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子巡抚 忠臣良将
乌当区水田镇有一条河叫“白岩河”,流经竹林村蔡家寨的这一段也叫“洗马滩”,乃“咸同名将”唐炯(家族后人称其“少保公”)亲自命名。“洗马滩”北侧约三百米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结构建筑物,乡人称“唐家大院”。堂屋花窗上镌刻的“一品当朝”、“禄位高升”等文字,折射出当年主人的风光与尊贵。否则依旧时规矩,做官未到督、抚职位,怎敢以“一品当朝”自夸?!
清咸丰四年(1854年)春末夏初,贵筑县水田坝,一位年轻的富家公子在当地士绅长老的拥戴下,召集青壮年数百人聚在一起,商讨地方大事。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咸同名将”唐炯——当然,“咸同名将”之誉是后来的事情。咸丰初年的唐炯,还只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年轻举人。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唐树义在湖北金口投江殉节后,唐炯发誓要找到父亲遗骸归葬故里。但是,想在长江中寻找唐树义遗骸,无异于大海捞针!唐树义的旧友王柏心、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张亮基诸公,虽竭尽全力帮助寻找遗骸,均以失败告终。这个时期,王柏心、左宗棠二人应湖广总督张亮基之聘,担任其幕僚。四十二岁的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奉诏率六百黔勇一路跋涉,刚进湖北地界。唐炯按照父亲诀别时的嘱托,向“胡叔叔”转交了湖北布政使司衙门的官印,并告之父亲已经殉国。胡林翼闻之噩耗自然是悲痛欲绝,他把自己的一匹军马送给唐炯,助其快速脱离险境。
唐炯回到贵阳,在成山墓园修“衣冠冢”,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其自述曰“……遵遗命,衣冠招魂。”
唐氏在贵筑水田坝建“成山墓园”,始于长奶夫人六世孙唐源准。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九月初九日,“阳山公”唐源准病逝于阳山知县任上,享年五十四岁。唐树义将父亲遗骸运回贵州,于道光二年(1822年)安葬于贵筑县乌当成山,并在当地蔡家寨结庐守孝。自此开始,成山渐成唐氏墓园。道光三十年,著名学者王柏心曾受唐树义之托,为唐源准撰《赠湖北布政使广东阳山县知县唐公神道碑铭》。
“阳山公”唐源准老人落葬成山,迄今近二百年矣!广东阳山县距离贵阳数千里,唐树义当年选定贵阳府贵筑县水田坝作为父亲的长眠之地,这里面究竟有何奥妙?
要了解这个问题,唐树义遗著《梦砚斋遗稿》是值得一读的。书中,唐树义写于道光初年的《先府君葬地记》,对成山墓地有这么一段描述——
……兹山土色皆红,容棺处间黄白赤泥,人咸称为福地。要其四山围绕,若儿孙罗列。西北有山曰方山,方正而耸拔。背面二水夹流,去茔地东二里而会,殆庶几晦翁所谓山水环合者欤!若城郭、道路、沟渠、耕犁,则茔地势高,外宏敞而内狭,与风泉水蚁之患,窃意皆可以避。且距省会四十五里,异日,虽势家亦无从夺焉!《记》曰:葬者,藏也。斯亦求尽夫藏之之义耳。其他富贵、祸福,吾乌能知之。工既竣,因以此意书于石阴,俾我子孙知葬亲之道,当本诸礼,审诸心。毋托高论以矜异,毋狥邪说以滋惑,斯为得云。
代代相传的“忠”与“孝”,是成山唐氏家族的亮点,也是其久盛不衰、人才辈出的传家秘诀!“毋托高论以矜异,毋狥邪说以滋惑,斯为得云”。所谓矜异,即自我拔高,夸耀或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古今文场,此类角色屡见不鲜。对此类华而不实的“读书人”,唐树义先生似洞若观火,且很不恭维。尽管他耐着性子好言相劝:“其他富贵、祸福,吾乌能知之。”然而字里行间,却未掩饰他的厌恶和鄙夷。
咸丰四年夏,身带重孝的青年举人唐炯在水田坝召集父老青壮,商讨什么大事?关于这个问题,除《贵州省志·军事志》等方志外,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中叙述周详:
甲寅(咸丰四年)夏,桐梓杨凤作乱,围遵义郡城……乃请于官,立忠孝团。分十二局,局各设于适中地,推举父老之公正殷实者主之。余曰,团立矣,而不练犹无团!乃择其子弟之壮健者,局数十人教以击刺、勒以什伍,余时阅之。
咸丰初年,清王朝山河凋零,内外交困,危机四起,摇摇欲坠。位居贵阳东北一隅的水田坝,成了青年举人唐炯的用武之地。他时而坐镇水田坝操练团丁,时而跨马挥枪上阵拼杀。数年间军功卓著,渐为府、县乃至于朝中所闻。
同样是咸丰四年(1854年)秋天,唐炯人生里出现了又一桩大事。其《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载曰:“(父亲衣冠招魂)葬有日,得彭器之书,巡抚青麟以寻获先君骸骨入告。”也就是说,在王柏心、左宗棠等人和湖北官府的努力下,唐树义的遗骸找到了!
