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正vs林培源:文学接通现实，也挂满想象的露珠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文艺报　|　陈崇正 林培源    阅读次数：16074    发布时间：2020-05-26

陈崇正，1983年生于广东潮州，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研究生班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香蕉林密室》《美人城手记》，小说集《遇见陆小雪》《折叠术》《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等。曾获梁斌小说奖、广东有为文学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银奖。

我喜欢绵密而有想象力的作品

林培源：我们是潮汕老乡，认识你到现在将近10年了，但认真读你的小说却是2015年，那年你同时推出了《半步村叙事》和《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这两部小说集标志着你在当代文坛的亮相，之后又有了《黑镜分身术》《折叠术》这样风格更为统一、带有些“玄幻”“科幻”类型文学色彩的集子，新近又出版了一部重磅长篇《美人城》。这是一部“集大成”的长篇，它把你先前擅长的一些小说技法和长期关注思考的问题融为一炉。你前期的作品深受王小波、金庸的影响，至今这种幽默的反讽和武侠、江湖的文化已经渗透到你的小说创作里了，这使得你的小说和其他严肃文学有所区别（读你的小说，的确有一种“快意恩仇”式的感受）。此外，你积极介入新媒体，最近又开了“视频号”，可以说，你身上带有很“驳杂”的文化印记，能不能具体谈一下你心目中理想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样的？

陈崇正：这些年我以虚构的半步村为原点，编出了一张蜘蛛网，这张网上的每一条细丝都接通了现实，也挂满想象的露珠。回头看时，我也常常问自己，我到底能够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样的作品？这是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不过幸好所有的艺术创造都会让人感到焦虑，也正是这种面对永恒时间的焦灼让人开始奔跑。但是，写作不是跑步，而应该是一项跳跃运动。可以想象一下，你看电影里的日本忍者，在密林山涧之间跳跃追逐，大概就应该是那样一种状态，而不是慢悠悠地跑步。你不能在托尔斯泰写过的轨道上写，那样的跑道是没有意义的；同样，你也不能跟在王小波后面写，因为他的阴影足以将你覆盖。只能跳到他们前面去，我们身处《百年孤独》《铁皮鼓》《午夜之子》之后，也在《西部世界》《魔戒》《权力的游戏》之后，所以更要跳到前面去，打开一扇没有人打开的窗户，然后蹑足潜行，腾身跳跃，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内心却坚定地相信自己必将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的表述大概能够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关于理想的文学作品，我只能说我喜欢绵密而有想象力的作品，我喜欢有点狡猾的叙述，我喜欢狡猾腔调背后的真诚，那是一种克制的敞开，它站在油腻和虚伪的对立面。这种绵密的风格，大概是我的思维习惯造成的。后来我回到潮州老家，看到木雕艺人在一块木板上雕刻潮州木雕，那些镂空的细部布满了人物和故事，我突然醒悟，如果说故乡给了我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大概就是这样精细绵密的艺术风格。潮汕人耕田如绣花，而绣花在我童年的潮州几乎是家家户户都能掌握的生存技能。耕田尚且如此，何况是写小说。在绵密的另一头，我喜欢有想象力的创造，喜欢无中生有，那些绚丽的场景让我着迷。我喜欢一切新鲜玩意儿，喜欢新科技，像一个小孩喜欢新玩具，遇到新媒介我也愿意去探索一番。确实，金庸武侠江湖曾让少年的我沉迷其中，而王小波的小说里其实也有某种侠气，他们影响了我讲故事的方法和腔调。有一阵子我常常为此感到羞愧，觉得别人开口闭口都是加缪、穆齐尔，好歹也得师承卡夫卡，才显得比较有面子。我一张嘴就是打狗棒和屠龙刀，血统明显不太纯正，有点土。但慢慢我开始珍视身上这种“土气”。它让我更真实，也给我横冲直撞的动力。

林培源：是的，其实每个写作者的师承都不一样，正因如此，文学才如此丰富。不过我想，《美人城》应该就是你理想中那部“绵密而有想象力的作品”。

陈崇正：《美人城》是我目前最成熟的作品，而且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还在不断打磨它，希望把它改得更好。前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作品的修改，都感叹修改之难。对于一部长篇来说，只有90分以上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而如果想将一部80分的作品修改到90分以上，这样的难度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差不多可以再写一部80分的作品了。但90分确实是一条“金线”，即使无法超过它，也要尽最大努力无限接近它。

当下的农村可以理解为城市的一部分

林培源：暂且不管文学作品是否存在“金线”，但我认同你说的《美人城》代表了你写作这么多年的高度和成就。好的小说需要不断打磨，这不仅是对文本的结构、细节、人物和情节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重读和修改的过程也是在检视自己，看看过往的写作是否留下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哪些不好的写作习惯需要通过修改加以去除。这种感觉，大概就是武侠小说里大侠们的闭关修炼。我比较好奇的是，读《美人城》的时候，上下部的不同风格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如何将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乡土小说和科幻叙事）统合到一部小说中的？

