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文学梦】错位的领舞（散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杨 海    阅读次数：13357    发布时间：2014-03-19

三国，闲静的卧龙岗最终并没有留住诸葛亮的脚步。他手持羽扇，一脚踏进了战争的舞池。可惜在这场三国的集体舞蹈中，诸葛亮这个领舞却错位了。

作为一个文学化和民族意象化了的诸葛亮，或许我们可以从他流传下来的两个《出师表》中触摸到一些历史及人物的真实。尽管犹如镜中花，水中月，但它依然充满了诱惑力。

诸葛亮作前《出师表》的人文主观选择，其欲望的支点在于，从三国时代的政治程序而言，提兵出师，作表上奏这是个程序问题，出师北伐，这也是一个国的大事。所以，作《出师表》奏请显得庄重。其言词：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这虽然是出于君臣礼仪，但此北伐的真正原因在于：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从国事，天下事的角度而论，这些表词则是道出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的真正欲望及其“自我否定”的原因所在。为人臣子，虽然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但是他仍然不忘先帝遗愿，竭力远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是至善的。至于：“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的表词，或许也就是一种情感的错位，他提兵北伐，或许也不完全是为了后主刘禅。

人原本就是有情感，情感本身对每一个人都是善意的，但是，当这种情感与天下事纠结在一起的时候，诸葛亮对后主刘禅报恩式的诚服，则是一个民族的时代性错位。虽说这样的忠义在家天下的审美中是的美好，但在民族史的步伐中却难免流淌出了些许痛楚与尴尬。因为，狗是上不了树的，即便是傀儡型的，也会带来诸多不便。

从天下英雄想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的三国审美意识形态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到也算得上是一举两得的事。它既是从西蜀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上考虑，也是从他个人“英雄用武”的角度来摆布的。这当中或许也存有着个人的私利在里面，而身为后主相父，且权倾朝野的诸葛亮，即便是存有私欲，但却也在表词中呈现出了他至善性的一面来：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这也是中国式的小皇帝当朝而屡见不鲜的政治尴尬。诸葛亮这样的表词，把用人治国皆纳于其中，到也可谓是智者大才。但这也可以看作是在国事、天下事层面上的一种自我否定，因后主年幼，这也就成了诸葛亮北伐的后顾之忧。虽然诸葛亮在北伐前平定了南方作乱，但后主无力却也成了诸葛亮用兵的软肋。所以，诸葛亮在此表词中也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评论性解读，同时也是对后主的告诫。这既是给当时后主治国、取天下的治理警言，也成了后世管理者的铭记锦语。

当然，这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政治错位，当中足以看到诸葛亮这个三国领舞者的为世所累，而西蜀最终却也败在了诸葛亮这样的担忧中，以至于后来步他后尘的姜维自杀而死时不得不感叹，此乃天意义也。因为，忠义与叛离，或起义是人的东西，而正道，或自然之道才是天的东西。天在人类的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偏执于它自身规律的，这一点上，天还是很可爱的。

当然，这里说的天意，应该是隐含着社会客观规律的。而诸葛亮到也是如表词所言：报先帝而忠陛下。但是后主却终究是没有如他教诲的那样：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这样看来，这也是后主的至恶对诸葛亮至善的一种亡国亡家式的“自我否定”了。以至于让诸葛亮“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的至诚荒废于刘禅的至恶中，让诸葛亮“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谋略，或是军事策略意义上的人文主观选择，及其欲望终究实现不了。

当然，诸葛亮出师北伐而不顾众多大臣们劝阻的人文主观决择，其欲望的另一个支点在于：“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可见，人的欲望让人至善也至于此。而人性至善于此，或许赖于天公造物的神奇。诸葛亮身上这样演绎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义呢？是一种知恩图报之义？还是一种为霸业而战之义？不论如何，这到也是一种义，一种如植物般坚强生长的伟岸。

看来，华语所说的“胜者为王，败者贼”的世言还是很受用的。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呈现出来的，较多是一种人文主观选择与社会客观规律之间的，人性欲望与自我否定互动的生命力。其实，人们所说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不过是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为大底色，以我们的民族性、文化性为坐标的，如果把这些都换了，那么我们的审美则又是另一种景象了。

