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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上午9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发布四项2013年科研成果，包括《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东方哲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及《新疆温泉阿敦乔鲁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与墓地考古发掘收获与意义》。
《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
据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计600万字，是由该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兄弟单位支持下，组织百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五年共同完成的集体成果。
该书原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1997年出版了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经过征求意见，本世纪初又组织力量对其进行补充和修订，吸纳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全书结构做了新的平衡和充实，其创新特点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指导下，首次贯通古今，将历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都纳入编写的视野，包括当代56个民族的文学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并论述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关系，也首次将古今各种文体，包括古代神话、歌谣、史诗、故事、历史纪事、小说、散文、戏曲、弹词和当今的童话、小品、随笔、杂文、科幻小说、电影文学以及历代文学理论都纳入通史书写，全书资料丰富详实，对文学史实的论述力求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兼顾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分析仔细而中肯；并在联系社会历史背景的论析中，努力探讨文学发展的某些规律。文风典雅而晓达，语言追求准确、鲜明、生动，兼顾科学性与审美性。该书由中国凤凰出版集团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获得读者的广泛欢迎，多种报刊都发表了肯定性的评论。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专家也给予好评。
文学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长项，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便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曾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上世纪60年代继任所长何其芳曾主持《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被教育部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多次再版。该所还出版过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发展史》、《新中国文学史》，余冠英、邓绍基、刘丗德主持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也出版过研究《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的多本专著和研究民族文学关系的多本史著。在这过程培育了大批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专家，在文学史编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因而，为《中国文学通史》的集体撰写奠定了厚实的学术基础。相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的问世，不但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全和翔实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作为一家之言，也必将促进我国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
《东方哲学史》
近年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远和、李甦平、周贵华、孙晶担任主编、有全国近四十位东方哲学学者参与写作的《东方哲学史》。该书共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卷，近三百万字。在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传统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块，东方哲学研究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与其在地域与思想文化领域意义上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学术界一直期待有一部厚重、系统的哲学史来展现东方哲学的悠久、广大与深刻。所以，《东方哲学史》的问世，是我国东方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这样一部大型的、涵盖整个东方的完整的《东方哲学史》，作为世界东方哲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代表了世界东方哲学研究的拓荒性质的重大突破，填补了世界东方哲学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
《东方哲学史》系统、完整地反映了整个东方文化区域从古至今近五千年的哲学发展史，展现了东方哲学发展的完整历史画卷。在内容上突破了以往东方哲学研究的国别叙述模式，统一地划分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五大时期，在空间上覆盖了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三区域，在文化上凸显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三系统，形成了国别与文化圈相结合为线索的新的哲学史研究路径与研究模式。以三大文化区域的哲学发展为核心，既注意到各大区域哲学自身的特色，又兼顾了彼此间相互碰撞、交融而共同发展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重要的创新价值。
这部《东方哲学史》的撰写历时十年，可谓“十年磨一剑”，集中了中国最有成就的一批东方哲学研究专家，他们或者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或者是成果突出的中青年学者，发挥了大型团队研究的整体力量，也显示了中国东方哲学研究强大的学科整体规模。这部著作的诞生是标志性的，体现出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就属于前沿研究成果，同时意味中国的东方哲学的整体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真正奠定了世界东方哲学整体研究的基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东方哲学研究的学科地位，充分表明中国东方哲学研究学科已经成熟。
