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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有的，必体现在行动上。对于作家，必体现于笔下
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还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只写深了前一点，固然会是好作品。同时可信地写到后一点，则会好上加好。而只要写到后一点，则温度在焉
梁晓声，1949年生于哈尔滨，作家、学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人世间》等作品数十部，《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杨乐 摄影）
热血，真挚，关注社会，梁晓声的小说总是与时代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的写作注重把社会重大命题纳入到个人经验之中，将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并重申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便风靡全国，由他那些读者众多的知青题材小说如《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触动人心，那时他便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时隔三十多年他推出三卷本长篇小说《人世间》，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折射出近半个世纪家国、制度、情感结构、道德伦理的嬗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部九十多万字的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巨制，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继《平凡的世界》后又一部朴素、真诚、饱含悲悯之心的作品，并获得代表中国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
这样成功的一位作家却说：“我已难达预想之地——从头来过或许可能。但我的眼一直望向它，努力过了，接近了一步，算是欣慰吧。”如此肺腑之言，令人对文学与人生更添敬爱和思考。
《瞭望》：你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很早即风靡全国。这些作品一开始就贴近时代，关注社会，你是怎么找到这样一种文学表达的？
梁晓声：也可以这样说，贴近时代，关注社会，呈现弱势人物及群体之命运，是中国那一时期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的文学理念。这也几乎必然，因为所汲取的几乎是同样的文学营养。所谓知青，那时已沦为弱势群体，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的亲情神经。我曾是兵团知青，写我和写他们交织为写我们。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约稿，要求写北大荒知青，当时也只不过写了一个传奇和悲剧色彩兼具的浪漫故事。发表后，许多知青觉得被代言了。这触动了我，遂自认为有代言的义务。
《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确乎是代言意识支配下的产物。至于《知青》《返城年代》，则已摆脱代言意识，主要想表现特殊年代大背景下，人应该恪守些什么。
《瞭望》：你19岁到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生活经历给了你怎样的影响？这段艰苦的生活是否对你的创作有助益？
梁晓声：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虽都是知青，生活状况却甚为不同。兵团知青有工资。我所在的一师一团，属寒带地区，有9元的寒带补贴，故我们的工资是41元多。下乡后，连队就是单位，战友就是同事，团、师就是上级主管部门。等于踏入了社会。回首往事，我从不认为艰苦多么值得说道，既不是长征也不是修青藏公路，更不是抗联战士，不值得说太多。但也毕竟艰苦，而过一段艰苦生活，对人不完全是不幸。但我毕竟是文学青年，无书可读有精神饥渴感。与那个时代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甚至抵触，也令我有思想苦闷。
幸运的是——当年沈阳军区极其重视兵团知青的文艺生活。兵团总司令部每年举办各文艺类别的学习班、提高班。一名知青，只要有公认的文艺特长，那就必定受到关注，获得参加机会。即使出身不红，往往也会破例。我有幸参加了多次小说创作学习班，结识了全兵团当时的几位优秀的文学知青。与他们在一起讨论文学，交流创作体会，使我受益匪浅。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不但促进了我的创作，给予了我独特的素材，也为我日后的人生拐点预铺了一段路面。
《瞭望》：最初是什么契机促使你走上文学道路？
梁晓声：缘由如下：一是具有以想象和思考为享受的潜质，想象的潜质尤为重要。两种愉快我都享受。我的童书阅读经历几乎为零。小时候母亲讲给我们听的也大抵是成人故事。我从小学四年级就接触成人文学了，起初是小人书，后来是成人小说。二是有文学环境，底层人家当然没有那一环境，但长我6岁的哥哥是文学发烧友，所以我不缺书看。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读文学名著不啻于精神留恋于嘉年华。三是勤于写作训练。参加兵团文学创作学习班，成为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上外因不断激发内因，想不勤奋都做不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形成什么成熟的文学理念，只不过明白一点——作家是时代的文学书记员，反映种种他者的命运给更多的人看。