陈崇正：我很难容忍自己的文本出现简单而单调的重复。上部写完的时候，我便琢磨着应该换个角度来叙述，让更多的人物参与叙述，从可靠的第一人称走向不可靠的第一人称。至于题材方面，我的故事从农村写起，并不代表它就是乡土。在当下，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或许已经消亡了吧，推土机站在田野里，从此就没有什么田园牧歌了。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绝对两分也是不成立的。而且，我不觉得乡土跟科幻有任何冲突。我理解的科幻并非得如很多科幻电影里展现的那样，全是闪闪发光的器械，各种装备高大上。相反，你看《西部世界》里的虚拟的乡村小镇，《环形物语》里的朴素的小镇生活，《相对宇宙》里有点陈旧的城市，这些都是能够产生伟大想象的土壤。乡村与科技在美学上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些影视画面的原因。我们的许多想象缺乏质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对于农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乡村的就是土气的，就是封闭的，这是非常狭隘的理解。农村是多元的，特别是南方的农村，它有诸多面相，可能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不同。与世隔绝的农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当下的农村可以理解为城市的一部分：农村为城市提供劳动力，通过物流运输把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送到城市里。对于很多农村来说，它们与城市的区别是还没有变成城中村，哪天它被扩张的城市吞并了，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了。另一种理解是，农村在城市扩张的时候入侵了它。城乡之间有太多的交融和相互影响。所以一座村庄的科技未来感，可以在美学上来完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用变形的画卷来记录移动的肖像

林培源：现代文学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制度，所谓的流派、门类都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赋予的，身为写作者恐怕没有那么多的“门户之见”。我在给你写的评论中谈到，“在小说中营造‘危机’叙事是作者观察社会、反思时代乱象的透视镜，在《半步村叙事》和《我的恐惧是一只黑鸟》《黑镜分身术》《折叠术》等作品中，这一‘危机’叙事的写作方式并没有带来陈崇正说的‘飞天入水’，相反，固定的叙事模式和另类的文学观，可能造成另一番叙事的危机。”我借用了詹姆斯·伍德的话，认为你的小说有种“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特征，林森也认为你创造了一些“道德感模糊”的人物，觉得你笔下的人物有“漫画式”的倾向。我想问的是，你是如何处理人物的，比如《美人城》中的陈大同在你之前的作品中也出现过，为什么会采用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复现”人物的写法呢？这种写法有何利弊？

陈崇正：我在广东长大，在这里读书和工作，我在潮州、东莞、广州三座城市生活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因为求学和工作，我也不断在这三座城市之间来回移动和迁徙。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内心忐忑，总觉得我并不能真正熟知这三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人：故乡的人、童年熟悉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更多的陌生了；对于工作后认识的朋友，多数也只能相见于朋友圈。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面对的移民人口就是一些“移动的肖像”，我何必去拘泥于完整呢？我干脆采取了“移植”来应对“移动”，我移植了岭南文化元素，也移植了社会事件中的细节，将之放置在我的碧河世界，那个以半步村为原点的虚构之地。所以詹姆斯·伍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一定适用于这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现状。

中国的新闻事件比小说更好看，更有想象力，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作家需要有自己的应对。处理这样的现实，只能从气韵和美学上去完成，只能用变形的画卷来记录移动的肖像。比如我写“分身术”，现代人为什么需要分身？因为世界飞快转动，我们像在一列高铁的窗口上向外张望。高铁上每个人都确定只有此生此世，所以不得不分身，不得不左顾右盼，不得不多面，不得不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每个人的眼光和想法，又或多或少有所偏颇，但都以为自己非常中正，这就形成了身形的错位，于是看上去就开始分身。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的经验是：保持输出。保持输出可以让人不会剥离于时代，可以让人清醒地凝视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流动性的累积和储备，而不是孤立的知识叠加。

在有限的空间里讲好一个现实故事

林培源：“移动的肖像”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实际上，齐格蒙特·鲍曼也用“流动的现代性”来形容我们生活的这个高度流动和碎片化的世界。再接着往下聊吧，你最新的长篇小说《美人城》上下部已经在《作家》《江南》两家杂志刊发，但据我所知，这部长篇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出版社。我们知道疫情时期，图书出版行业遭遇寒冬，景况大不如前。不过，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突围，你参加过豆瓣的文学大赛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目下也有一些作者通过类似豆瓣这样的平台被读者所喜爱，继而出道，一步步走向主流文学界。你本身是文学杂志的编辑，对出版行业了解颇深，请你结合《美人城》，谈谈如何看待当下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

陈崇正：是啊，疫情发生之前我就将这部长篇投给几家出版机构，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方。后新冠时代出版业到底会如何，大概每一个出版从业人员都希望知道答案。我个人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这一场疫情明显雪上加霜，给严肃文学出版施以重压。目前数字阅读还无法完美替代纸质出版，因为后者依然是大部分的研究者和专业读者的主要阅读渠道。或者说，在专业圈子里没有人会将数字出版等同于出版，而会等同于没有出版，这个可能需要国家层面的专业机构进行规范和推进。但无论疫情如何，无论世界如何，作家惟一的选择是保持输出。只有在绝对的孤独之中进行创造，才有可能重返人群，感受到别样的景致。

林培源：目前你依靠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构建起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可以说，你已经完成了作家从起步到腾飞的“原始积累”。不知道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能大致描述以下往后想要走的路吗？

陈崇正：目前我的“术”系列还没有完成，在《分身术》《折叠术》之后，还有《悬浮术》，它由系列的小说组成，但最近将它们整理在一起，发现可以再加工一下，作为一部长篇来处理，这样它的完成度会更高一些。这个写作计划完成之后，我想写些贴近现实的小说，在有限的空间里讲好一个现实故事。汉娜·阿伦特说过：“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我想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维度上做一些尝试，当然，我也不会放弃我想象飞扬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