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时季,在迪庆高原这片贫瘠的沙层土上,拖拉机在地里不停地嘶鸣着,人们在寒冷的风中忙碌着。
四围的洋芋地里,牦牛在人们的荆条和吆喝声中来回地劳作。在它前行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头戴瓜皮帽,一身奶油味的藏民。阳光,一点暖意也没有,东升的朝阳的金辉把他们的身子拉得很长,在新翻的泥土中闪闪烁烁。这里的紫外线破坏力极其惊人,藏民们的脸上总是紫红紫红的,要么就是黑黑的,黑得有些吓人。
“今天的任务是帮助孤寡老人格桑扎勒家拔甜萝卜!”操场上,指导员对我们说。
我们整齐地走在去格桑扎勒老人甜萝卜地的路上,一辆拖拉机正在运送刚出土的洋芋。驾车的司机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遇到路上的行人就高兴地大声说:“今年又是一个大丰收年!”远远的,我们看到他那开心的样子,心里也很开心。他穿着五颜六色的藏袍,身上捆着一根大布带,碰见我们就是那句“扎西德勒”。
我知道,在这片沙层土上养育着三十九万余藏民,他们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的其中一朵。
车在前面跑,车后紧跟着两只壮实的大藏獒。无论车开多快,藏獒就能跟着跑多快。看到这个情景,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有一台相机该多好啊,用快门把它们记录下来!”
一路上,我听部队里的老兵们讲,每到农民收成忙碌时,我们部队都要给当地的老乡干上几天活。今年已是如此,我们整齐的脚步声在高原上起起伏伏。不一会儿,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甜萝卜地。我们知道,这片甜萝卜地是孤寡老人格桑扎勒家的。
“同志们我们出点力,加把劲,先把这位老人家的甜萝卜拔完并运走,再去帮助种得多的藏民搬运其它农作物。”指导员拉开嗓门大喊着。
我们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真是命令如山倒,一百多号人瞬间就散开了。地里的甜萝卜在空中飞舞起来,拨不出土的,大家就用锄头挖。指导员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喊了起来,各排各班,不能满块土都乱扔,大家得有个规律,一堆一堆地放好。这么多的甜萝卜,可以给这位老人增加一点收入。虽说厂家回收才壹角贰分钱一斤,如果我们把这块地里的甜萝卜拨完,也可以卖两千多元钱,老人至少可以有一年的生活补助。
老人来了,他走得急急忙忙的,很快,他就到了我们的面前。从他的气色来看,我感觉他身体还很不错。老人的后面跟着他的那条忠实的看家狗,名字叫“毛豆格”。
这条狗的名字我们军营的每个老兵都知道,因为我们部队每年都要帮助老人家春种和秋收,毛豆格和它的主人都非常了解我们。老人背上背着一个尖筐,走近我们高兴地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意思是说“解放军吉祥如意,你们真是太好了!”他一会说藏语一会又说汉语,每说一句话都是夹生不熟的,只有我们指导员才能听懂。
老人格桑扎勒说一句,我们指导员就翻译一句给我们听。老人抓住指导员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我虽然没有亲人,可你们就是我的亲人!”然后,他又迅速从筐里拿出一包春城香烟塞到指导员的手中,“收下,收下,筐里还有!”指导员没有收老人的香烟。老人撕开香烟盒,走近我们就说:“抽钓呀筒!”意思是“抽烟!”大部分的同志都没接老人递来的香烟。大家连连摆手,“不会!”
老人身后的那条狗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的,我们也不怕它,它也不怕我们。个别的老兵还要抚摸毛豆格一下,毛豆格也比较通人性,用它的一身长毛在我们裤管上擦来擦去的,时不时还要伸出它嘴里的舌头来舔舔这个,又舔舔那个的,很是感人。
说真的,今天的劳动气氛确实高。一个上午,两万多斤甜萝卜就被我们收集在一起了,成堆的甜萝卜堆积在地里。在我们来拔甜萝卜的时候,指导员也去联系好了厂家。
公路上,两辆东风牌大卡车向我们驶来,车后的沙层像一股灰烟,拉得很长,飘得老高。大家都知道,是指导员联系的厂家来运送老人种的这些甜萝卜了。
老人看到卡车一下子就从地里跳了起来,激动得拉着指导员的手:“来了,是他们,没错!”
车由远而近,在我们身前不远的路上“嘎”的一声就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正是格桑傲糖厂的厂长。他头戴一顶草帽,脸上挂着一幅宽边墨镜,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一条牛仔裤,脚上是一双长筒皮鞋,看上去有些像西部牛仔。在他身后跟着几名工人。
格桑厂长虽说穿着和西部牛仔差不多,但他一点都没有西部牛仔的那种性格,人很随和,他一边走一边用手向我们打招呼。
他径直走到老人身前,然后高兴地告诉老人,“我们厂经研究决定,今年您种的甜萝卜给您老人家多加一分钱,每斤按一角三分回收。”格桑还说这位解放军同志都能带着他的兵帮您,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您优惠您呢?指导员笑着回答说,“这是我们当兵的应该做的,军民一家亲嘛!”老人和格桑厂长也高兴地回答,“是的,军民一家亲!”
毛豆格好像也听懂了什么似的,它伏在地上,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
“你种的甜萝卜不用称了,每年的斤数我们都知道,就算两万斤吧。”格桑厂长说。
老人说:“多了,多了,你们会亏本的!”
“不多,不多,就按我说的吧,只是又得辛苦解放军啰,又要把这些甜萝卜装上车了。”格桑说。
指导员对我们说:“格桑厂长都这么爽快,我们加点油装车吧。”
一个钟头过去了,这块地里的甜萝卜已都找到归宿,它们一个个的被我们整齐地摆放在车厢里。
格桑厂长从身上拿出一个本子和一张付钱的清单,叫老人签上名。老人拿笔的手在风中不停地颤抖,好不容易才在本子上和清单上画上几个像蚯蚓似的符号。就这样,那些蚯蚓似的符号就代表了他的名字。
格桑拿出贰仟陆佰元钱递到老人的手里,老人很激动。他手拿着钱,不知是高兴还是激动,随手就从贰仟陆佰块钱中抽出伍佰元递给我们指导员:“给这些小兄弟喝杯水,从种到收都是你们帮我……”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你老人家活一天,地里的活就算我们的!”指导员摆摆手微笑着拒绝了。
说什么老人也不同意,他那激动的样子也感动了旁边的格桑厂长。格桑厂长也跟着说,“只要我们厂还存在,我们都会优先收您老人家种的甜萝卜。”
格桑厂长边说边向我们道别,他一下子钻进驾驶室,车缓缓地开走了。车窗外,他不停地挥舞着右手。
太阳已经爬得很高了,在回营的路上,我脑海中不时萦绕着格桑和格桑扎勒老人的样子:宽边墨镜,西部牛仔的装扮……佝偻的身子,还有他背上那尖背箩。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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