《瞭望》：你的作品朴素、真挚，饱含悲悯之心，你是如何做到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富有时代意义，而且还带着烟火气和雕塑感的？
梁晓声：这是一个较专业的问题。首先受益于好的文学作品的熏陶。这类作品的首义是人文元素，包含了你说的悲悯情怀。而这不是方法，是自己的心被感化在先的结果。好的文学作品必有好的情节，好情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自会带有烟火气；必有好的细节，好细节有利于人物的生动。至于雕塑感，则是电影对我的正面影响。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儿童电影制片厂各工作了十几年——我写人物，在某些片断上，总是会自问：如果在银幕上，这一片断该怎样？你说的雕塑感，其实也是画面感。
《瞭望》：你的写作始终带着温度，满怀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切，是否与你个人的成长背景有关？
梁晓声：简直可以说，温暖社会，软化人心，是文学有史以来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学大抵具有这种品质。但文学是多种多样的，好文学也是各不相同。《阿Q正传》并无温度，《死魂灵》也没有，然而都是经典。我青年时受西方启蒙文学影响甚深，它们大抵是有温度和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切，我的文学营养如此，所以后来形成的理念如此。
世界改变了很多，文学也是。但有些东西一直未变，不论对文学还是对世界。并且，所幸未变。底层人间的一个真相是——因其为底层，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们需要抱团取暖，否则生活更加艰难。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发小关系，都是温度的概括。
我与底层关系密切，是经常感受着那种温度成长的。当然，父母的善良，每每给我直接影响。特别是母亲，她的善良也体现于对一切小动物的爱护。并且，温度还体现于邻居他人对我家、对我的无私帮助。二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感激》，也是对民间温度的记录。内心有的，必体现在行动上。对于作家，必体现于笔下。
《瞭望》：你是在什么情形下决定写《人世间》的？听说你是在稿纸上书写的，写作这样一本纯手工大书，你每天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梁晓声：我也不能作一个声明：本人在写长篇，请勿打扰。实际上声明了也没用，该接待还得照常接待。所以是默默地写，挤时间写，抢时间写。有时，一白天没洗漱，就那么接待客人。客人一走，立刻执笔。这个过程身体自然糟糕。十个指甲都变形了，至今也没恢复。还出现了鬼剃头，三四处一元硬币那么大的秃斑。但我有韧性，有毅力。写长篇也是对身体的考验。我只能说，如果干扰情况少些，会写得更好一些。
《瞭望》：这部书你写得最动情的是哪些篇章？
梁晓声：周秉昆父亲周志刚在贵州山区看女儿的片断；他与年轻工友郭诚的忘年交；他送小儿子去郑娟家的片断。我写他时，内心充满亲切感，他身上有我父亲的影子。写郑娟的老母亲，我心肃然；写周秉昆他们与曲老太太的感情关系，我心温暖；他们去看望临终的她，我心愀然；写军工厂老工人的死，国庆爸爸以及他自己的死，我心生难过。最后一章，哥哥去世了，嫂子改嫁了，周秉昆无意中见到了她，自己的内心也感情复杂。当然，还有周蓉与冯化成之离婚，我真不愿那样写。但那时，他们的关系，已不由作家左右。
《瞭望》：《人世间》书中的人物名字比如周秉昆、周秉义、周蓉、国庆、德宝、赶超、春燕等等，似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的，你是如何看待和描摹笔下这些看似普普通通却有血有肉的人物的？
梁晓声：以前我曾多次说过，我是一个被友情簇拥着活过来的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未缺乏友情的温暖。这种与普普通通的中学同学、知青好友的友谊，是更纯粹的友谊，像极了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们的关系。前几年冬天我回哈尔滨探家，返京的晚上，七八个老头老太送我一个老头，出租车司机奇怪，问明我们是中学同学关系后特感慨。我与某些普普通通的人的友谊，跨时代，极长久，我与他们喜忧与共。所以，写起他们及彼此关系来，很亲切，也很愉快。
《瞭望》：书中背景是共乐区，请谈谈你心中和笔下的共乐区与现实生活中的共乐区有什么异同。
梁晓声：如今共乐区还叫共乐区，那几条与仁义礼智信连在一起的街名，还那么叫。但脏街已不存在，破院已不存在，共乐区成了哈尔滨市一类街区，再也没有人家冬天挨冻了。在《人世间》中，国庆因患尿毒症自杀；现实中，我的两个弟妹也都患了尿毒症，但生活已不至于因而塌方。必须承认，现在城市变美了，干净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也今非昔比了。中国正在向好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将提高——我对此深信不疑。
《瞭望》：听说你在出版《人世间》这本书时和出版社不提印数，这种背对市场的写作姿态，是否可以说正是出于你对文学的执迷？
梁晓声：好书不一定都在市场上以失败告终，但创作的初心一开始就瞄准市场，那就真的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了。那是牛的状态，也是为市场而劳役的状态。“为道日损”，既然这样也损，那样也损，我便宁愿为文学之道而损。在我看来，作家写作，预先是不必别人投资的。我根本没有印数要求，是为求得一种纯粹。我的初心是怀着纯粹之目的，向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致敬。正如我写《父亲》《母亲》，是为了向自己的也向许许多多同样的父母们表达儿女的感恩。
《瞭望》：评论家一致认为《人世间》是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请谈谈你对现实主义的认识。
