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做文化交流的“驿马” ——专访翻译家郑克鲁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解放日报　|　曹静    阅读次数：11983    发布时间：2019-11-16

日前，中国翻译事业70年论坛暨2019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举行。

“译事之艰辛，惟当事者知之。”尽管如此，仍有一批人不畏辛苦，不计名利，甘做文化交流的“驿马”。80岁的郑克鲁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越发感觉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郑克鲁说。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历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主任等。1987年获得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2012年以译著《第二性》获“傅雷翻译出版 奖”，201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曾祖父什么也没留下

在中国澳门妈阁街，有一处中西合璧的深宅大院——郑家大屋。1894年，隐居澳门6年的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在此撰成了皇皇巨著《盛世危言》。

1939年，郑克鲁出生在郑家大屋。仿佛是铭刻在血液中的对西方文明与外来文化的敏感与探究，让他命中注定般走上了文学翻译这一中西交流之路。

解放周末：澳门的郑家大屋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您回过这个自己出生的地方吗？

郑克鲁：我四五岁就离开了澳门，有五六十年没回去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到澳门做学术访问，我才第一次“参观”郑家大屋。小时候的记忆几乎已经没有了。

其实，澳门不能算我真正的故乡。郑氏的祖籍在广东中山，我小时候一直听大人说到“雍陌”，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到了位于中山三乡镇的雍陌村，参观了郑观应故居。应该说，那里才是我真正的故乡。

解放周末：在这之前，您没有寻根的想法？

郑克鲁：没有。郑观应虽然很有名，但我一直觉得他还是很遥远的。他1922年去世，我还没有出生。加上我祖父30岁出头就去世了，我从小对祖父了解得不多，对曾祖父知道得就更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曾经有人问我：郑观应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这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但据我所知，他的确没什么财产，连一幅字画都没有留下来。

曾祖父虽然是实业家，曾经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轮船招商局总办等等，但经过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开平煤矿赔案两件案子，损失了很多钱财；而且，他虽然16岁就到上海学商、办实业，但聚财敛财的意识并不强。他特别强调“清”“慎”“勤”这三个字，从没想过给自己留什么，也没有那种积累家产、庇荫后世的想法，到了晚年更加把精力放在了做慈善、办教育上。

解放周末：郑观应本质上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位思想家、慈善家。

郑克鲁：对。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但确实给全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很重要的书——《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财富，是巨大到无法形容的财富。

解放周末：尽管您没有受到曾祖父的直接影响，但人们依然会好奇：您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郑克鲁：就是非常普通的教育。因为祖父去世得早，我父亲很早就工作了。他在海关做事，调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跟着去，我们待过湛江、海口等好几个地方。我八九岁时到了上海，进了南洋模范小学，学费很贵。后来念不起了，我就回虹口上了普通小学，中学读的是华东师大一附中。

父母对我们是非常开明的，从不干涉。我平时读了许多小说，喜欢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分文理科时就选了文科。当时亲戚长辈都很奇怪：国家建设正热火朝天，更需要理工科人才，尤其是男孩子，一定是选理科的。怎么你家儿子随随便便就选了文科呢？但我不喜欢理科，没办法。我父母也没有干涉。

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就按照我喜欢的报考。我本来想报考俄语系，但1957年中苏关系破裂，俄语系停止招生，我就报了西语系法语专业，结果考上了。父母觉得念法语也不错。我两个弟弟后来考上华东理工学院读工科，他们也很高兴。

花了一年多时间背词典

在中国大地上颠沛流离过许多城市的郑克鲁，意外地在法国文学中找到了精神故乡。

“文革”十年浩劫阻挠了他的学习之路，但无法阻拦他的学习之志。从一本词典开始，他艰难而踏实地进入了法语殿堂。

解放周末：您年轻时为什么喜欢法国小说？

郑克鲁：其实年轻人大部分都喜欢法国小说。恩格斯曾经幽默地说：“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德国小说、英国小说太死板，没有法国小说好玩。大家当然更爱看法国小说。

解放周末：但是学习法语和阅读法国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您刚开始接触法语时是什么感觉？

郑克鲁：一开始确实比较难学。法语是一门逻辑十分缜密的语言，读起来优雅流利，但语法比较复杂，还存在大量的连读和同音词，要入门很不容易。我知道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不高，我就慢慢学，多花一点时间。

北大毕业后，我考上了社科院外文所研究生，导师是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当时李先生让我读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我读起来很是吃力。可见我虽然在北大学了五年，水平还是不够。因为虽说是五年，但当时运动搞得多，学习时间总共也就四年左右。不久后，我们又被下放到农村搞了两期“四清”，又中断了学习。如果再不靠自己提高的话，语言就一直不能过关。

