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迷失与出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文学报　|　张滢莹    阅读次数：11913    发布时间：2019-12-07

以文学为“志业”，作家田中禾已在这条路上跋涉六十载。以深厚的思想积淀为底色，从形式、结构的推敲，到技法、语言的刷新，他从不愿意自我重复，亦不希望走他人走过的路，而是在艺术道路上进行无止境的探索和叩问。以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不断的迷失与出走，是因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业，一旦被归入某个类别，就有可能被抹煞个性。“迷失在自己心里，埋头于文字，一门心思摆弄自己的手艺，是很快乐的事。”

田中禾《同石斋札记》

以文学为“志业”，作家田中禾已在这条路上跋涉六十载。在文学现场，躬耕于思考和创作实践六十年的作家并不多，在这段几乎横亘大半世人生的时光中始终挑战自我、不断以新的书写刷新人们对其写作印象的，更是寥寥无几。

在田中禾的作品中，读得到时代在作家生命中刻下的印痕，也读得到作家对于时代的醒思和超越，一种既属于当时当刻，也属于此时此刻的阅读感受不断浮现。以深厚的思想积淀为底色，从形式、结构的推敲，到技法、语言的刷新，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艺术评论，及至新近推出的《同石斋札记》五卷本中自成一体的笔记体小说系列和书信对话录，田中禾从不愿意自我重复，亦不希望走他人走过的路，而是在艺术道路上进行无止境的探索和叩问。以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不断的迷失与出走，是因为写作是个人的事业，一旦被归入某个类别，就有可能被抹煞个性。“迷失在自己心里，埋头于文字，一门心思摆弄自己的手艺，是很快乐的事。”

近期，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札记》新书研讨会举行，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最早您是以长诗作品《仙丹花》作为创作开端的，之后很多年，虽然没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跋涉。但是在您的写作中，诗性似乎一直是文本和语言的底色。这是否和您的阅读视野和审美风格有关？

田中禾：或许，这取决于天性。有了某种天性，才会有阅读和写作的偏好。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读印度古典长诗《沙恭达罗》，感动得彻夜不眠。现在虽然不写诗了，还是很爱读诗。每当我感到心灵荒芜、激情苍白的时候，“两行诗进入眼帘，干涸的心田立刻细雨濛濛。……人世的喧嚣离我而去，我又仿佛回到童年的田野，走在故乡的河边。……天地无限高远，天籁在寂静中如袅袅的云霓在我耳边飘绕。”我很欣赏自己读诗时的沉醉感，愿意分享这种感觉。

诗能养护人的心性，激发人的幻想。诗性的本质就是对自由浪漫的向往。这是文学的基本功能。文学作品（无论诗歌、小说、戏剧），就是要以诗意的目光去发现生活，重构历史，为失去童年、失去家园、在生存困境中奔波的人构筑一个温柔的港湾，让人们在职业异化中葆有美好的记忆和浪漫的内心。诗性是一种自然纯朴的流露。相比铺陈张扬的文风，我更喜欢白描。内心认同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注重情感投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声音。一个人的语言就是他的性格。有所长，必有所短。

记者：在您的散文集《在自己心中迷失》中，这一书名似乎本身就能够形成对您作品的进入点：既是对于人心内部的深入探索，也是一种无边界、不设限的信步游走，乃至“迷失”，并且是一种主动的迷失。

田中禾：您说得对，我一直在迷失。当我在大学课堂上听课时，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样读下去就完了”。于是就申请退学。学生处老师出于好意，说“我给你开个休学证，啥时候后悔再回来。”我说：“我不再回来，我就要退学证。”害怕家人阻拦，我不告诉他们，把户口迁到农村，二十年时间在社会底层飘泊。当过农民，干过临时工，推煤、烧锅炉、流浪、画画、写字、代课、办小工厂。夕阳西下，抱着秦琴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琴鼓上题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改革开放后进入文化馆，重新开始写作。发表了一些诗，觉得不过瘾，就写小说。直到今天，文学对我还如初恋情人一般充满了新奇感和神秘感。她的吸引力就在于她经常让我迷失，使我明白，自己的心其实就是一个宇宙。飞越时空，找不到边界；拨开云雾，览不尽风光；费心琢磨，猜不透奥秘；执着于某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像一道无理数方程。当我独坐书斋，沉入冥想时，我就发现任何一个小小的角落（一缕光，一片阴影，一点尘污）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这就回归了您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问题，——诗性，把生活变得斑斓，使你的心变成童年的万花筒。

记者：对作家而言，即使写作上并不声张，但故土和地域却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在笔下。在这一点上，您是少有的既身处其中，又跳脱性地看待地域问题的作家。对于河南作家的身份，您也曾说过，“忧患拘泥了我们”，该如何解读？

