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我走不出卫国街托儿所
春节期间,每人供应三两葵花。为什么供应呢?是不让我们嘴馋吗?是方便招待客人吗?不是!平常吃,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过年吃,是为了体现上级的关怀。上级也不肯多多关怀,不准多吃,一份关怀三两。一个小时不到,就把“关怀”吃完了!然后出去玩。玩不会凭票供应。爸爸留在家里点燃一支烟。爸爸不怎么吸烟,一发烟票,为了不浪费票,才吸。没有票了,就不吸。爸爸说,其他烟瘾大的人,票不够,多半吸黑市烟。
我跟邻居肖开颜学到一首儿歌:“三十夜晚上出月亮,一个小偷来偷缸。聋子听到脚步声,瞎子看到在翻墙,哑巴喊声逮强盗,一逮逮到个胖大娘。胖大娘,蜜蜜长,一直拖到体育场!”觉得“胖大娘,蜜蜜长”最好玩,我们最爱唱这一句!
我教肖开颜玩灯笼。用报纸折叠成大的方包,系绳,中间放蜡烛,就做好了。可是一不小心,就会玩成一笼火。也买了好几个“砰嘣”一起玩。还观看了礼花。都叫礼花,不叫焰火。不用跑到别处看,在家门口就行。具体是哪里放?也不晓得!有时能闻到硝烟。硝烟很香。那时爱放礼花,不过节也放。哪天胜利了,就放一次。哪天“从胜利走向胜利”了,又放一次。谁胜利了?为什么胜利?到底谁输了?不晓得。反正我们肯定胜利了!小孩都高兴。不过想了许多年,感觉“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词,真是有点怪哈,就像是在原地打转似的。
妈妈起床后,有时顾不得洗平睡皱的瘦脸,就摸着纪念章,抬头看着墙上的毛主席,低声求着什么。妈妈还带我走过朝阳桥,去了春雷广场。爸爸1968年曾参加建设春雷广场。当时他给妈妈说:“毛主席雕像高12.26米,对应毛主席生日;像座高7.1米,对应建党日;主席台面积960平方米,对应国土面积;主席台地面距广场基础地面的高度为2.8米,对应党从诞生到执政的历程年数;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升到19.49米,对应建国那年的数字。”妈妈面对着比楼房还高的毛主席塑像,闭着眼睛,跪下,嘴巴一蹓一蹓的,还是求。唉,毛主席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哦,有的!他能活一万岁,别人不能!他的一句话能顶一万句,别人不能!果然,我看见妈妈的脸,皱纹不用洗,已经平了,两眼含笑,起码年轻了几岁。所有的美好都像看起来那么美好。
春节过完了,瓦屋檐上那玻璃棍似的冰凌,有的溶短了,有的溶断了。这时候,爸爸才联系好贵州省邮电托儿所,可以送我去了。当时,妈妈对爸爸微笑着,简直是温情脉脉,好像爸爸也是她生下来的儿子似的。我看见她又盯了盯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眼里漾起一圈圈清亮的波浪,可能以为毛主席在北京也打电话帮了忙的。毛主席这么管用,怪不得家家挂他的画像。
那天晚上,我心里很踏实,所以没有睡踏实。
早上,我不放心,问:“是在家里玩,还是去托儿所?”爸爸正在整理脖子上那一圈洗得很白的假领,笑眯眯地说:“所!所!”
嗷,阳光很新,世界很亮!爸爸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以前我从没有把我的手,像这次这样放进爸爸的手里过。为了不让爸爸松手,我也紧紧抓住他。他的手很有力,很温暖!这才像爸爸的手。
我结束了“流浪”的日子。用现在的话说,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当时进比较好的托儿所,都是排队,硬排。大的毕业了,小的接着进去。还不兴收赞助费、择校费之类;也不兴递条子,凭人缘广。基本上是公平的。哪里晓得,社会越发展,老百姓在很多方面,会越活越艰难。“搞发了”了的人,毕竟占少数啊!在贵阳话里,这个“发”,是指发财,而不是指发作、发威、发病或发疯等等。
贵州省邮电托儿所,地处贵阳市莲花坡。进门是一座没有花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幢八角琴房,每一面都有窄而高的窗户。琴房边立着几棵瘦瘦高高的核桃树。一个凶恶的老太婆,叫郭大娘。不是邮电医院的郭大娘,那个矮,这个高;那个是贵阳人,这个是北方人。郭大娘好像是杂工,看大门之类,不直接带班。所以不叫老师;因为她老了,不叫阿姨,而叫大娘。大家都怕她,我也怕她。小孩们爱悄悄甩石头打树上的核桃。但核桃成熟后,只有老师们能分着吃,小孩没份。所以秋天里,有一段时间,郭大娘的任务,就是专门和小孩作对。她嗓门大,脚步快,只要发现小孩注意核桃,又追又吓又吼,“不准‘吃魌头’”,很讨厌!