也就是说，这当中无论是对诸葛亮愚忠的暴露，还是对诸葛亮的忠孝层面上的智慧表达，如果剥离了我们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文性的审美坐标系，那么我们所说的对与错，善与恶，似乎又还是一个值得质疑与探索的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认可诸葛亮的“愚忠”，还是认同诸葛亮的智慧，恐怕也都不过是站在自己角度上的盲人摸象。这本身或许也就是一种错位。

如果把家天下的规则与光环收起来，那么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至善，却也就是钟情于一家，却失爱于天下的情感与智慧的双重错位。可以说，天予奇才，不顺则逆，如果真有天的话，他老先生或许也就真的是顺了人间情，却负了苍天意。

在这点上，诸葛亮不如曹操，曹操能让他扶佐的天子，办不成事，也坏不了事。而诸葛亮的错位则在于，他的后主刘禅，办不成事，却坏得了事。这是对他天赋奇才的一种讽刺与鞭挞，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审美的眼睛里，曹操的行为是挾天子，令诸候，无视朝纲。

当然，诸葛亮在三国大梦中是很执著的。从小说情节中来看，后《出师表》是在西蜀连年北伐征战而不得利的情况下的出师之作。与前《出师表》相比，后《出师表》时，蜀国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的强盛。此时出兵，差不多也是强弩之末，或许也正如陈琳作檄文时所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尔。”也就是说，这种人性欲望与自我否定的强烈碰撞，是极有可能促使人去做更多的事情，虽然这种事情看起来那怕是多么不可能。

诸葛亮作《出师表》而再次北伐的人文主观选择，其欲望的支点从表词中来看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这是在众臣不论是从天象，还是从民生疾苦、国力时事的不利劝阻中的强硬出兵。如此国势与民情的多重错位，其人的自我否定与欲望的互动性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而战争的领舞者，因其错位，也让这个集体舞显得举步维艰。因为北伐成败难料，而后方幼主刘禅无力，并因为被人利用，时不时地在后面搅局捣乱。

当然诸葛亮也深通天文时事，用小说故事中的话语来说，他也是深晓天意的。但是他这样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欲望，一方面正如他所说，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发制人，以争取霸业之生机；另一方面，或许是他自恃能经天纬地，扭转乾坤之能，故而置星象于不顾而奋力一搏。由此可见，人在欲望中是显得多么的主观，或是敢违天命而动。

而这对于匡复汉室江山来说，自然是至善的。在诸葛亮看来，西蜀发兵刻不容缓的人文主观选择及其欲望的另一个支点在于：“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样的表词，可谓是凝聚着人性的至善至恶。后主年幼，而说陛下未及高帝，既是事实，也是一种警告式的直击刘禅治事的软肋。而谋臣不如良、平的说法，从诸葛亮曾经的“舌战群儒”的豪放言词来看，这只不过是一种谦词而已。诸葛亮把论说与谴责说得如此的谦恭而又至诚至善，人性如此，到可以说是一种至恶至善了。

因为后主无才无德，臣子想不压主都做不到，所以，这也算得上是人性欲望与自我否定式的人文主观选择，及其友善。但是这样的选择是与社会客观规律不太相和的，然而在历史过程中，未见结果时，又有几人能料其未来之事呢？况且人性的欲望就是能让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权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不论诸葛亮后《出师表》及其六出祈山的善恶，从人性的层面上来讲，人就是不管那些东西自己是否能得到，但人的欲望足够强势时，人就会不论如何也要去尝试一下，否则人就会后悔不已。

若是从战略上来讲，诸葛亮这样的表词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他把再次北伐的人文主观选择一改为兵家必争的社客观规律层次上的东西。可见，在诸葛亮的人性欲望中，他把权倾朝野，甚至可以说是欺主的举动做得如此的合情合理，或是舍小义而就了大义。而从西蜀的处境来看，也到是如他所说的皮之不存，毛将焉在？这样看来，如此的至恶，其实也就是至善了。或者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人性就是披着至善与至恶的特质，而游走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审美意识形态中的恶魔与圣贤。