田中禾：喝着家乡的水、吃着家乡的粮食长大，身为一个作家，故乡不仅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想象力、创造力的源泉。没有那片土地的养育和风土民情的滋养，没有母亲留下的传说，没有我在那里经历的风雨变迁，就没有今天的作品。正如福克纳所说，他一辈子也写不完那邮票般大小的家乡。对于作家，故乡是富有个性开发不尽的资源。在人类艺术长廊里，因为不同的地方性，才能显出它的价值。当我们用人类文明的目光、艺术的目光关照乡土时，那里不只有忧患，更有人性的温暖，生存的智慧，爱恨情仇交织出的绚丽。作家既是地域的名片，也是地域文化的代表。忧患是作家应有的本色，却不能被忧患笼罩，失去激情和想象力。身在江河，心如鹰鹞，才有可能欣赏到山河的壮丽。

记者：虽然您的写作无论是以传统的写实主义，或是新写实，乃至先锋流派等均无法涵盖，但在您的写作中的确有这些流派的影子。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时代价值观发生改变、新的理念涌动时，您并非采取观察的姿态，而是愿意以写作实践亲身参与。

田中禾：如您之前所说，我一直在迷失，逃离，因此没被某个流派罩住，贴上标签。流派是一种归类思维，喜欢出走的人不喜欢被归类。在我心里，文学是我热爱的玩伴，我与她玩得好、玩得愉快就好。写作是个人的事业，一旦被归入某个类别，就有可能被抹煞个性。迷失在自己心里，埋头于文字，一门心思摆弄自己的手艺，是很快乐的事。有时候突然读某本书上瘾，会把稿子撂一边，几个月不去碰。选择边沿，立足民间，不热心参与什么潮流。潮流、世风，肯定影响着作家的文风，但也会激励作家做反向思维。当文学走向碎片化、娱乐化的时候，坚守，是不是古板、守旧？放弃，是不是媚俗、随流？其实这些理论探讨没什么意义，随着感觉，由着性情，“管它春夏与秋冬”，才是文学的本意吧？

记者：您在叙述上的不断变化，形式上的自我挑战，——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对于前作从各个层面上的刷新而展开的。这种变化和挑战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是否从某方面来说存在一种既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他人的写作上的攀登欲望？

田中禾：攀登谈不上，率意更本真。大约因为我爱文学，不想让她承担功利压力，自己也就显得更淡然。我把写作看做心性的表露，对别人的评价不甚在意，尤其不在意台面上的评论、得失。身在名利场，不敢说自己脱俗。但我更看重能不能在写作中激发自己的活力。毋宁说，我把写作看做发掘自己潜能的运动方式。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求新，是艺术家固有的素质，只是每个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有所差异而已。避开别人，不重复自己，玩出花样，有一种成就感，使自己愉悦。就如小时候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采花，玩水，赶鹅，追蚱蜢，所有花样都是寂寞路上随兴而为。前几年在一次文友聚会时写了一首《咏云》小诗：“恬淡出无心，悠然起林梢，禦风自舒卷，非为弄波涛。”也许这就是文体、写作形式寻求变化的动因——天然、随心，自得其乐。

记者：如若观察您的长篇小说作品，不难发现虽然作品拥有不同结构手法和叙述方式，但思想上始终围绕一个主题：书写人性在特定外部环境中的困境。在此意义上，如何理解您曾经说的文学应该更使用人性视角，而不是社会视角？

田中禾：我一直主张文学应该使用人性视角，甚至偏执地认为，只有人性视角才贴近文学本质。这只是个人观点。我常拿《红楼梦》和《德伯家的苔丝》为例。书中的林黛玉、贾宝玉、苔丝都令我们同情、喜爱，甚至崇拜，他们象征着追求自由的纯洁的爱情。而在现实生活中，前两位是被宠坏的少爷、小姐，后者是结奸夫害本夫的罪犯。社会评价与人性爱憎往往有天渊之别。道德、法律注重社会秩序，文学、艺术注重人性深处的精神关怀。文学站在人性视角，能够与道德、法律构成互补，在冷酷的人世构筑一处保留温情、幻想的驿站。萨特说：“文学就是白日做梦。”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从第一部长篇《匪首》开始，我一直在探索人性的困境：教化与本能，社会与自我，责任与欲望……其实就是自由天性与社会责任的矛盾。这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作家只是用故事、演义来思考罢了。

