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相聚，是因为“写作者”这个称谓
信息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滢莹    阅读次数：9379    发布时间：2017-09-09

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左一)，上海市作协主席、“上海写作计划”发起人王安忆(左二)与驻市作家

“在两个时区之间是一个奇妙的处境，仿佛同时经历夜晚和白昼，睡眠和清醒，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一个空间变成两个空间，享受着双倍的经验，但很快你们就将融入另一种时间，即上海时间。”在近日举行的2017上海写作计划欢迎会上，上海市作协主席、“上海写作计划”发起人王安忆在开场白中这样阐述她对于异国旅行的感受。今年是上海写作计划第十年举办，主题为“写作与写作计划”。在这十年间，近70位外国作家来到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文化之城，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内将他们从书面或旁人口中了解的上海一步步丈量成了自己经验和记忆中的上海。

“坚持十年，这件事就会有影响了”

王安忆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就是上世纪80年代赴美参与聂华苓夫妇所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那个计划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想象、一个野心，如果我们也能有这样一个写作计划，也会是很好的事情”。在听王安忆谈及这样一个计划时，时任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孙颙立刻觉得这是一件在耐心培育之下定能结出硕果的文化推广计划:“上海提出要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一定需要更多世界上的作家的眼光来关注上海，我跟安忆说，如果我们能坚持十年，这件事就会有影响了。”

2008年，上海写作计划正式启动，三位分别来自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女作家成为驻市作家，在上海度过了充实的两个月;第二年，五位作家;第三年，七位作家……及至上海写作计划的第十年，已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作家带着各自乡音参与到上海写作计划中。“我们特别期望有更多不同地方的声音，能够来自全世界的范围内，比如说东欧等。我们也拥有一位来自非洲的作家，她来自部落里，看待世界有很不一样的方式，对文学也有着很不同的理解，尤其自身和写作的关系、写作和读者的关系等方面。”王安忆说。

起初，上海写作计划希望邀请一些世界上知名的作家来沪，以增加写作计划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但在创始阶段，这一想法并未能如愿，也曾有受邀作家提出希望能住在五星级宾馆，这一度让作为邀请方的上海市作协感到为难。“能够有成功的作家加盟，无疑能增添‘计划’的光荣，可是，却违背我们的初衷，那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间，认识一个日常的上海，而不是旅游地。”在回顾上海写作计划十年历程的文章中，王安忆写道。为此，为受邀作家提供的住宿地点基本是能够融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有民居的酒店式公寓，在两个月的居住时间里，驻市作家就是上海市民，从窗畔可以听见市井声音，闻到油锅里热腾的香味，探出头去，他们就能看到地下室、临街店铺、车站、地铁口和来往人群，市井气息让作家们更亲切地了解这里。“在这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你们几乎会迷失自己，没关系，再过一段时间你们又会找到自己。上海的空气充斥了你们的呼吸，上海的风景改变了你们的视野。”王安忆说，“有一位日本美术家说过，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空气的湿度。这句话很有意思。亚洲是一个湿度很高的地方，湿度影响视线的曲度，也使我们的轮廓线和凹凸外部有所变化，还会有一种音韵，今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你们就将在这种微笑的视野里生活。”

“我们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为‘写作者，这个称谓”

在与驻市作家的交流中，作家走走注意到许多来自异国他乡的作家都会被上海热闹沸腾的市井之声吸引:“一开始到上海，他们都会敏感地意识到上海的噪音，跟他们的国家相比，他们会更清醒地意识到上海独特的车水马龙的声音，这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会使这些作家感到困扰。”而对在上海生活至今的走走而言，这早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力的体现。“我对他们说，你们去发现这种声音背后的活力，走上街头，走进大街小巷穿行在其中，就好像我们摆在石库门窗口的鲜花，它却可能种植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土盆里，这是一样的意义。”

而她也发现，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作家和作家之间是可以相互激发、交流的。他们可以像上海的普通人一样生活在市民中间，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了解上海，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有的喜欢跑博物馆，有的喜欢走街串巷。“对作家来说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能都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给他们看，我们应该让他们看见中国真实的生活，让他们自己分辨。”孙颙说。

在这座城市，有人看到了美好现实和憧憬，有人看到了和自己家乡的相似之处，也有人看到了来自陌生人的狡黠和小小瑕疵，这并不是一座完美的城市，但它确实欣欣向荣、包容万千，在这里，只要你拥有发现的眼光，就拥有无限的写作可能。