应该说，此时的诸葛亮不是情绪的错位，而是一种时势的错位。“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诸葛亮在表词中如此的论英雄成败，虽然是事实，但这又不是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一个“金禅脱壳”？在这样的论说中，他为自己后来可能的失败先就找好了光明正大的退路。人性欲望与自我否定的互动中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或是一种人类的生命力也就给呈现了出来。于个人的生命来说，这是至善的，于国事，天下事而言，这样的主观能动性，显然又是与“死战而效国”的审美意识不相吻合的。当然，动不动就要人去死战，这也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人性缺失。

所以，大自然中生灵的矛盾性是复杂多样的，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词，不论是从军事策略的角度，还是从表词本身来说也是一种至善的表现。在小说情节中，诸葛亮确也是如此的思心竭虑而亡命于五丈原。作为臣子，能把人性欲望与自我否定的互动演绎到如此程度，也算得上是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至善了。

若要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存在着至恶性，那么这样审判的人文主观选择，及其欲望的支点在或许也就在于：“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表词中的至恶在于，诸葛亮为了北伐而霸业于天下，却不顾民穷兵疲。其审美意识的支点，却也不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人性”或是“非人性”吗？所以，一将成名万骨枯成了一个咒语，若幽灵般地游走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从社会客观规律的层次上来讲，这样的仁慈又不过是属于羊性的，这或许就是我们农耕民族的一种仁慈吧。这样的至恶或许还在于，如此北伐是与天意相悖行的。后主虽然无力，并只会从中作梗，然而在中国霸业中成事的也不是说没有类似的天子的存在，其致命的错位则在于，诸葛亮这样的孝忠于后主刘禅却失去了曹氏与司马氏家对待无才无德的天子的狼性，而战争却是残酷地属于狼性的游戏与舞蹈的。

所以，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后来的姜维，在他们的治世策略中，这也就是成了他们谋略于天下的致命性的软肋。天下唯德才者居之，所以说，西蜀谋臣们的这种仁政，或是至诚式的尽忠，西蜀的灭亡是必然性的。这并不会因为臣子的诚服而有所改观，因为它是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发展相脱轨的，是一种集体性的错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乃至东吴的周瑜、陆逊之流，也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罪人，因为他们都辅佐了这样的无帝王德才的天子，而减缓了历史进程。同时也在三分天下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了无数人在战火中家破人亡。这无论是从人性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客观规律的层面上讲都是至恶的。也难怪我们的华语中说，人要择明主而投，否则，一将不力，累死千军；一主不力，祸国殃民。

历史的领舞者，应天治人安天下。或许如诸葛亮、姜维他们，错位的领舞最终以西蜀国的消亡作结，是历史给了他们一个错位的表演，而他们终究是在家天下的这层茧中被历史忽悠了。或许如后主刘禅之流，古代家天下及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世给了他们一个错位的角色，即君王。三国这样的君王却不能王天下，这是民族文化的错位，是历史演进的错位。

因为，他们承受不起这样的生命这重，却扣动了历史颤动的弦。

从全人类的大视野上来看，这种屈才人下，甘为庸主牛的民族性错位不过是在意小节，却失缺大爱的小家子义气，是不可饶恕。而从诸葛亮后《出师表》的“六个未解”中，无论是从文学性的呈现力度上，还是从人性的透析与展示上来看，人就是可以这样的至善至恶。无论如何的论争，这样的文字中却无疑是蕴涵着人性质地在里面的。或许，它只是人性的冰山一角，但终究是有着人性层面上的精灵在善与恶的天平上闪烁。

当然，诸葛亮的这个人物形象在中国人眼中，由于史料、民间故事、传说、文学文本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呈现与结集，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有着神化性，或是偏移性了。而不同阶层，或是持有不同审美意识形态的人们，又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把小说人物尽量向着适合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上去加以传说与刻画，所以，历史上的这个诸葛亮的本真性被颤变了。但是不论如何的颤变，它也记录了人性层面上的东西，而我们对诸葛亮这个小说人物形象的争论，却也反衬出了我们人性观上的情结。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小说人物身上的分歧，其实也就是一种后时代的分歧，或错位。

这种穿越时空的错位，不论是审丑的，还是审美的，我们不过是坐在历史舞台面前的观众。看着这个舞台上错位的表演，当我们不经意间又成为下一批观众的集体舞表演者时，又能给观众什么样的表演呢？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