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Dorothy Creco 摄
近日,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推出了新著《通天之路:李白传》,以英文小说创作、教授闻名于当下文学界的他,这次为什么选了这个传统的题材?穿越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会有怎样的特殊体验?文学创作更依赖于天赋还是后天的学习?家在波士顿的哈金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访谈——
《李白传》:在三个“李白”间游走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经常写虚构作品的小说家,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非虚构的人物传记,而且选择李白来写?
哈金:几年前太太患了病,我得照顾她,要带她到医院和诊所,实在没法写长篇,所以就写了这样一本传记。李白的生平大框已经在那里,我只需要一块一块来做,不必完全沉浸其中。
羊城晚报:写这本书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其中最难处理的是哪一部分?
哈金:两年多。比写长篇容易些,能拿得起,放得下。而写长篇,必须时时刻刻都在其中。《通天之路:李白传》最难的部分是结尾,我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就把李白的两个孙女包括进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构思这个结尾。
羊城晚报:已经有很多人写过很多的李白传记,您都有看过吗?和它们相比,您的这本《李白传》在写作上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特色?
哈金:基本都看过。我要写一本普通读者喜欢读而学术上又站得住脚的李白传。同时,我跟着他的诗歌走,通过他的诗作来展现唐代的诗歌文化。此外,我比较注重他的家庭生活,虽然这方面的史料很少。
羊城晚报:书中说我们谈到李白时,应该记住有三个李白:历史真实的李白、诗人自我创造的李白,以及历史文化想象所制造的李白。这三个形象之间差别大吗,分别有何特征?历史上的李白与当下人们想象中的李白有什么差异?
哈金:当然很大。真正的李白大家都无法说准、说完全,因为史料太少。我们现在能看清的李白多是他自己和文化想像创造的。我提起三个李白主要向读者承认写李白传的局限。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刻意把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总要“飘然思不群”。而文化想象中的李白更像是仙人,是诗仙和酒仙。这两个李白多少都有夸张的成分。我力图把他写得更像一个真实人。
羊城晚报:您的《李白传》是按照什么线索来记录李白的一生的,为什么?
哈金:我是按照他的作品来构建整个故事的,本能地感觉每一篇杰作都多少有一个故事。这个猜测后来证明是对的,他的诗歌的确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他是伟大的诗人,他自己也清楚,非常看重自己的文名。
羊城晚报:《李白传》中有大量的古代诗歌,这些诗歌的翻译都是您一个人完成的吗?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为英文有哪些难题需要克服?
哈金:全是我自己翻译的。李白有无数粉丝,如果有哪一行诗我拿不准,就上网看看他的粉丝们怎么阐释的。互联网给了我很大帮助。至于英语,当然无法重现汉语原诗的情致和气韵,因为声音完全不一样,我只能力争把英译做成诗。“准确”并不太难,难的是译文富有诗意。
双语写作: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羊城晚报:您从二十多岁开始英文写作,为什么不用中文来创作《李白传》?有没有想过,如果用中文来写作《李白传》会有什么不同?
哈金:我二十一岁开始学英语,三十多岁才开始英语写作,所以汉语一直是我的第一语言。我是不会用中文来写《李白传》的,中文里已经有那么多李白传,我从没想过要写这样一本书。真的没有必要跨那么大的界。我仍用汉语写一些东西,在写《李白传》期间,我用中文写了两本诗集,《另一个空间》和《路上的家园》,后来十月文艺出的《哈金新诗选》包括了这两本书中的大部分诗。现在我又开始写长篇了。我生存在英语的语境中,无法完全用汉语写作,所以只能用英语来写长篇。
羊城晚报:双语写作对您来说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哈金:优势和劣势是分不开的。劣势是不能自由自在,优势是明白自己的劣势但能设法把它发展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像纳巴科夫做的那样:在风格上承认自己是外来者,把自己的缺陷和疵瑕升华成鲜活的语言。这只是个目标,究竟能做得怎样,那是另一码事。
羊城晚报:很多作家去了异国他乡因为语言跟文化环境的变化,会存在失语的现象,您最初到美国的时候有这种体验吗?
哈金:没有,从来没有过。
羊城晚报:您的长篇小说《等待》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和《好兵》分别获奥康纳奖和海明威奖,2004年长篇小说《战废品》再度获得福克纳奖并入围普利策奖,这一路走来,对于写作您有哪些体会可以和正在努力的作家们分享呢?
哈金:其实,总是越来越难。你写得好些了,但眼界和抱负也更高了,精力却不如以前了,步步紧逼啊。所谓成功只是个幻象,最好一开始就有失败的准备。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失败者,现在也是,但也一直努力活得有意义,活得顽强。
写作课:创意写作帮助学生少走弯路
羊城晚报:目前您还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写作课吗?今年的教学计划可以分享一下吗?
哈金:我每年春季都教长篇小说写作。就是跟每一个学生一起做一部长篇,但一个学期根本做不完。我力争做到每一个学生的长篇进入状态,就是可以继续发展成书。一般他们毕业后,集中一两年来完成我们已经开始做的作品。
羊城晚报:国内也有类似的创意写作课,部分作家认为写作水平并不能通过授课提高,甚至有人说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
哈金:不敢苟同。我可以说,我的学生大部分凭自己根本写不出长篇,如果他们不在老师的帮助下走出这一步。这个坎大多数起步者凭自己很难跨过去。创意写作帮助学生少走弯路,是个领进门的过程。毕业后就凭自己的毅力、才华和运气了。我们收学生全凭他们的写作能力,根据他们几十页的作品来衡量,力争给每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同样的机会。他们都有全额奖学金。
羊城晚报:很多人认为写作是艺术的一种,需要天赋,在您看来,写作天赋与后天的努力是什么样的关系?
哈金:努力更重要。我常常遇到颇有才华的学生,觉得他们毕业后会不断出书,但往往这样的学生很快就没了踪影。他们太聪明,生活中太多选择,很难做到心无旁骛。当然,人各有志,许多行业比写作更有意义。其实,运气也挺重要的。有时,你碰到一位好老师或好同学,就会把你带进新的领域。
羊城晚报:授课这么多年,对于准备步入写作的起步者,关于写作您有哪些技巧或忠告可以分享给他们?
哈金:寻找自己的传统,缠住伟大的对手。
当下文坛:作家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羊城晚报:国内当代的年轻人热衷于给杜甫李白组CP,认为杜甫给李白写了很多诗歌,比李白更重视二人之间的友情,在历史上两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哈金:李白大杜甫十一岁,当时已是明星级人物,而杜甫生前默默无闻。但李白对他很好,两人夜里同被而眠,日间携手而行。杜甫特别珍惜这段友情,李白去世后,他仍梦见李白,著诗怀念。而李白是位独行者,有道家式的超然,杜甫只是他的一位朋友。
羊城晚报:您有关注当下中国的小说创作吗?
哈金:我对当下的中国小说看得不多。国外真正杰出的年轻作家也是凤毛麟角。文学不是神童的事业,作家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我的印象是中国的年轻作家中短篇写得很好,长篇弱些。
哈金,1956年出生于辽宁金州。1993年于美国布兰戴斯大学获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大学讲习教授,主要教授小说创作和迁徙文学。1990年开始用英语写作,至今在美国出版了四本诗集、四部短篇小说、八部长篇小说和一本论文集,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长篇小说《放歌》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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