唐炯葬父,乃其人生重要转折点。
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岁的唐炯由贵阳起身,赶赴湖北探望父亲。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二,即唐树义阵亡的前一天,唐炯抵达湖北金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唐炯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与父亲的生离死别!该过程在其自述中有详细记载:
正月二十二日驰抵金口。先君略问家事数语,即告以誓师始末。时巡抚尚遣人持令来调。炯问如何处置,先君奋然曰:‘丈夫宁如江中丞(湘军悍将江忠源)死耳!’次日难作!余奉遗疏及按察使印仓皇奔走,道遇胡公林翼,以印授之。胡公赠一马,每日辨色冒雨行,逮夜半借宿道旁茅舍。衣履透湿,无可易者。乃聚松毛燃火燎之。气腾腾上,自踵至顶以次干,便倒卧地上。时居民皆迁避。往往竟日不得食。如是七日始达岳州(今岳阳)。
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唐炯自贵阳启程,第二次赶往湖北武昌。在王柏心、左宗棠等人的帮助下,唐炯雇请车马,将父亲遗骸运往贵阳。千里迢迢,路途艰辛。看当下,关山迷茫兵荒马乱;想未来,前路漫漫,人生坎坷!唐炯葬父这一过程,其自述曰:“……十一月驰至金口,启棺征验不爽,乃奉以归,葬于成山。衣冠柩附焉。始末具碑阴记!”
“威恪公”唐树义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其遗骸历经三次起葬。唐炯撰文、郑珍书丹的唐树义碑阴中,过程、原委有详细记载,内容载《贵州通志·人物志》。
唐树义遗骸最终得以归葬成山时,其早年守孝的墓庐经多年陆续扩建,规模已今非昔比:不仅占地面积大增,且添置了亭台楼阁和衣食住行所需的各种设施。唐树义在世期间名之“成山草堂”,咸丰初年,唐氏在堰塘坎建“待归草堂”后,“成山草堂”又有了“唐氏别业”、“成山别业”等雅称。
咸丰五年(1855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殉难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其子唐炯主持葬礼,在位于今乌当区成山的唐氏家族墓地隆重安葬了父亲遗骸。柈湖文派著名学者吴敏树受唐炯之托,撰《湖北按察使贵阳唐子方先生哀辞》。著名学者、《遵义府志》主编莫友芝受托撰《二品顶戴湖北按察使前湖北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铭》。著名学者、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受托撰《清故通议大夫湖北按察使唐公墓志铭》。
唐炯自己草拟的墓碑阴记,则托付其表兄郑珍书丹。
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郑珍对表弟唐炯非常敬佩。有感于表弟的血性刚烈和至忠至孝,郑珍曾为唐炯写过不少诗、文。其中一组诗,后来陆续收于《郑珍全集》、《巢经巢诗集》等多种诗集中。
该诗作于唐府,全诗由“序”和四首七律组成。题曰:《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偕唐鄂生往其成山别业,拜子方先生墓,因为书碑阴,留二日。闻贼度轻水,鄂生督团众往攻击。余遂还行省。往返得诗四首,用高秀东纸,书质鄂生。》(笔者注:高秀东,本名高以庄,今乌当区北衙村人,清代廉吏高廷瑶之子。)
郑珍曾多次得到过唐树义的帮助,他为此感念不已。咸丰六年的成山,唐树义刚落葬不久。此时此刻,面对表叔唐树义的墓茔,郑珍心里的凄凉、悲痛油然而生:“成山端庄如伟人,诸峰罗揖唐公坟。谡谡长松响终日,察书恍惚来精魂。致命归君骨归父,华屋丘山感今古。罗平妖鸟今七年,太息人亡泪如雨。”
此时,贵州各地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治安败坏的惨景(这段历史被后人称作“咸同战乱”)。以下五十六个字,一代巨儒郑珍则以其独特的诗人视角,为研究军事的史家提供了唐炯在水田坝办团打仗的描述:“寨户群奔督师走,贼军烧过巴江口。唐君夜号毛葫芦,火把惊喧四村狗!两年办贼初恃兵,兵不足恃招练丁。今日练丁去何处?嗟尔团民苦此行!”
除此而外,诗歌里还有一种真诚的、令人感动的忧民情怀:“夜半雪声蟹行竹,朝来不见麦与菽。老夫归路傲前人,谁到清明踏琼玉?坐听农语生客愁,豆茎麦穗俱断头。饭至唇边忽夺去,人事天时真可忧。”从“谁到清明踏琼玉”一句,我们可以得知,咸丰六年清明前夕,乌当一带不仅降雪,而且还不小。无论乌当、水田坝还是巴江口(今日龙里县所属的巴江乡),老百姓的生活皆苦不堪言。否则,大诗人郑珍怎会有“饭至唇边忽夺去,人事天时真可忧”的感慨?
(注:毛葫芦,元顺帝时召募的一种地方武装。其作用约同于明清时期的团练。《元史·顺帝纪》载曰:“至正十三年,立南阳、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防城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葫芦军,故以名之。”)
咸丰六年,唐炯捐知县,九年,朝廷派往四川南溪任职,时年三十一岁。以建功立业、报仇雪恨为私念,以忠君爱国为宗旨,以招兵办团为途径,举人唐炯在贵筑水田坝发迹起家,一步步走向了更大的人生舞台,终成一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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