中国在东方，东方哲学与文化是其思想土壤之一。中国现在正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大繁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部《东方哲学史》的出现，使我们能够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与把握的东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这对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与先进文化元素，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文化与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
全面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各方面发展演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1-3册)(简称《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或《图集》)的编纂出版，经我国各方面专家学者和制图专家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央领导关怀支持下，终于取得重大进展：《图集》第一册现在正式出版；《图集》第二、三册编稿工作也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为《图集》全部完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1981年国家决定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五种中的一种(其余四种均为现势地图集，已先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1982年2月《图集》编委会成立，张友渔任编委会主任，谭其骧、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独健任编委会副主任；谭其骧任总编纂，具体主持图集编绘工作。1991年谭其骧病重，经编委会同意，于1992年1月，由林甘泉、邹逸麟、高德组成总编纂助理三人小组，代行总编纂职权。同年，张友渔、谭其骧逝世。汝信曾短期署理编委会主任工作，旋由王忍之任编委会主任。中国社科院历史、近代史、考古、民族、宗教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军事博物馆及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参加编稿工作，三十余位制图设计专家参加制图工作。这是一项跨学科协作的大型科研项目，也是一项多门类合作的大型系统工程。
《图集》30个年头。1982-1993年为开局奠基时期。编委会领导根据学科发展和国家建设客观需要，工作伊始就明确提出，《图集》应在中国社科院主持、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反映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基础上，提升为全面反映我国自然历史地理与人文历史地理各方面发展演变，涵盖较为齐全的大型地图集。工作团队认识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具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的学术工程，知难而上，“以对祖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为图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1993年以后，由于出版经费未能落实，引发《图集》出版陷入危机。编委会领导依据总编委会“多渠道”解决出版问题的提示，冷静应对，努力维持工作开展。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首批成果。《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历史事实，客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学术著作，《图集》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强调图上的画法和文字说明，属于作者、编者的学术观点，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欢迎展开讨论。
《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全图集按地理要素分为20个图组，实际上20个图组，以各图组完成时间的先后分册出版。编入第一册的为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自然灾害等6个图组；编入第二册的为史前遗址，远古传说时代事迹、夏、商、西周遗迹，疆域政区，文化，宗教，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等7个图组；编入第三册的为地貌(江、河、湖、海岸线)，沙漠，植被，动物，农牧，工矿，交通(包括对外交通)等7个图组。全图集共约1300余幅历史地图。
关于图集工作的艰巨复杂及在学科建设上所具有的开创意义，总编纂谭其骧1986年在向总编委会专门汇报时曾有所论及：“这部大型图集内容之丰富、篇幅之浩繁，编稿制图人员之众多，前所未有。如何使各个学科门类科学地反映在图面上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实在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作者每一幅地图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首先是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钩稽所需要的资料，在资料基本收集完备之后，又必须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辨析工作，然后逐一表示到图面上，这中间又有许多不可少的斟酌和考虑，使每幅图真正建立在资料充分、立论准确、图面表示合理得当的基础上。”谭其骧说：“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的典籍和实物资料，使我们有可能编纂一部内容翔实、丰富多彩的大型历史地图集。这是别的国家想编而无法实现的。”
《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它不仅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图集》将帮助读者从广阔的地理环境的角度了解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认识中华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的形成背景。它是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直观教材，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的参考资料。《图集》的出版将有助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对《图集》第一册中的缺点错误给予批评指正。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与墓地考古发掘收获与意义