那时,大人娃娃都爱说“吃魌头”、“吃魌头”。“吃魌头”就是占便宜、白吃之类的意思。可是什么是“魌头”呢?不晓得。后来我常常问别人,都不晓得。于是我把这个辞记得死死的,长大后专门研究、考证。“吃魌头”,《周礼·夏官》有载呢!该是久远哈!又据说,“旧时,凡做打鬼驱邪除疫道场,要用熟面染色做成魌头(俗称鬼王)。法事结束时,为驱鬼而将此物撒向四方,儿童争食之,谓可避邪。是为吃魌头。后,不花钱而得食并得避邪之利,即为吃魌头。”哦——!很多人通常写作“吃欺头”。
托儿所的琴房角落里,有一架脚踏风琴。各班小孩轮流到这里学唱歌。花园南侧有一绺坎坎,走上去,是很宽的院子,起码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光光的,没有树。院子北边是两层楼,教室、寝室、厕所、洗澡房,都在里面;东侧有三间小平房,两间是厨房,一间是垃圾房。厨师是个胖老头,肥头大耳,和蔼可亲。他磨刀,也用白砖。第一次看见他时,我特意查看了他的喉结和额头,还好,喉结不紫不红的,额头平整光滑,没有乌疙瘩;身边也没有洋瓷大茶缸。不过也戴袖套。一脱帽子,头上就冒热气,像蒸锅。传说他是个非凡的大力士。老师不在时,他就告诉我们,他会打拳,并当场表演,肚皮上的肥肉一抖一抖的,允许我们摸摸捏捏,抠肚脐眼,拍打秃脑壳,搞得彼此哈哈大笑。别的人也都是新的,还算有意思。
我们就生活在这里。这家托儿所有“半托”,有“全托”。“全托”包括婴儿班。婴儿班的尿片干干净净,叠得很方正,比我家的手巾还方正。那时小孩都用尿片,烂布做的。尿不湿?听都没听说过。“半托”是晚上回家。起初我是“全托”。
有一次,薄夜来临,我偷偷跑了出去。街道我熟,不会迷路的。但,莲花坡,以前是回民的义冢,所有的房子,都是在坟堆里修起来的。我独自一人,心里填满恐惧。风儿刮个不停,一会儿呱呱呱,一会儿嘎嘎嘎,一会儿呼呼呼,一会儿轰轰轰,一会儿伤心地呜呜咽咽。偶尔看见些零碎的灯光。有些人家开一下门,放一片光出来。那时候房子与房子之间,有大片的空地。空地没有路灯,正规的街道才有。听说,以前的路灯是油灯,每天有个老头,扛着梯子,往路灯里添油呢!现在,脚下的黑影像个很厉害的鬼,只等踏下去,就马上吃人。有一条路过的人影跑过来,可能是看了看我,又跑开了。我老是回头查看,看看有什么东西跟来没有。还好,一直没有。
拐过弯,看见自己的家了,高兴死了。我家点的是日光灯,最亮!我跑!一跑就跌倒。爬起来又跑。很快要到家了。
公共走廊,公共厕所,小偷要来偷灯泡,偷了放进荷包里,那里马上鼓起一个包。不能蹲,一蹲就爆炸。后来就用铁丝罩罩着灯泡,防小偷。灯泡要凭“电灯票”才能买的。小偷偷窃不成,就把灯泡戳烂,出心里的气。眼前的走廊里黑得伸手不见拳头,可是一摸肯定有一扇门,能够敲开的。我的心稳定下来。
我家门上没有贴“葵花向阳”的忠字图。记得居委会通知“贴忠字图贴忠字图,上面要检查”。爸爸试着剪了几张,不像,不敢贴,贴不好就是反革命。检查时,爸爸急急忙忙直接在门上写了三个字,就蒙混过关,并一直应付下去了。那三个字是:忠字图。谁敢说这三个字不对呢!
我守在家门口,渴望进去,但不敢敲门。也不敢摸门,怕把字摸掉了。门一开,我就慌忙跑走;也不跑远。我出了走廊,转到另一边,等妈妈开窗。我爬上垃圾箱,脸贴近,透过窗玻璃上,我哈气哈出来的圆孔看进去,看见了妈妈。妈妈变得矮矮的,不断在那里点着头。仔细一看,原来是抈在小板凳上打瞌睡。
不晓得几点了,月亮和星星,都被黑夜泡大了不少。后来月亮躲进几片灰云里,一起慢慢地移。我看见一颗星星在跌落,最后好像掉到了我脚下,不见了。我伸手摸了摸,打算摸到手里,好好玩玩,玩够了就吞进肚子,让它在里面发光。可惜什么都没摸到。原本以为,起码可以摸到一颗星星石(石英石)的。当时传说,星星石是星星屙的屎。房外静得如同石头,被门窗紧闭的家,成了另一个世界。我觉得听见了他们的鼾声。我想爸爸妈妈若是睡着了,一直没有发现我,那我就会永远一个人留在这黑夜里吧?这真让人心凉。
但我没有心凉,因为窗户打开了,不足一尺宽。开的那一瞬间我有点害怕。
开窗的是妈妈!她一下通过缝隙从黑暗里把我捉进了眼里!她问:“是幺儿吗?”妈妈晓得是我。不用看清楚。妈妈总晓得是我。她会算卦。幸好是妈妈。如果是爸爸,就不会看见我。我没有勇气擅自进家。
我赶紧可怜兮兮地嗫嚅着:“是幺儿。”
妈妈冲出去,绕过来,两只眼睛像星星一样闪着,越来越近,一下就到了面前。妈妈抱住我,温暖的气息猛地将我裹紧。“幺儿幺儿,你怎么在这里?”
