了大量因为遗传而造成的酒精中毒、精神病的内容,题材涉及下层社会的煤矿、农村等等,还有大量性和暴力的描写,这个有点像莫言。

　　当莫言获诺贝尔奖时,我第一个就想到左拉。我非常喜欢左拉,还喜欢美国作家德莱塞,但是他们都没有得诺贝尔奖,美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是辛克莱·刘易斯,一个小市民风情画的作家,而不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然主义作家德莱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经常看走眼,不是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一流作家的存在,而是被他们的传统的审美标准所局限,所以基本上都没有把这个奖颁给最优秀的作家。大家可以排一下20世纪前40年的一流作家,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易卜生、斯特林堡……都没有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殿堂,他们都具有现代意义,他们对人类理想的理解早已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左拉开始的。左拉的时代,西方遗传科学刚刚兴起,但左拉已经敏感地吸收到文学创作里来了,他是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风气之先河的作家,以后,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集体无意识等学说才慢慢兴起,并且在科学上获得承认,推动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现代主义大师的审美原则都不符合当时诺贝尔奖评委的主流审美标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认为是色情小说,劳伦斯写《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被禁,托尔斯泰晚年被开除教籍。当时诺贝尔文学奖显然不能适应世界文艺变化的潮流。特别是左拉,他第一个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把人当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有生命的人就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开始的,遗传就是讲生命的奥秘,人类一代代地繁殖,一代代地生育,这才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在现代主义文艺里面,人类的理想不是上帝给以的,也不是来自什么彼岸世界,而是从人的生命本能中产生的一种生的力量。莫言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的人类的理想性。

　　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才开始渐渐承认了现代主义的理想原则,福克纳、加缪、萨特、贝克特等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都陆续获奖。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国大多数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都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当然也有遗漏,比如说博尔赫斯。

　　站在土地母亲身上歌颂生命

　　歌颂生命是莫言小说最根本的因素。很多人觉得《丰乳肥臀》很肮脏,这个女人随便与男人结合,生了一大堆孩子。从生命的本真来看,《丰乳肥臀》提倡了一种美学,莫言所歌颂的女性就像中国的大地一样,那样地卑贱、那样地肮脏、又是那样地伟大,这是莫言的生命观。我们都看到过土地,在人类生活中,土地是最肮脏、最不值得重视的,我们每个人都践踏土地,任何人都可以践踏它,随地大小便,秋风一起大批落叶掉下来,都是烂在土地上,死狗、死猫、包括人死了都埋在土地里,没有人认为土地是干净的,什么脏东西都往土地里丢,土地包容了一切。这样一个藏污纳垢的土地,却也是最肥沃的土地,最后生长出生命,养育了整个世界。

　　莫言出身就是农民,他对土地的感情和理解是很深厚的,他把大地变成了他的母亲。莫言获诺贝尔奖后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讲故事的人》,第一段就讲他的母亲。他说,你们都看过我的家,我的家人你们都看到了,唯有一个人你们看不到,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早已过世,死后埋葬在土地里,国家要征土地修公路,当他去迁坟,挖开土地发现里面尸骨荡然无存,她的血肉早就融化进大地。所以他说:我现在站在大地上演讲,也就是站在我母亲的身上讲话。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最至高无上的就是他的母亲,母亲给了他生命。他是把大地跟母亲融化在一起,因为大地跟母亲一样,它会生育生命,这就是《丰乳肥臀》。莫言是站在土地上,冒犯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观。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的授奖词中说,莫言是拉伯雷、斯威夫特传统下的最优秀的作家。我觉得他们对莫言的理解太准确到位了。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创作了《巨人传》,主人公是个巨人,一顿要吃好几头牛,打起仗来一泡尿就把敌人都淹死了,充满力量、夸张的形象。巴赫金写过一篇博士论文,讨论拉伯雷的文学传统在欧洲的影响。拉伯雷与欧洲的布尔乔亚式思维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来自法国民间,反映民间的狂欢,放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充满肉欲,大吃大喝,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眼光来看比较粗俗、下流。这个传统被后来的资产阶级文明遮蔽掉,巴赫金把这个传统重新发现了。