梁晓声：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还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只写深了前一点，固然会是好作品。同时可信地写到后一点，则会好上加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等，他们都写到了后一点。而只要写到后一点，则温度在焉。作家此作品无温度，另外的作品必然有。鲁迅也是如此，契诃夫也是如此。《第六病室》是阴冷的，却也是有温度的，体现在拉京院长身上。尽管他也被迫害致死，但这一人物身上熠熠生辉的人性之光，照耀全书。
今日之世界，绝非毫无温度之世界；今日之中国，社会温度受到空前重视；今日我所秉持的现实主义，首先是有温度的现实主义，这不是指方法，而是指真诚。有此真诚，就会要求自己——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全面一些，再全面一些……
《瞭望》：你从一个起步之初就非常畅销的作家沉寂下来到写这样一本百万字巨著，年纪也从十几岁到了七十岁，写作的心态是否有什么不一样？
梁晓声：肯定是发生变化的。我已不再有通过文学博名获利之念。文学和生活、时代使我成了作家，否则我亦不过是周秉昆。我该向文学、生活和时代恭恭敬敬地进行回报了。时不我待。都七十岁了，再不回报更待何时呢？
《瞭望》：你写了超过半个世纪，这样持久艰辛地在一个领域深耕，你抵达的是否是你当初的预想之地？
梁晓声：前一时期，重读《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父与子》《套中人》——非原著，而是精美的画本；上世纪80年代买的，却也不是小人书，而是三十二开的那种。绘画风格各异，棒极了。因为喜欢，所以保留了三十几年。重读之下，抱憾难眠。创作《静静的顿河》那类经典，是可遇不可求之事。但巴扎洛夫、别里科夫那类人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比比皆是，可我没有自己的《套中人》，也没有自己的《父与子》。
我已难达预想之地——从头来过或许可能。但我的眼一直望向它，努力过了，接近了一步，算是欣慰吧。
我的文学之地与获什么奖已毫无关系。尺度在我心里，并且我已明了。明了也是一种获得，获得就还想回报。总而言之，我欠文学、生活与时代的，我愉快于一次一点儿的回报，如回报亲情、友情、爱情。
《瞭望》：从写作之初到现在，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梁晓声：名利心渐少，创作虔诚心增强。创作一经印成书，便具有商品属性。人家买滋补品，是为保健；买衣裤袜子手套，是为保暖。作品标了价，人家买了，还要花时间读。作家认为自己的时间宝贵，读者的时间就不宝贵了？于是会自问——你的书对别人到底有什么买的价值、读的意义？每这么一问，不复再敢仅仅以博眼球为能事。读者是分层次的，有一类专以咂低俗为偏爱，要与他们做切割。不论这一群体能鼓噪起多大的市场响动，都不取悦。
还要摆正文学的社会位置、作家自己的社会位置，文学不等于文化。在西方，宗教曾是文化长子，担责抚慰世俗苦闷。在中国，文学实际上成了文化长子。价值观在文化那里，是思想；而文学通过形象体现和传播思想。
文学只有在与其他艺术联袂，形成启蒙影响和作用时，才是它最功不可没的方面。通常情况下，作家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范畴内的职业，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敬业就好。敬业意味着要提高产品品质。
《瞭望》：你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梁晓声：用笔写作，没有使用电脑等写作。这也谈不上是坚持。只不过是笨。越笨越不敢换笔。我将克服怕的心理，争取早日换笔。
《瞭望》：你探求和追寻的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声：通常年代，文学有如下三种意义：一、虽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世界变平了，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与社会的复合面是有限的。文学使人了解更多种的人生。可引为镜，照自己，以利于更加了解自己。某些文学中，有在现实生活中少遇的良师益友，许多人需要此种良师益友。
二、养成读书习惯，对于当代人世是益事。而几乎所有爱读书的人，都是从读文学作品开始的。文学像我们的长兄长姐，替我们标明路线，引我们进入书籍的殿堂。故，所有的读书种子都感激文学。
三、在一切长辈和晚辈之间，特别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文学是最有益于增进深度了解和理解的话题。即使意见不同，也还是那样。但吃喝玩乐的话题不能。话不投机，那就互生反感。对于有读书气氛的家庭，某些文学中的可爱可敬的人物，像不在籍成员，那是特好的感觉。
我以前的作品，也就那样了。
我今后的作品，争取达到这样的自我要求。
《瞭望》：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你说“书籍像炉火”，你要用书回馈生活，在当今这个阅读趋向碎片化的时代，你对文学是否依然抱有信心？
梁晓声：是的。不是依然抱有信心，而是又重新恢复了信心。再强调一次，与个人作品获不获奖毫无关系，与个人创作前景怎样毫无关系。我之信心，根据这样一种展望——在未来三十年间，在全人类，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将如天女散花一般撒向民间。于是情况成了这样，读者与作者在某些人身上复合，他们既是读者，也许同时又是作者。某一年，忽有好作品产生，却未必再是职业作家创作的，而是署着名不见经传的人的名字。于是，文学曾经的神秘面纱被新时代的风吹走了，似乎只有成名作家才能创作出好作品的历史会终结。文学在民间生根开花，仿佛《诗经》中的“风”那样。
作品可能广为流传，但喜欢文学的人从来是小众。即使在文学风光的世纪或年代，那也还是小众。在别国也是那样。我的信心建立在对这小众的品质的细心了解之后。碎片化阅读某时期会使这小众更少，但也会使这小众的品质更纯粹，进而更优化。
我的眼看到，在中国，赖以成为文学种子的这小众，正处于自然分化和优化之过程。不经分化又哪有优化呢？
刊于《瞭望》202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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