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城西约43公里处的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遗址居北，墓葬偏南，两者相距约1.8公里。阿敦乔鲁是蒙语，意为“像马群一样的石头”。
温泉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端，西、北则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境内的主要河流为博尔塔拉河和鄂托克赛河。博河的上、中段流经阿拉套山和别珍套山之间的河谷地带，大部分属于半荒漠化草原，海拔高度在2000～2400米左右。
阿敦乔鲁墓地于1988年被发现，199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其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敦乔鲁项目组的田野工作自2010年开始，并于当年完成了田野调查与部分测绘工作；2011年开始试掘。2012年和2013年的6月至9月，对该遗址和墓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工作，两个年度的工作，合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共发掘了四座位置相互连属的大房址(建筑遗迹)，编号F1-F3，以及F7；以及14座石板墓葬(依墓葬编号统计)。获得了包括陶器、石器以及铜器小件和包金铜耳环、石人以及完整的人骨骼等一批珍贵遗物。
一、遗址(居址)
经过初步的调查，阿敦乔鲁遗址的范围近7平方公里，集中于博尔塔拉河北岸、阿拉套山山前的一处丘陵周围。环绕着丘陵(小山)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有石构建筑的分布，已调查发现达11组之多。石构建筑均由大石块组成的双石围构成，石围基本为方形或不甚规整的方形，单边的长度在8～22米左右，高出地表0.20～0.50米。在丘陵(小山)的四周，也保存有其他形状的石围建筑遗迹。
2012、2013年度主要发掘了丘陵(小山)西部的南坡下的一处大型石围建筑群(编号为阿敦乔鲁一号居址)，该组建筑依地势从坡底向坡顶(从南向北)，呈台阶状分布有四个层级的石构建筑遗迹，由五座石构建筑组合构成。建筑遗迹均由大型石块排列而成的双圈石围构成。其中编号为F1的房址地表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形制工整，由大石块砌成两圈石围，南部有向外突出的石砌门道。方向为南偏东28°，基本南北向。房址南北长22(外)～18(内)米，东西宽18~14.6米；F1的石墙基本由竖立的大石块组成，内、外石围之间的距离为0.98~1.33米。房址内遗迹呈现中轴对称分布的特点，基本可以划分出四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显示出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区意义。
二、墓葬
阿敦乔鲁墓地位于整个遗址区的南部，地势低平、开阔，与房址所处的小山相距约1800米；依墓葬分布的密度，基本可以分为北、中和南部三个区域。目前已发掘14座石板墓和两座石堆墓。
阿敦乔鲁墓地的石板墓在地表呈现的特点是，地表保存有用板石砌出方形或长方形石围，石围之中有一至三个竖穴，竖穴内用石板围出石棺，其上棚盖大石板。石围范围最大者为近10×10米，石围内保留的填土(石)一般厚约0.40~0.60米，略高出石围外侧的地表面。 其中的编号为SM4的石板墓，位于墓地的北部。耸立于地表的方形石围边长约7米，石围由石板构成，每一侧石围由7~9块石板(块)组成，石板平均宽度为0.8~1.1米，露出地表部分的高度约0.5~0.8米。
其中北侧边的石板中部保存有缺口。石围内中部有南北并列的两个墓穴，墓穴基本为东西向，墓穴之中均有石棺。墓穴外侧的地表上，去除表土后，发现沿墓口附近摆布小卵石作为墓口标志，小卵石一般约0.08～0.15米大小。
方形石围内并列两个墓穴，北部编号为SM4－1。墓穴内有石棺底部放置经火烧过的人骨碎片，墓底的西端放置陶罐随葬。该墓骨殖经鉴定为一个青少年个体。
SM4－2位于石围内南部，墓穴底部放置由石板构成的石棺，石棺的盖板石为多块较薄的片石构成，片石表面还保留了后约3厘米的黄膏泥。石棺内保留了木质葬具，由于盖板石坍塌的原因，木质葬具的北侧基本无存。木葬具由直径约13~15cm左右的树干组成，已朽。保存较好的位置可以分辨出有5根(木杆)，用榫卯拼接。该石棺内葬一青年男性(30岁左右)，骨骼保存完好。侧身屈肢，头西面北。随葬有包金铜耳环、陶罐以及羊距骨等。
三、学术意义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是近年来新疆发现的非常重要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存，截至目前为止，通过对居址和墓葬采样(木炭)测定的有效年代数据已达六个，集中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新疆天山北麓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
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意义还在于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地，在方圆近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浅山丘陵地带，分布着大量的居址和墓葬，阿敦乔鲁居址与墓地(石板墓)的建筑形式、石材所表现出的高度相似性以及出土的夹砂灰陶的陶器、青铜锥等无论从质地还是形制都表现出了较多的相同点，显示出两类遗存具有共时性的时空分布，为探讨该区域古代社会结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阿敦乔鲁居址与墓地为揭示出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具体面貌提供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的材料。根据2013年的调查，在博尔塔拉河与鄂托克赛河的中下游，都有同类的遗迹分布。甚至在2013年的调查中，还发现了遥相对应的具有军事性质的“观察哨所”的遗址。这批考古材料所展现的文化特征，将极大地推进新疆青铜时代聚落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的规模以及出土的陶器、包金铜耳环以及石人等遗物，与伊犁河流域的青铜时期墓葬以及阿拉套山(天山山脉)以北、今哈萨克斯坦七河流域等地曾发现的相同类型的遗迹相比显示出了时代早、等级高的特点，显示了该遗存在亚欧草原的青铜文化中的重要位置。阿敦乔鲁居址F1的面积近400平方米，是此类遗存中最大的房址。
阿敦乔鲁的石板墓是新疆地区以往所未见的墓葬类型，葬式则包括了一次葬(侧身曲肢)、迁葬和火葬等形式。墓葬出土的人骨显示出了明确的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显示了古代欧洲人在西天山地区的活动轨迹，为探讨公元前两千年前西天山地区欧罗巴人群状态的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探索新疆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及与亚欧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
2013年发现的大麦颗粒以及马骨等古代动、植物遗存，对与厘清古代中国大麦的传播路线，尤其是中国古代家马的来源提供最新的材料，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阿敦乔鲁的一系列考古工作日益引起国际、国内学术界的重视。2012年的田野工作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六大发现之一，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局2012年十大发现的荣誉。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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