记者：您曾提及自己偏爱像库切、略萨这样的作家。库切曾以一个表述来形容自己的写作观：与依从于既定历史、担当历史补充剂的写作相比，他更愿意勾勒一种由作家主动挖掘的、也许是与主流的历史竞争的写作姿态。使遮蔽的浮现、使遗落的拾起，这种切入历史的角度在您的作品中也时有可见。在这一点上，您的考量是什么？

田中禾：我很喜欢库切、略萨。他们不仅发现生活的美，人性的多姿，也能正视人性的丑恶，历史进程的阴暗。他们的作品具有人类文明的纵深感，地域文化的鲜活性，显示出深重的忧患意识。一种哲学层次的忧患。风云漫卷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人性折射出的涡流。社会变迁，是人性变幻的反映。库切的话很有道理，我们读到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变迁史，个体命运被忽视，历史只是一副骨架。文学作品的可贵，是以个人的爱恨情仇使历史恢复丰满的血肉，以生命气息为历史注入灵魂。

我作品中的历史底蕴来自我的经历和童年传说。尽管我认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不应该被熟悉的生活拘泥，但个人经历毕竟感受深切，刻骨铭心，写起来更带感情，想象力容易被激发。一个饱经世事沧桑，亲历了民族重大变革的人，我认为没有历史景深就没有打动人的力量。历史变迁和地域风云给人精神上带来的创伤深入我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形成作品底色，化为自己的风格。

记者：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我观察到一条很有意味的脉络：长篇小说《匪首》《十七岁》《父亲和她们》《模糊》之间有极强的风格跨越，但相关的艺术探索却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之间一系列篇幅较短的作品，包括《落叶溪》《故园一棵树》以及“城市神话”系列等作品中就开始发生的。也就是说，几乎每隔一个时期，您就会以新的写作尝试来挑战或验证自己的新想法，并以此推动整体写作风格的改变。与作家自发的书写相比，您在这一方面的探索似乎更接近于学者研究问题时的层层推进。不知在这方面您是否有过系统思考？

田中禾：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时，我更想说，喜欢库切、略萨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他们具有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不只精心选择“讲什么”，更注重探索“怎样讲”。三个故事并列展开的结构我曾经做过尝试，构思中读到《凶年纪事》，只得放弃。库切走在前面，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也曾尝试以电影镜头组接叙事，发现略萨的《绿房子》非常出色。还有西蒙的《佛兰德公路》，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

记者：如此来说，也许正应了多位评论家对您“文体家”的评价，一直以来您并不愿意在文体上重复他人已有的道路。

田中禾：面对一个构思成熟的故事，要找到只属于自己、不重复旧作的叙述形式，确非易事。大约十年工夫，我一直在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把写作变成一种文体试验，在试验中琢磨，把玩。小说什么时间完成，反而不重要了。诚如您所说，我在按自己的步伐前行，不受诱惑，不为沿途风光所动，但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跟着感觉走。虽然也喜欢读读理论，却并没什么系统支持。

记者：一些评论家把您视为学者型作家，这种感受不仅来自于您作品中的艺术感受和文史的纵深融汇，也在一批带着强烈思考性的散文随笔中呈现，这在您的新作《同石斋札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阅读之中有这样的感受：这是当下散文构成的一种挑战：总有一种真实，既在书斋，也需走出书斋，作家不能回避这种隐蔽的真实，而要从自己的立场作出挑战。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新作？

田中禾：说是读书人，比“学者型”更符合实际。读书人，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这依然与迷失的性格有关。虽然挚爱文学，把写作当做正业，却把持不住随兴随意的脾性。正写小说，忽然对某个细节发生兴趣，就去查资料来满足好奇心。读过一本书，记上几行感受，有了新收获，必然有需要再翻查的新疑点。为了查找甘草在沙漠里的样子，读了两三本西域探险史，然后又读《十二木卡姆》，龟兹古乐，维吾尔、哈萨克民族乐器，乌苏地方志……越找越多，迷失其中。待返回稿子时，发现读了一堆毫不相干的闲书，记了几十页读书笔记。过后翻看，像一个收藏家，因拥有这么多闲杂东西感到欣然自得。它的直接好处是装点了自己，言谈中多一些渊博。间接好处是以笔记上的文字为朋友写些休闲小稿，挣几个零用钱，免得过于寂寞。有位出版社朋友看上了这些没什么用处的闲文，就有了这套小书。它是一个文人在写作间隙里的副产品，称它是“石缝里的野草”比较恰切。我就引用《同石斋札记 后记》里的文字来评价它：“尔今人们在专业的疲惫中难免心生焦虑，小品文化又过于无聊，也许无目的的阅读能平抚躁气，滋润人生。石缝小草，在雅室案头，会不会增添一丝绿意，多一点生气？——果真如此，这套小书的价值就是无用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