我以为妈妈要骂我,可是没有。以往妈妈的叮嘱哗啦啦地重新从心头掠过。我说:“妈妈妈妈,每天晚上都领我回家吧!”
妈妈叭叭叭地亲了我。我抱住妈妈的颈子,整个人淹进妈妈的胸怀。
几十年后妈妈回忆起这事,说,当时,我背着手,靠着墙,回答“是幺儿”时,向远处移动了几步。这让她心痛。唉!又说,我被她抱着往家走,还来不及把张着的嘴巴闭拢,就一下睡熟了。这也让她心痛。唉!
第二天,我就改成“半托”了。
其他小孩,多数,也是“半托”。即便这样,还是有小孩,每天送来时,哭得撕心裂肺,像是被拖去屠杀的小猪。你哭,那哭你的,没有人管。哭够了,你就不哭了。要想从这个老师的膊弯递进那个老师的膊弯,是不可能的。你爸妈是大官也不行。那时候的人,“捧抛”还没有自觉性,水平也低,干不出先把对方捧起来,用完了就抛出去的勾当。长大后读书,看到20世纪50年代,北京为高干子弟办过“年托”, 一托就是一年或两年或三四年。才晓得那些小孩更惨。
有一个“半托”同学叫郝开明,黏妈妈,不愿意上托儿所,一来就蛮横地哭。他妈妈离开的那一瞬间,他猛地拳头紧攥,身子打挺,狠狠地哭叫。他妈妈一走,马上小声啜泣,抹泪。突然会爆发几声大哭,身子摇来摇去,像不倒翁。他天天哭,哭了几个月。哭久了就吐,把嘴的四周都搞得脏兮兮的。裤子尿得从来没有干过。后来好不容易不哭了,又常常被我打哭。在他身上,始终发现不了什么趣。这种人,可以打,打出点趣来。他肉唧唧的,像块泡粑。我却瘦精精的,像根干柴。有几次爸爸打我,选择双人床为工作台,先把我往上面扔,硬是敲得床板咚咚响,像敲锣鼓。骨头倒没出问题,但床板给撞抈了一回。这就是证明!但我比郝开明高,比他力气大。他睡觉,我和同学肖开颜捏他的鼻子,伸出冰凉的手去冷他。这使我很开心。我尤其喜欢在吃饭时惹他。先逗他:“喂,你的脸上有颗饭!”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我赶紧说:“猴儿摸尿罐!”然后高唱:“脸上有颗饭,猴儿摸尿罐!”边唱边笑。只要看见他往嘴巴里喂饭,我一推,他就喂到眼睛那里去了。好玩!
打人,打架,尤其是打赢了,对男孩子来说,有无穷的乐趣。小孩之间,基本都不讲道理,拳头决定一切;爱好和平的,都是打不过别人的,打得过别人的,都不爱好和平。有时我想换换花样,就怂肖开颜去,说:“我喜欢看打架。你们没事干,打架吧,打着玩!”肖开颜就和郝开明打,我也趁机乱夯几下。我指导同伙:“不要把手硌痛了。防着点,拳头捏软些;搧耳光也可以,不硌手。再不然就推他,推他栽一个痛得唉哟唉哟的跟斗!”
郝开明毫无战斗力,只好挨打。他挨了打,不晓得可以还击无缘无故打他的人,而是依照父母传授的秘诀,飞快地跑去找老师告状,叽哩哇啦地述说着自己的悲惨故事。当班的吴老师,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出来主持正义,而是摸摸自己的宽脸,公开支持歪风邪气,悍然打断他的话:“你不惹他他会打你?他怎么不来打我!”两手抱着胸部,不动。万一郝开明不小心问错了什么,她只要答不上来,就追着他打。因此,我始终没有失去拳力,一直能以拳谋私!郝开明没法应对突然降临的沉重的拳头,和清脆的巴掌,只好重新专心地哭泣,默默地苦练挨打功。有时哭得死去活来,是挺身而哭,像唢呐一样使劲尖尖地哭,哭完身子缩回去,等一阵又哭。还诚恳地念叨:“妈妈吔,快来救我!”生动有趣,很多小孩都破涕为笑。
打了郝开明,我就跑回小板凳上坐好,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把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轻轻抖动。我记得以前瘦老师常常就是这样的。可是吴老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屁话呢?我仔细打量她,大量不出名堂。我慢慢体会,晓得打人是坏事;坏事,有时干起来还是十分有趣的。幸好那时我还不晓得磕头钻裆,跪地求饶之类,否则一定会让郝开明做。
春天到了,小孩们都到院子里晒太阳,围成圈坐着,唱“丢手巾”,眼巴巴地等着老师发饼干。那时基本没有别的零食。吃饭时,吃到油渣,瘦肉,小孩们就拿再生纸包着存起来,当零食吃。郝开明也这样干。每次他拿出宝贵的零食,还没吃到嘴里,我看看老师出去了,就不讲规矩,胡抓乱抢,他得不到吃,我多得吃!谁的我都抢。有个小女孩,爱戴着风雪帽。风雪帽是毛线帽,戴上后只露脸出来,下部两根长须,颈子上一拴,管用!我姐姐也有一顶。这小女孩最爱藏零食,不时捞开荷包,摸摸看看,有机会就拿出来咬一小口,咬完四处看看,才嚼,像是吃偷来的东西。我也抢她的。看见他们慌张的样子,觉得很快乐。她拿我没有办法,顶多唱首儿歌出出气:“小憨包,吃个屁,吃得嘴巴油迹迹,三天三夜不放屁,屁股长成个大洋芋!”
