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地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
求人办事,空着手总不太好。
于是,我到三哥家拿了一盒四瓶装的香油。
给三哥钱,三哥不要。
我总觉着白拿不好,虽说是自己哥也不行。我已经在他家白吃白住了这些天,三哥不说,三嫂能不说吗?干一行讲一行,毕竟芝麻是三哥花钱买的,不是家中地里种的。
三哥不要,就给三嫂。正巧上次三嫂拿我二十块钱找人零钱,我没要,算是两抵了吧。亲兄弟明算账,桥归桥,路归路。
我从没给领导送过礼,更不懂送礼行情。不知送一盒香油少不少,校长能不能看上眼呢?唉,就这些吧。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嘛。
正月初八,一大早我在弟弟家草草吃了几口饭,就急匆匆往校长家赶。因为没底,心中总是忐忐忑忑不实在。
校长家在朝阳村。实际上,朝阳村原叫野鸡屯。很早以前,这里荒无人烟,是野鸡狐狸出没的地方。后来,不知从哪来了一对夫妻在这里开荒种地。男的很凶残,据说是金盆洗手的土匪;女的很妖娆,整天打扮,从不干活。他们很少跟外界来往,不久,又来了许多男女,这个地方便热闹起来,因为野鸡多,故称野鸡屯。文革期间,碍于村名不雅,有妓女之村的嫌疑,便改作朝阳村。不过,老年人仍习惯把这儿称作野鸡屯。的确,解放前,这里女人不太正派,多以卖淫为生。
校长家虽说离沙塘十多里,但不陌生,去年他娶儿媳妇,我曾去喝过喜酒。由于路孬,我怕颠砸了香油瓶,所以,车子骑得很慢。足足骑了四十分钟,才赶到校长家。
别看校长只是一个村小的校长,房子盖得却与众不同,在村里一看就知是个当官的人家。他家分前后院,八间大平房,外加六间东西屋和过道屋,整整十四间,馋人呢。房子又高又大,院子也特别宽敞,猩红色的大铁门上镶着两个虎口门环,门两旁还雄踞一对石狮子,酷似过去的衙门。而周围的人家,大多是低矮的小瓦房,连院墙都是矮矮的,门口堆的是长年烧不完的干草垛,草垛上遮盖的是一层塑料纸,纸上再压几块砖头,防止被风卷走。校长家门口干净利索,天阴天晴都不要紧,反正做饭不像农家烧草烧煤,而是用煤气灶,烧微波炉。城里的普通人家还没有微波炉,校长家先用了,惹得村里老实巴脚的农民跑到他家看新鲜。当官真好,当官能发财,村里人看了校长家都这样认为。当然,他们中没一个是当官的。
来到校长家门口,猩红的大铁门紧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敲了敲门。我不敢用力敲,生怕太大的响声让主人不悦。
响声刚过,便传来了脚步声。随着“咣当”一声,大铁门被拉开了,露出校长四只眼。校长戴深度近视眼镜。因为久戴眼镜,眼睛已变形。有一次,校长在学校里洗头,洗头得拿掉眼镜,我不知因什么找他,一看,天哪,校长一双眼睛不仅白眼珠多,而且往外凸,那两个黑眼珠都朝鼻梁集中,活脱脱一个“斗鸡眼”,难看死了。
校长看我上门,忙打着哈哈:“啊,没想到,哈哈,快进来,快进来。”我将车子推进院里,提下那盒香油,不好意思地说:“校长,年前没捞到来看你,这点香油自家磨的,不成敬意。”
“你看看,你看看,来就来是了,干嘛带东西。”校长一边谦让,一边收下香油。校长老婆也闻声出来,接过校长手里的香油,热情地让我进屋。
坐下,上茶。校长老婆茶杯递给我后,便知趣地离开,忙别的事去了。这也许是长时间养成的习惯,公开场合,当官的女人从不参政,只有晚上才刮枕头风。
我开门见山地说:“校长,我今天来找你,不为别的,只想把孙老师在我家买香油挨打的事说一下。我不知雷文国在你跟前说些什么,但不管怎样,我相信你也不是那种偏听偏信的人,这些年来,我怎么样,孙老师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校长说:“当然,我对你们俩都很相信。那件事给雷文国做粗了,他哪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打得半死,简直无法无天。那天晚上,我都睡了,外面扑通扑通打门,我也不知什么事,只听门外乱哄哄的,看样子,来了不少人。我以为是贼,没敢开门,后来听出是雷文国的声音才开门。天老爷,只见孙老师浑身血淋淋的,人成了面条子,被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我当时也给吓坏了,忙问怎么回事。孙老师不能说话,脸上都是血,眼肿得睁不开。雷文国指着孙说:‘他个孬种勾引我老婆!’我根本不信,我知道你跟雷早离过婚,孙雷也没有女朋友,别说没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又怎能说是勾引呢?我质问雷文国:‘你这样打老师是要犯法的!’他看我说法不好听,睬都不睬我,又让人把孙老师架走了。他们人多,我想拦也拦不住。那一夜我都没睡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到孙老师家,孙老师正在挂水,讲话很费劲。他说:‘我真不明白,自己去买香油,糊里糊涂地突然挨了人家一顿闷打,后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雷文国误会了他。’他说他要告雷文国,我也支持他告。虽然我跟雷二嫂是老同学,我也得为老师撑腰,说句公道话。何况,雷文国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要是放在眼里,能这样做吗?”