解放周末：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您是怎么自学的？

郑克鲁：1969年，我们社科院外文所全部下放到河南信阳息县，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后来“运动”渐渐不搞了。

我当时想，我“吃饭”的工具还是法语，一定要想办法过关。那时候确实很难，原版录音听不到，周围也没什么书，只有一本26000个单词的《法汉词典》，我就开始背词典。

我背词典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早上起来花一个多小时，背一到六页词典。上午开会的时候走神几分钟在脑子里过一遍，大概能记得60%；午休的时候再背一遍，这次只需要四五十分钟了；下午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对着田野再默背一次，记得更深一些；晚上睡觉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再背一遍，用时更短。这六页单词连续背三天，第四天开始背二到七页，同样背三天。我就始终以这样的速度，一步步往前推进。整本词典背完了一遍，再从头背第二遍。

就这样，我背了一年多时间，从信阳回到北京后，发觉自己看得懂原版《红与黑》《高老头》了。我就开始广泛阅读原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90多部，我看了80多部，每本都做了详尽的笔记，把重要情节、名句佳句都记了下来，这些笔记现在都没有丢。

“文革”结束后，我试着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长寿药水》，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反响不错。后来出版社知道我了，来约我翻译，我就答应了。

解放周末：但在您所在的外文所，文学研究是主业，翻译始终被视为副业。

郑克鲁：是这样的。但我搞翻译，大家没话说。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在外文所也是出色的。当然也有人劝我少翻一点，但是我喜欢翻译。

我没有其他爱好，翻译就是我的爱好。译书的过程，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会感到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

一边研究一边翻译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读书热、文学热中，郑克鲁崭露头角。

他撰写《法国文学论集》《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法国文学史》等；译有《蒂博一家》《康素爱萝》《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等；而主编的《法国文学译丛》《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更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一边是研究，一边是翻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解放周末：去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郑克鲁文集》38卷，其中包括1700余万字的文学翻译，包括《红与黑》《茶花女》《基督山伯爵》等等。您选择翻译的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郑克鲁：通常我只译一流作品。许多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全是一流的，那我就挑选其中最好的翻译。我喜欢巴尔扎克，但不是巴尔扎克所有的小说都译，除了他的一些中短篇，我只译了他最重要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莫泊桑的300多篇小说，我也只选了其中数十篇译出60万字。

当然，二流作品有时我也译一些。比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够不上一流，但有科学依据，包蕴丰富知识，深受青年人喜爱，因此我也翻译了三种。

解放周末：有些译者主要翻译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您翻译过的作家，从司汤达、小仲马、大仲马、雨果到波伏瓦，翻译面之广令人惊叹。这是否和您自己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

郑克鲁：是的。做了几年研究工作再做翻译，视野不同。你知道这部作品好还是不好，然后才决定翻还是不翻。

解放周末：您为何对一流、二流如此“计较”？

郑克鲁：我之所以看重它是否是经典，是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而且，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越发感觉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

所以我有一点和其他译者不同，那就是注重序言。把优秀的外国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不能敷衍塞责。很多译者不喜欢写序，但我是要写序的，有的序写得还蛮长。把作家生平、作品情节讲一讲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读者知道这部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受欢迎等等。

解放周末：一些读者阅读时往往习惯性地跳过序言，直接从正文开始。

郑克鲁：确实有些读者不看序言。但有人不看就不写了吗？还是有人看且爱看的。我的序言就是写给那些想了解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创作手法及艺术价值的读者看的。

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译者在序言中不说清楚，读者未必了解，就可能无法理解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的曲折情节所吸引，大仲马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然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他的创作何以取得成功。

解放周末：一篇高质量的序言相当于一篇精彩的导读和精炼的评论。

郑克鲁：是的。但是归根结底，没有一番研究哪能写得出高质量的序言？有些译者懒得写，他觉得不划算——写一篇序言的时间可以译好多东西。假如翻译是千字80元钱，一篇序言最多也就千字100元，多个20元，但是所花的功夫可不止那么点。

好不好由读者说了算

西谚云：“翻译即背叛。”

在经典、优秀的原作前，人们会用狐疑的眼光打量译作。郑克鲁承认，一般情况下，翻译要达到原著的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会有极个别的例外。

但是，背负着“背叛”的十字架，翻译者们依然负重前行。因为，将陌生的词句转化为大家熟悉的语言，才能沟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把缤纷的世界呈现在更多人眼前。

解放周末：余光中曾说，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要给两种语言“做成媒”，难点在哪？