中午时分,都到二楼去睡觉。大房子,一张张小床,床四周有栏杆,留一个缺口。大家躺下一会儿,吴老师,就穿着一条折痕明显的“刀刀裤”,倒背着两条猩猩的那种长胳膊,来回巡查。我赶紧拖被窝盖着胸部和鼻子,闭上眼睛。
“娃娃都乖!都睡着了!”她说。我晓得还有不乖的,没有睡着,但装出睡着的样子,心里漾起一阵难以抑制的喜悦,差点笑出声来。继续装。
巡查完了,吴老师端来一盆水,两只手同时伸到了腰的右侧。她的脸和屁股都非常宽大。脸倒是常常看到,但没看到过屁股。怎么,可以看到光屁股了?果然,她一解,脱开裤子,猛地蹲下去了。嗬哟,屁股大得异乎寻常!起码当我的六个!吓人!她伸出指根上排着四个小窝的,像油炸粑那样又油又肥的手,洗她的大屁股,搓得汩汩响,洗着搓着要拍好几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洗完就上下抖动一阵。我们几个装睡的男孩子因此暗笑了无数回。我和肖开颜笑得最开心。肖开颜的嘴巴扯得很开,更瘪。我们不准郝开明笑。听老师洗屁股,也很有意思。
郝开明天天哭啊哭;不哭了也得哼哼哼。睡午觉他开始不哼,突然哼一串。老师说他是一只小公鸡,一打鸣,就起床。可哪有中午打鸣的鸡呢!
邮电托儿所,也和所有小孩多的地方一样,有那种,不是臭,不是腥,反正不好闻的,怪怪的气味。周六老师给洗澡。一进浴室,老师就射出责备的眼神,一个一个打量我们,让人莫名其妙。老师坐着,只给我们洗。她们胡乱抓过一个小孩来,薅住就跑不脱,打肥皂,乱搓一气,搓得小孩车过来车过去,跌跌撞撞,像转皮球一样。急急忙忙的,像是有人追。太脏的小孩,老师就一胯把他夹紧,边搓边打。还有理:“脏不噜啾的,打!”有时用劲大,打飙了,巴掌会拉着风远远飞到后面的小孩身上去。屋子里一片鬼吼狼叫。我经常挨吴老师的打。洗脑壳时打脑壳,洗脸时打脸,洗肚子时打肚子,周身都被她打完,打得很痛。若是打得太凶,可能是害怕打断胳膊,她自己会轻些打。唉,我的胳膊怎么还不断呢!有一次还把我的脑壳往水里按。又掐我。女的都爱掐!掐起指甲印,乌的。所以当时我最不愿意洗澡。妈妈帮我洗澡,有时也打,可是不像吴老师这样打法,妈妈只打一下,吴老师是打了又打,反正不是自己的娃娃;再说,挨妈妈打和挨吴老师打,感觉上差别很大。挨吴老师打,很恐惧。我不敢惹吴老师,但我敢悄悄说:“我是你爸爸!”说了多次。其实老师给小孩洗澡,水洗得越脏,收获越大,应该喜悦,而不应该打人。
郝开明挨了打,不哭,反而笑,缩着身子呲呲笑,好像已经有点憨了。老师都抢着给这个小憨包洗,趁机搓他挼他抠他打他。
我在心里悄悄哼着儿歌:“哭稀饭,臭鸭蛋,一碗粑粑一碗饭!”看到他笑了,又另外哼一首:“又哭又笑,黄狗飙尿;飙到金沙坡,拣得个猪耳朵。拿回家去煮,煮又煮不熟,抱起尿罐哭;煨也煨不趴,抱起尿罐抓!”自己哈哈笑了一盘。
不过洗了澡,每人都散发着肥皂的香气,成了香娃娃。但是老师对香娃娃还是不放心。有时吴老师会把肥厚的手伸进我们的衣裳里,裤子里乱摸,检查是不是洗干净了。还好,不是摸小麻雀。但这种检查方法很奇怪。
跷跷板,梭梭板都没有。只是每周去琴房唱歌。老师一按响风琴,就让我们逼尖喉咙,唱唱唱。不是很开心。还记得常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肖开颜。”唱到“每个人的脸上都肖开颜”时,我就要看看肖开颜,不明白怎么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肖开颜,肖开颜又怎么编进了歌里。问吴老师,她说:“是每个人的脸上都肖开颜嘛!”