校长讲得口干舌燥,呷了一口茶后又愤愤地说了一句:“他这是杀鸡给猴看,是向我示威,人打过了还拉到我家,逞什么能!”
我打断了校长的话,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只想问一句,我还能继续教书吗?” 校长一怔,说:“怎么不能?谁说不能了?”“同事们会怎么看我?”
“你又没干什么坏事,怕别人看干什么?”校长似乎看透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李老师,我很同情你的处境。摊到这种情况,你只有挺住。在我眼里,你很坚强,有个性,有能力,素质很好嘛。你不教书不可惜了吗?听我话,继续教。我相信你,同事们也相信你。你要放下思想包袱,跟往常一样,该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听了校长的话,我很受感动,心里也轻松了好多,雷文国留在我心中的阴霾,被校长几句话扫荡殆尽。
看看时候不早,只得告辞。校长执意挽留,让我吃过饭再走,我婉言谢绝了。
校长把我送到门口,又指了一条近路让我走,最后又说:“开学就去上课,跟那种人计较划不来。”
回去的心情比来时好多了,悬在心中的石头,此刻全然放下。举目远眺,刚返青的麦苗,一望无尽,一只百灵鸟从麦地里飞起,直冲云霄,迎着风口叫得正欢。化了冻的黑土地散出浓郁的泥土香味,我深深地呼吸着旷野里的豁达之气,把车子骑得飞快,路似乎也不像来时那样颠人了,只是肚里咕咕地响了起来。我摸了一下肚子,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到家就吃饭,最少吃三大碗!”
我去校长家的事,大姐知道。她一直在弟弟家等候消息。看我进门后,忙问:“怎么样?书还能不能教?”
我知道大姐最关心我目前的生活。代课教师工资虽说不高,但总比没有强。我车子一放,就把去校长家情况跟她说了。她听了很高兴,不过,她又提醒我:“在学校要小心,特别是路上,要防哪个孬种拦你。”
我说:“学校是什么地方,他不敢去。路上他要拦我,我就告他,法律可不管他是什么地痞流氓。”
大姐过了十多天才走。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人都有家,人人都要回家。只有我,说有家,却无家;说无家,还有个栖身之处——娘家。纵然一些人用种种眼光看着我,我还得厚着脸皮在母亲屋里住下去,因为我实在没地方去。
其间,哥嫂们还在不厌其烦地做我工作,让我回雷家,我只好躲着他们,连饭也不上他们家吃。我知道,一坐到他们家饭桌上,他们便会引经据典、拐弯抹角地让我认识离婚后的路难走,还是“奶婚”好,再谈一个二婚的,到老死也不会一条心。孩子更受罪,像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我成天在屋里呆着,静等着开学。
我真想找胡素华大姐聊聊,毕竟她阅历深,社会经验丰富,人生体会也多,再说好几年没见了,不知她近况如何。可是,我又不敢去。她也是离婚的,我也是离婚的,我怕人说,什么人找什么人。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净找大王八。那时,我的精神状态极差,脑神经天天绷得紧紧的,生怕再有什么不幸突然降到我头上。
我天天躲在屋里,坐累了睡,睡醒了坐,饿了就到弟弟家讨口饭吃,有时一张煎饼,有时一碗稀饭,弟媳妇还不错,什么话也没说。
总算开学了。
那天,太阳刚露一点红,我就开始做饭吃。年年如是,开学第一天,早上八点前一定得到校。
吃过饭,我略加修饰一番,无非是把长发绾在脑后,盘成团团发髻,然后换件浅绿色的风衣,脚上皮鞋邋遢惯了,脏兮兮的,灰头灰脑,大约有一个多月没擦鞋油了。我找了一块破布,蘸了点水,先把鞋上泥灰擦净,再找鞋刷刷点鞋油,旧皮鞋又焕新颜了。
收拾完毕,骑车慢悠悠朝学校逛去。
越靠近学校,我的脑子里越乱糟糟的。同事们会用什么样眼光看我呢?惊讶?怀疑?鄙视?探询?孙老师的脸上伤痕可曾去掉?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校长不是让我放下包袱吗?唉,随他们怎么说,怎么看吧!