2011年驻市作家，来自澳大利亚的琳达·内尔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居所附近的卖花女，很多个夜里，她会趴在窗台，俯瞰行人、骑摩托车的人渐渐离去，大街变得空荡荡，等到龙之梦商场外墙上不断闪动的大屏幕熄灭，喧闹不停的白天难以想象的沉寂才会终于降临到这个街区。“那天晚上，当我靠在窗边、靠近鲜花时，香气提醒我同时去想两个地方:我住在布里斯班时所在的街道，以及我住在上海时所在的街道。那天之后，我每隔几天就会去买花。……在这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渐渐成为某种恒定、亲切的象征。”

2016年初秋，本来并不打算在上海写作的西班牙作家安娜·卢比奥·范多斯发现，在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城市，自己以地中海风情为基调的长篇小说推进竟然异常顺利。她每天花2到4个小时集中创作，然后全身心投入上海的生活:“我愈发确信，上海之于我，是一场感官的盛宴。假如有一种感官尤其打动我，那便是触感。在这座熙熙攘攘、富丽堂皇的古老城市中，我最爱徜徉于售卖丝绸的街道，走进一家小店，指尖轻轻滑过真丝挂画，或是柔软的丝绸织物。将此等艺术与柔滑捧在手心，真是极致的享受。”

2012年驻市作家、来自保加利亚的史维特拉·格奥尔基耶娃在上海完成了一部诗集，经由一个陌生中国孩子递过来的红苹果，她在这片古老大地上洞悉了某种穿透性的力量:“车窗外沉寂苍凉的平原一片片掠过我的眼帘。破晓时分，第一缕曙光照到那只苹果上，呈现出温柔的绿色和玫红色的光晕———如此完美。回到酒店的房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到了家。洗去一身的疲惫，我依旧沉浸在前一天的旅行回忆中，感受着古老历史沉淀下的魅力，心中满是敬畏。窗外，脚下，街道开始复苏，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低头咬了一口苹果……随着新鲜收获的果实的芬芳，我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永恒之谜。”

也许正如王安忆所言，“他们带来他们的乡音，加上我们的乡音，互相讲述故事，故事分两类，一类是他们真实经历的，一类是他们虚构假设的，这两类故事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就是事情的神秘所在，也是我们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它将互不相识的我们归为同一族群，名字叫‘写作者’”。

“世界各个角落都变得跟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就会牵挂很多事情”

某种程度来说，正是由于上海写作计划的无功利性，才使得这项每年初秋如期举办的活动具有了更广阔、长久的生命力，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流、碰撞也拥有了多种层面的文化涵义。

在与驻市作家交流自己的作品 《象》 并赠送了对方英文译本后，作家陈村惊讶地收到了来自驻市作家的一封长信，“那是一篇很长的关于《象》的文学评论，其中不乏新的发现与观点”。“这种交流是活生生的交流，那个国家也好，那个城市也好，也是以一个人的形象站在你面前了。”在谈及与驻市作家的交往时，青年作家周嘉宁说:“世界各个角落都变得跟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就会牵挂很多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样的。”

2012年，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来到上海，在与上海作家的交流中，她深深为这座魅力满满的城市所吸引，也为作家们的书写所吸引。回国后，她将赵丽宏的诗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忆的小说《小饭店》以及孙未的三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与保加利亚读者共同分享她对于这些作品的喜爱。在保加利亚电台录制节目时，她也提及中国作家的作品，并将他们的作品选入当地文学期刊和文学报纸中。而她自己则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和小说的忠实读者，她还与一些保加利亚作家共同成立了一个研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小组。“上海写作计划使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分享彼此的写作经验，交流彼此的写作进度，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

由于至亲离世，爱尔兰作家科纳·克里顿一度放弃了来上海驻市的机会，但对这座中国城市的向往使得他在心绪平复后，又主动向上海市作协征询。2009年，他终于来到了上海。上海与他所生活的科克是友好城市，在到来之前，科纳一直以为友好城市意味着许多方面的相似，而上海的实际生活经历着实让他大开眼界，并激励他重新开始了停滞许久的创作。“刚来时我住在玉佛寺附近，第一次从窗子向外张望时，对面有一幢大楼，我想了一下，整个科克市的人口估计差不多只能填满这座房子。”———这是他对于上海最直观的印象，人口众多、充满了魔力和文化的生命力。科纳表示，对所谓驻市作家来说写作不仅是写作，而是参与到这里的生活，并与自己过去的生活相互参照。因为他的努力，如今你去往爱尔兰科克的小酒馆里，也许能发现赵丽宏的诗集。“在完成驻市作家之行，到现在的八九年时间里，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经历是人跟人之间的经历，当初这里放眼望去都是陌生人，现在却都是生命中的朋友，这也许是我们写作计划的意义所在。”

在王安忆看来，在来到上海之前，这些作家对于上海、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了解多是扁平、有限的，而出访形式下的交流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请进来，他们正好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现场，在他们将来的写作生涯里，我们希望能施加一点影响。作家就是世界性的公民，应该得到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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