还有一首歌,“雪山升起哟红太阳,环城东路把歌唱咦哟嘿,把歌唱!”唱到“环城东路把歌唱”时,我就想到我家。我家住在莲花坡,莲花坡靠近环城东路。暗想怎么环城东路还会唱歌呢?问吴老师,她说:“是环城东路把歌唱嘛!”
再有一首歌,“满怀豪情赢就打!”我想,要打了才晓得赢不赢啊!怎么赢了才打?有疑问,但是没问吴老师,问也白问。
同一段时间,广播里经常播放“鼻子独奏”。想问问,没敢问。
这些歌曲都不好听。我不喜欢。不好听不喜欢也仔细听,比没有强。世上有好听的歌吗?可能没有!
我从小心里就揣着无数的小疑问,永远比周围的所有人的多,并且越积越多,有的能解,有的解不开;而新的疑问还在增添。一辈子都这样,揣了很多。比如,毛栗和板栗一大一小,凭什么长得一模一样?蛐蟮断成三节了,都能动,会变成三条吗?如果变成三条,它们就是三兄弟了,能打赢所有的蛐蟮吧?香灰落进盘子里,到底有没有声音?如果有,怎么几十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听到?邻居买了一箱酒,又买了一箱酒,再买了一箱酒。可是他们一家人,并没有成年累月地喝醉,连一次都没有醉过。那么,买许多酒做什么?为什么半夜房子里会突然无端响几声?贵阳话里,铙钹既然叫“锵锵哧”,那么锣鼓怎么还叫锣鼓,不叫“嘭嘭咚”?莫非,两种东西,不是同时出现的,因而不是同一批人命名的?成都的桥,桥栏第一根立柱,一米高处,为什么都安装了一个蛋黄大的“猫眼”?为什么扮演毛主席的古月,他的生日是9月9日,和毛主席的逝世日一样?为什么扮演邓小平的卢奇,他的的生日(农历),和邓小平同一天?为什么抱养的小孩,“吃谁家饭,长谁家脸”呢?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是照着自己梦里的情形排列的,怎么回事?科学仪器证明,人临死那一刻,身体会突然减轻。那失去的一部分,究竟是不是灵魂?成都有个李大地,曾担任国土局局长;泸州有位钟长鸣,当的是检察院的检察长;贵州省省长林树森,以造林起家;红学家翁独健,跛子;小女子翁帆,就是扬起老汉生命之帆的意思,所以便嫁给了杨振宁……这都是为什么?每个人出生年份的最后两个数字,加上他的年龄,最后的结果都是111,为什么? 一块手表,时间减半(如18点则以9)对着太阳,表把所指,就是北方,又为什么?最近看了电视连续剧《红灯记》,又纳闷了:日寇为什么派个跛子特务跟踪地下党员李玉和呢?真有事了,怎么追啊?上个月,新邻居结婚,我一看,两口子都是严重的龅牙齿。我着急啊,哎呀,两个人怎么接吻呢?前些天,我在院落里,发现天空飞过一只马蜂,立刻机警地跟踪追寻。最后,马蜂消失在一根竹竿上。马蜂是马蜂,竹竿是竹竿,怎么会合二为一呢?这就奇怪了!我眼巴巴地观察了好一阵,终于探究出,竹竿上有一个粉笔头大小的洞。不能尽兴,只好凑过嘴去,往洞里吹气。唉,虽然没有吹出马蜂来,却迫使马蜂射出一枝利箭来,直插我的腮帮子……没法,可能我是个“咬卵犟”(钻牛角尖的佼佼者)吧。
几年后我才晓得,小时候歌里唱的不是“肖开颜”,而是“笑开颜”;不是“环城东路”,而是“翻身农奴”;不是“赢就打”,而是“迎九大”。还有广播里播放的,不是“鼻子独奏”,而是“笛子独奏”。
另外,有一点邮电托儿所和卫国街托儿所一样,无论哪位老师,都不爱给小孩喝水,嫌带小孩上厕所麻烦,更讨厌小孩尿床。我观察幼儿园几十年,发现老师们的这个顽症,还没有治愈。许多小孩整个一生都不爱喝水,我也是。多年后我的小孩上幼儿园时,常常偷喝老师的水;老师以为我会“教育”小孩,可我没有。各位家长,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注意了,早上送小宝贝前,先灌一杯水;傍晚接到手后,赶紧喂半瓶水。我一生也不爱吃水果,因为从小吃不到,习惯了。不过这和托儿所无关。
邮电托儿所好像没有偷油婆,但也有苍蝇。小苍蝇挤在大便上会餐,看不清;老苍蝇好奇怪,后腹一翘一翘的,很像蜜蜂,还伸手去抠彩色的眼睛,眼睛一下一下转动着,一抠一转,不用闭着嘞。它们能发出嗡嗡嗡的声音。那是在说话。我听到小苍蝇问大苍蝇:“妈妈,为什么我们不吃别的,光吃屎呢?”大苍蝇不高兴了,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恶心的事。快,趁热吃!吃新鲜的!”唉,听到过几次,后来就听不到了。哦,偷油婆、公鸡、苍蝇才能说话;耗子不能。我希望变成这样变成那样,可别变成耗子!变成偷油婆、苍蝇也不行。变成公鸡可以,变成蛐蛐也将就;不当驼背蛐蛐。
我还是穿着姐姐的那双花布鞋。没有那么榔槺了。我对自己说:是暗花,不显眼,穿!