学校里除了成群结队的学生外,老师来得很少。他们见到我,仍跟往常一样,亲热地打了声招呼,并没有像我想像那样瞧不起我。别人不问,自己也犯不着解释,有时解释多了适得其反。
九点多钟,孙雷才来,仍骑着那辆摩托。那辆摩托曾被雷文国蛮横无理地推到沟底。孙雷被绑架走后,是弟弟把摩托从沟底推上来的。过了好几天,孙家才来人推走。见人来推车,心中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我对不起孙,对不起孙的摩托。跟孙家说什么都不光彩,一切语言都无法诠释我当时难堪的心境。今天,看孙雷来了,那种羞愧、内疚的感觉一直盘在心头。
孙雷表情很严肃,严肃得有点可怕。他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那副又大又黑的墨镜几乎罩住了他大半个脸。可以断定,脸上的伤痕没褪。他进办公室时,有个老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哟,孙老师今天戴眼镜好漂亮!”接着又响起不无嘲弄的哈哈笑声。我不敢望孙雷,只听孙雷平静而又从容的语调飘了过来:“好看吗?你也买副戴好了。”
我如坐针毡。那芒刺似的语言虽不是说我的,但仍刺得我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办公室里一时静得出奇,当这么多人的面,我真不知该怎样跟孙雷解释那晚的事。我只觉得,有些人的眼光,一会射向我,一会射向孙雷,仿佛我俩真的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我僵直地坐着,直到校长走进办公室宣布开会,我才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第一天最难熬,第二天就好多了。最起码我没有了第一天的拘谨、无奈、羞愧。我静心备课,认真上课,像以往一样。
孙雷的大墨镜取了下来,大概他觉得戴着墨镜走进课堂不合适。他的半个脸仍留着青紫的伤痕,从鼻子到脑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乌黑青紫使他原本漂亮的脸蛋,显得有点丑陋。
看到孙雷那张变了色变了形的脸,我更是内疚得要命。同事们在会上听了校长讲的真相后,对孙非常同情,我当然也在被同情之列。他们都要替孙雷打抱不平,为的是维护老师的尊严、人格、权利。
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三个人时,我向孙雷道了歉。孙雷已知道我的处境和雷文国那晚的恶作剧,他说:“李大姐,我真的不在乎,难得让人吃一回醋,值!”他又跟我说,他姐他女朋友准备开学来找我后账的,他没让来。他对她们说:“李老师也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儿子刚死,男人又暴戾成性,如今家也破了,人又寄居在娘家,够惨的了。”
他的姐姐和女朋友也是通情达理的人,结果没来。
既然话说开了,我对孙的那份自责和内疚也就少了。不过,我对孙雷倒是多了一份感激,感激他宽容大量,感激他深明大义,感激他不记恨我。
雷文国得知我一如既往仍在学校教书后,气得暴跳如雷,并让他二嫂立即找校长撵我滚蛋。雷二嫂也的确来找过校长,让校长辞退我,这一次校长却薄了雷二嫂的面子。他对雷二嫂说:“学校正缺老师,我无法也没权利辞退一个积极上进、教学能力强的女教师。”雷二嫂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返回。当然,校长为我又在背后挨了雷家一顿臭骂。
开学后,日子过得很快。我早出晚归,和哥嫂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我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精神上也好多了。只是夜深人静时,又会思念起死去的儿子来,同时还在牵挂着那个近在咫尺却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女儿。
雷文国不给女儿到我身边来,实际上,他这是变相地惩罚我,作践我。无奈,我只好利用中午或晚上放学时间,跑到高山小学看闺女。只要能看到女儿,能看到女儿干干净净,高高兴兴的样子,就心满意足了。
我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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