郑克鲁：无论翻译英文还是翻译法文，译者对文字进行处理在所难免。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原文中独特的句式，尤其是中文里没有的关系从句。

大家认为傅雷译得好，好在哪里呢？傅雷也不是一开始就优于其他译者的。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傅雷的译文和同时期其他译者的质量差不多，但到了40年代，尤其从《高老头》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他的翻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质量有了飞跃。这是因为他提出了遵循先译从句后译主句的原则，解决了关系从句的翻译问题。

傅雷的这一翻译技巧被很多人应用，事实证明非常有效。但是，他的翻译处理方法是唯一正确的吗？我觉得也不该绝对化。总是先译从句，容易使读者有跳跃感。尝试顺着法文原来的语序来翻，在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问题。

解放周末：在翻译具体的句子的时候，究竟使用哪一种翻译方法，取决于译者。关键是如何把合适的方法运用在合适的地方，使得译文达到“信”“达”“雅”的境界。

郑克鲁：对。我认为，严复提出的这三个标准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点，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我一直遵从“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能不意译就尽量不意译。

另外，翻译还要“达”，通达、流畅；“雅”，就是优美、有文采。有人认为“雅”是对句子的要求，但我觉得更是对整体作品的要求。

我们做翻译的人对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页小说里出现三个“美丽”，词汇太贫乏，我是不能忍受的。得至少掌握十来个同义词、近义词，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解放周末：您会像诗人一样反复推敲、炼字吗？

郑克鲁：会。中国古典词汇非常之美，用对了地方，传情达意更加贴切。比如，《茶花女》中描写男女主人公爱意绵绵，我特别用了“鳒鲽情深”这个词，从字面上就能感觉到美。在译《巴黎圣母院》时，文中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行将就木”这样的词大家都用过了，我就琢磨怎么译才能不一样。后来我用了“病势尪羸”四个字，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两个字，也能从上下文理解是形容人病得很重。

解放周末：不担心读者觉得晦涩难懂吗？

郑克鲁：一本几十万字的书，用几个较生僻的古典词语是不影响阅读的。相反，读者可以通过查词典学习认识它们，也是自身的提高进步。当然，这样的词也不能用得太多，多了就有掉书袋之嫌了。

解放周末：您觉得检验翻译好坏的最终标准是什么？

郑克鲁：由读者来决定。前段时间，有个作家用非常个人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有自己的创造，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我觉得，好不好由读者去决定。优秀的译本，如果过了30年大家还能认同，那就是真的好。

不担心事业后继乏人

翻译者很多，但翻译家很少。

1986年，上海翻译家协会创办。一度，协会被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是草婴、郑克鲁等翻译家的坚持，才留住了协会“翻译家”的名衔。

30余年过去了，年届八十的郑克鲁自然更加明白“翻译家”这三个字的分量。尽管翻译的重要性和翻译家的价值在当下尚未得到充分肯定，但对翻译家而言，“这既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解放周末：近些年来，翻译出版事业日益繁荣，但一些出版物的翻译质量也为人诟病，您有没有类似的感受？

郑克鲁：是有这种情况。有些出版社，觉得一本书有名，就着急忙慌赶时间，抓到一个译者就来翻译。这个译者水平如何，是不是适合？来不及考虑，出了再说。有的编辑也不认真看稿子。我有时翻开一本新书，第一页上就有五六个错误赫然在目。

解放周末：您认为翻译作品的质量应该由谁来保证？

郑克鲁：主要责任在出版社。是否能找到高水平的译者和负责任的编辑，是出版社的工作。出版社不能只知道赚钱。

另外，译者自己要自律，要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下长期功夫。现在翻译的薪酬偏低。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翻译稿酬大约千字7元，译一个中篇能赚420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相对价值比今天要高100多倍。但在今天，翻译仍是一项无名无利的工作，全靠译者对这项事业的热爱和全身心投入。

解放周末：有人喟叹，属于翻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尤其人工智能日渐发展，传统翻译将无法避免地日渐式微。

郑克鲁：我不这么看。对人工智能来说，翻译仍旧是件难事，尤其是文学翻译。再聪明的机器也未必能探测到文字背后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情感。比如，诗歌怎么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较为形象的或许可以，但一些充满意象、含义很深的就很难译了。

解放周末：您并不担心翻译事业后继乏人？

郑克鲁：不会的，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会冒出来的。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为了谋求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加强和国际社会的交流，也要继续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舞台。这两方面的需求，都对翻译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要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他们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另外一方面，我也期盼翻译事业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更多支持，翻译事业一定会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