可是一到班上,都看出这是女鞋,就笑我。我不喜欢他们盯着我的鞋子看。他们明白之后,更要看,更要笑了。我说不是!不是女鞋!都说是,连吴老师也说是,我就不好吭声了。但心里不服。其实人人都穿补疤衣裳,补疤裤子,甚至补疤鞋子,都差不多,没有资格笑我。但这没有人抱怨,要抱怨只抱怨布料不结实。都说毛主席伟大,中国人最幸福,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穿得更烂更破,连女鞋破鞋都没得穿。
后来谁笑我,我就打谁。这个办法管用!
有一天,吴老师强迫小孩吃掉菜里的肥肉,说是“趴嘟完”(软极了)的肥肉最好吃!我兴致勃勃地教伙伴们把肥肉藏在荷包里,塞进鞋子里。我高兴得过了火,忘了压低声音。吴老师发现后,立刻鼓着眼睛警告我:“霜娃——!咿,不理你你还自己跳出来了哈!不要以为你和那个姑娘搞的名堂我们不晓得,不说是不想扫你的脸。哪晓得你还是那么劣。你在卫国街托儿所混不下去了,臭了,臭够了,躲到这里来也不能逍遥法外。那边开除你,不听话我们这边照样可以开除你!小——流阿强!”她说到“小流阿强”时,简直像朗诵自己的杰作,脑壳摇晃得很厉害。
我被打哑了,好像真做过坏事似的。我希望变成蚂蚁,钻进地里;变成麻雀也可以,一飞冲天。我晓得老师不喜欢我。老师们基本上都不喜欢我。我做好了承受这种不喜欢的准备。但我没有准备承受别的。我没有被开除,是“不属于本街道的娃娃,要清退”。我已经转了新托儿所了,根本不晓得屁股上仍然吊了一大坨屎㞎㞎。所以,这突然的一句骂,分外响亮地砸在我的心上,沉在心底,杀伤着自尊心,跟随了我一辈子。
同学们趁机又嘲笑我的女鞋,顺着老师的话,骂我小流阿强。有好几个也跟着用谴责的目光敌视着我。很多还穿着叉叉裤的小孩根本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竟然跟着老师同学笑,拍手。我很想冲过去每人给一个耳光,马上意识到自己只要动手,反倒会被老师打翻,只好忍气。我心里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一句悄悄话:“我是你们的爸爸!”可惜不是真爸爸!
郝开明高兴了,两手拍着髁膝头嘿嘿笑了几声,一副讨打的样子!他也敢笑?吃桃子捡软的捏,我看他一眼,他笑得很小心;再看他一眼,他就不笑了,缩胸垂首,低眉顺眼,默默把大拇指插进嘴里,酽笃笃的口水糊了满手。从此,直到我离开托儿所,他都没在我的目光下笑过。常常是,不奔跑,不打闹,驼着背,安静地躲在角落里,屁股尖挂在凳子边上,像小老头一样地沉思,或悄悄抠鼻屎吃,是慢慢品味的那种吃。
有一个小女孩,我常常抢她的零食。在吴老师宣布我是“小——流阿强”后,她,不站在原地了,一下跑开,跑过去抓住吴老师的手,另一手指着我,发出一种奇怪的哨子般的尖声。很久以后我猜,她是最懂得“小流阿强”的含义的,比我都懂。她经历过什么?