　　莫言有很多小说用正常的美学很难理解,比如他早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现在已经被编入中学课本,这部小说很难读懂。写一个农村孩子叫黑孩,从小没有父母,又是个聋哑儿,他无法与人正常交流感情,就像小狗一样,吃百家饭长大。他与动物、与大自然比跟人更接近,他没知识,没文化,没思想,全凭对生命的感触活着。他对人事不懂,对大自然却非常懂,他趴在地上可以听见庄稼地里玉米的根在土地里爆炸,他在水里就可以感受到鱼的游动。这么个小孩眼里感受的大跃进、农民公社,多难写啊。最后,小说写到铁匠在打铁,黑孩就在旁边看,那块铁烧得很红很红,他用手去抓,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晚上,他梦见一个透明的红萝卜发出闪闪金光。这块铁烙伤了他的身体,却让他心里产生了美感,这就是从动物般的生命中产生的。

　　人的价值不需要外在的证明

　　莫言对中国农民的理解和书写,在中国是很少有人能比的,他是自觉的农民的代言人,这种代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没有的。中国古代没有写农民的,古代小说要么写商人,要么写强盗,写农民是到了现代社会。因为有了现代化,有了现代工业,有了所谓西方的现代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参照下,大家觉得中国是个落后的社会,这个落后就让农民去承担。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每个人都有,官僚也有,知识分子也有,“阿Q精神”所有人都有,但是放在农民身上,大家觉得很像。所以,中国文学是从现代性开始才有了乡土题材,这个乡土不是真正的农村,是知识分子视域下的非现代性空间,是落后中国的象征。有学者研究鲁迅写农民的小说场景都是在公共场合,没有描写农民在家里的生活细节,因为鲁迅不了解农民,不知道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鲁迅笔下的农民不会讲话,是一个他者,是现代社会剩余的人,他们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后来高晓声写农民,写陈奂生进城看了部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别人问他怎么样,他千言万语憋出一句话,“孙悟空,凶啊。”其他感受说不出来。但是,莫言笔下的农民都是滔滔不绝地在倾诉,是农民的心理独白,他太了解农民了。鲁迅、高晓声都是站在外面去了解农民,而莫言本来就是农民。莫言写的《生死疲劳》、《蛙》,农民的话像洪水一般说不尽。他把农民几千年来没有说出的话,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了。

　　《讲故事的人》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莫言讲到自己参军的时候,有一天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个老首长推门进来,眼睛看着他的桌子对面,看到人不在,嘴里嘟囔着“没有人啊”,莫言就站起来说:“报告,我就是人。”首长被他顶撞后满脸通红,没趣地走了。莫言紧接着说,我那个时候洋洋得意,觉得我是在捍卫人的尊严,但是现在我后悔了。他为什么后悔了?是因为他顶撞了老人不礼貌,还是他顶撞了长官?我觉得都不是,当一个人大声地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他还处于比较幼稚的状态。他是不是人,还需要告诉人家吗?他告诉人家,就是要人家来认可他:我必须有人权、我必须有尊严。等他真正成熟了他就知道,我有没有做人的资格,这个不需要别人来认可,只有我自己就足够了。一个人有没有理想,他是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关键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把握,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而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明。

　　中国这30年才有了成熟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青春文学。从新青年一代新文学创始者,到巴金,到抗战文学,到解放以后的王蒙,再到王安忆这一代,一代代作家成名的时候,基本上只有20岁左右。张爱玲最好的小说,是23岁前后写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萧红去世时才32岁,她一生的作品都写完了;巴金的《家》是30岁写的;曹禺的《雷雨》是23岁写的,每一代的作家都是这样。当时社会变化快,一会儿战争,一会儿运动,一会儿又解放了,每一次社会大变动都会涌现一批作家。那时中国作家的成名作往往就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学不会太好,因为作家的人生积累、对社会的看法,都还处于青春期,看问题看不深刻,个人风格来不及形成。

　　这样的情况只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改观,这30年的中国总算有了比较稳定的岁月。莫言、王安忆这一代作家,到今天才真正写出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作品,比如王安忆的《天香》、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古炉》,与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一样。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有了相对稳定、富裕的环境,才造就了这一批作家的成功。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是在用生命体会这三十年的文学。这一百年来的文学,现在发展到最好阶段,因为今天我们有了成熟的作家、成熟的文学,这些作品放到世界平台上,一点都不逊色。当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学世界性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文学有没有站在世界的前沿,有没有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进行应答,有了这一点,我们才要考虑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请到好的翻译家。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