这里没有卫国街托儿所自由。也没有小煤屋躲藏。都是集体行动。不愿意呆在教室里,和老师大眼瞪小眼,也得呆。那天我整整哭了一天。开始时出了一鼻子的汗,鼻子又酸又刺,酸刺没过,眼泪来了。我委屈和伤心,哭来哭去,就好受一些了。最后觉得还没有哭够,先偷偷尝了自己的泪水,尝了好几颗,都是咸的;又偷偷数了好一会儿大家眨眼睛的声音,心想不哭够划不着,接着特意哭了半天。脸上被泪水淹过的皮肤有点紧缩,有点痒。开饭了,是吃米粉!太好了!花生米香喔!脆臊香喔!我把泪水滴进碗里,伙着酸甜苦辣咸吃进肚子里。不过还是香,还是吃得快,几下就丢进嘴里了,牙齿还是碰响了碗。吃完接着哭。有时哭得很响亮,像唱歌一样。这种执着使我失去了别的一份份师爱。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我本来还可以哭的,可是哭给谁看呢?没有人看,那就再哭一阵。我谁也不看,这样我就有权不停地鬼吼狼叫了。我发现,眼泪多了,眼睛流不赢,就会从鼻腔里流出来。原来眼睛鼻子都会流眼泪。这就是哭久了满脸湿的原因。幸好眼睛不会流鼻涕。我还发现,哭得太热,就没有泪水了,泪水都变成汗流走了。我又发现,同是眼泪,干了以后,老人的不容易留下痕迹,小孩的却一目了然。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晓得。很久后读医书,终于搞明白了:原来,眼泪里除了水和盐,还有油脂;小孩的油脂含量高,所以泪痕斑斑。
妈妈来接我时,我还在哼哼唧唧的。我有点爱哭。后来长大了,有人在,我不哭;没人在,我经常哭。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个爱哭的人,只是别人不晓得罢了。
我低着头往外走,有时偷偷转过脸,从肩膀上斜斜地瞟一眼这个家长,扫一眼那个家长;他们,也正两眼放光地刺着我呢。有人用肘拐碰身边的人,“看见没有,来了来了!”被碰的人又碰其他人,或者歪歪嘴。不一会儿,每个人都被碰过了,或领会了歪嘴引导,开始私语。远处有人在飞跑,因为反复回头呼朋唤友,跑得跌跌撞撞。更多的人,尤其是女人,都双手环抱,身体重心落在一只脚上,另一只脚斜着,一抖一抖的,专心观赏我。
某家长“嘿——”地一声,吸我抬头。是一个壮妇,正笑嘻嘻地望着我。见我望她,失望而败兴地移开目光,“颠碓”我妈妈:“你家这么一小个娃娃,才丢脱开裆裤,就会搞姑娘了哈!”
有个小孩稀里糊涂地听着,被他那气冲霄汉的爸爸,甩出大巴掌赶走了。
“快来看快来看!”门口有人公开呼喊,声音很高,好像喇叭。随即一些刚到的家长就转身来看我——就是看小流阿强,谈笑声不绝。猛地又传出一浪浪清脆的笑声。有个女的站的角度不便观察,就依着我肩膀从我后面探过脑壳来,身子往前一栽,很危险的样子,扭着颈子看我。还有人发出惊讶的欢呼,向这边冲。
几个小男孩唱着儿歌骂我:“李一李二李三四,李妈妈生个李老四,吃脏饭,屙脏屎,脏头脏脑过日子,吓得李妈妈跳河死!”我不是老四,我是老三,他们乱唱的。
小女孩们的家长,都抱着自己的小孩,警惕地敌视着我。那个常被我抢零食的小女孩,脸埋在她爸爸的怀里,根本不敢看我。
妈妈像是没听到。面对有些人的明知故问,也不答话,只用鼻孔乱“唔”。她抱起我,诓我。就是全世界给我白眼,妈妈也能毫不犹豫地独自给我微笑。我安静了些,便不动嘴唇,骂人,骂“小私儿”,“烂私儿”,“老私儿”,“憨私儿”,“花包谷儿”,骂出声,骂了几次。那些人东张西望着,找人。我暗暗高兴了一会儿。几年后,我发现,贵阳话基本没有翘舌音,完全没有卷舌音,“儿”,都自成音节。很多词外地人会读成儿化音,笑死人了!
一走到没人的地方,我就急切地喊妈妈。妈妈本来就抱着我,又把我揽得更紧。至今,她的心跳声,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妈妈妈妈我不是小流阿强!他们把我叫成小流阿强!”我说。想再叫声妈,没叫出来,先眼泪双滚。
妈妈轻轻说:“乖乖不是,幺儿不是,乖儿不是!那些人乱说的。不张他们!”
哦,那好!我心里就安静下来,痛苦也减轻了!
突然,妈妈回过身,几步路,走得坚定有力,用高亢的,中气很足的声音,向远处的人群宣布:“我家霜娃是毛主席的乖娃娃,不是流阿强!老师乱诬赖的!”
妈妈流泪了。我安慰她:“妈妈妈妈你哭完了没有?我都哭完了。今天回去,我们两个都吃点黄花菜哈!” 她揩了泪,用拉住我的手的那只手去揩,仿佛我们在一起揩。这给了我一点点安慰。
但,以前我的心好歹还在成长,这一天,却开始变老,开始硬化,开始钙化。这是后来意会而得的,当时哪里晓得!
当天回到家里,妈妈去煮黄花菜,我扎到床上,不掩饰,不装模作样,放胆哭了一阵,把眼泡哭肿,才完。我成年后,每到农历四月初八,就去看“四月八”。届时,喷水池等主要街道,严禁车辆通行。苗民们在路上跳着唢呐舞。要跳一个通夜。我发现唢呐曲,很像我那次的哭声。
晚上,妈妈庄严地登上高板凳,用热帕子给墙上的毛主席洗脸。吴老师骂我“小流阿强”,这是倒霉事。妈妈肯定在心里,把我受的委屈从头到尾报告给了毛主席,求毛主席保佑我,保佑我们一家。那么,她就踏实了。
我想起了那首“儿歌”般的口号,在心里唱了一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敬祝区革委主任××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勒令五类分子卧病在床,走资派病入膏肓,刘邓陶去见阎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大人不准再唱李再含,我记不住,也一起唱了。
妈妈洗完毛主席的脸,摸摸自己的脸,看看我的脸,我们还没有洗脸。妈妈有些吃惊,接着又有几分兴奋。可能她发现自己是个最热爱毛主席的人了。
我让妈妈找出“一顺风”的球鞋,就穿它。我以为我走出卫国街托儿所了,完全离开少女了,其实没有。不是我不走,是别人不让我走。我和别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小流阿强”,我是!我栽进“小流阿强”的坑里,只有爸爸妈妈让我爬起来不行,老师不让我爬起来,我就爬不起来。我变得老实了不少。那份屈辱,唉!过了许多年,我的心才像被端过的一盆水,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第三天……一直,老师和小伙伴们,一看见我,总是把脸憋成猪肝色,骂:“小流阿强!”还喊“‘一百七’(预备起),大家来吐小流阿强两泡口水!——呸!呸!”声音特别响,非常近,一直在耳朵里面淤着。吃饭时,我吃得和平常一样快一样多,可老师硬是说我吃得比平常快比平常多。还说:“你这种人,你对得起这几碗饭吗?”我的小手摸弄着胸前的钮扣,想,吃饭也错了?我不明白。昨天挨骂,今天挨骂,明天也有人骂,后天还是一样。我虽然继续高人一头,但已经低人一等,成了最受剔打(轻视、排挤)的人。我明白我在所有小伙伴心里算是一下子完了。当我想对别人笑时,谁都给我冷脸。只有肖开颜还理我。我就不敢嘲笑他的瘪嘴了。我生活在被人敌视的氛围里,我不理解这种敌视,是吴老师主导了这种敌视,不管有意无意。无聊时我就轻轻唱儿歌:“你不跟我玩,我有人玩,河滨公园划龙船。摸螺蛳,包饺子,气死你这个小婊子!” 这样,心里会好受些。但我很想扔下托儿所,跑到街上去。嗷,快“毕业”吧!
“毕业”那天,我走到吴老师面前,咳了咳,鼓起勇气,突然大喊道:“我看见过你的白屁股!”喊完就跑,跑出了大门。
我回头看一眼孤零零的八角琴房,奇怪它为什么是八角的呢?我心里生出一阵快意的哀痛,我受过的零星的整块的羞辱,一下堵上心头。我走出去,托儿所的门关上了,我心里和它对应的那扇门也关上了。从此没有进去过,也不从它的门前过。我再也不会回到那堆狗屎里去。尽管它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我把破了很多洞的“一顺风”张嘴鞋丢进了贯城河。边丢边吼唱儿歌:“恶鸡婆,臭大脚,鞋子落下河,臭死小鱼几大萝!”回头就看见收破烂的来了,又下河捞起破鞋,卖了。
我“毕业”了,却和大家一样,一个汉字不识,只识几个阿拉伯数字。因为,托儿所根本就没有识字课、阅读课,也没有任何书。那个时代,不教小孩念书。也没有听过童话,甚至不晓得童话这个词。至于“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之类的理念,更是闻所未闻。只是好歹学会了几支歌。我“毕业”了,但在以后的整个童年,再也没“写”出那种可以叫作诗的东西;情绪都没有了,怎么“写”!虽然没写出诗,诗人的痛苦却尝了不少。唉!
进了小学后,我这个“小流阿强”,才得以“逍遥法外”,也真正开始念书识字。我常常想,长大了不当炊事员,不当小警察,不当居委会老太太,不当托儿所老师,不当疯子。可以去街道小工厂卖东西,可以当医生,当学校老师,当篮球运动员,当干部,当司机,当赶马哥,当板车夫;也许还能去当当洗澡堂的守门人;当卖牛奶的卖棒棒糖的也不错;去卖糖麻圆,卖饵块粑,卖豆沙窝,卖“私娃娃”(春卷),卖山楂刺梨红子芭蕉,帮糕点厂加工花生米也可以,起码可以先尽自己吃够。不过当炊事员可以偷吃肉包子,划得着!当邮递员的话,只骑单车,也穿那佩上金扣子的绿色邮政制服,但不囥绿帽子;不好看!送给哥哥囥,送给朋友囥也可以。
唉,现在虚度了大半生,回首往事,.觉得,还是托儿所好混。尽管,我几乎被栽培成了一条,中华田园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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