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 王田诗人唐树义和他的“成山草堂”——兼及成山文化现象综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冯飞 王田    阅读次数：35940    发布时间：2016-10-28

三、成山在乌当

唐树义、唐炯父子建于贵筑水田坝的“成山别业”规模宏大，传承有序，世代由长房长孙继承。但出于保护祖宗墓地的需要，唐氏家族对别业的具体地点三缄其口，对外仅以“成山”二字虚以掩饰。知底细者寥寥无几，仅限唐氏至亲密友，如郑珍、莫友芝、陈钟祥、黄彭年、王人文、张之洞等。其中，王人文、张之洞皆唐家女婿。

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郑珍、莫友芝、黄彭年等陆续去世。宣统元年（1909年），唐炯及其妹夫张之洞相继去世。自此以后，外界几乎无人知道成山的具体地点。厚重的历史烟尘掩盖下，人们只记得贵阳堰塘坎的“唐家花园”和唐炯主持创办的“同济堂”，却不知成山唐氏发迹于“贵筑东北隅”，更不知唐氏在“贵筑东北隅”的水田坝建有“成山别业”……

成山，贵阳唐氏家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它也是清代名宦、“成山老人”唐炯留给后人的“世纪之谜”！“成山在哪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郑珍、莫友芝两位“西南巨儒”和外交家黎庶昌，被誉为贵州“清三杰”。清咸丰六年（1856年）春天，郑珍曾随唐炯到乌当成山“拜子方先生墓”，并为其书写碑阴。

巧合的是，一百五十八年之后——2014年3月21日（农历2月21日）下午，在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笔者意外拾得一块重约四十公斤的墓碑残片，地点就在唐氏墓园的山脚下。据目测，残片最长处约五十公分，最宽处约三十公分，乃碑文之结尾部分。字体乃传统的隶书体。其中有“痛哭”、“十二月二十日自汉”、“临难时命炯归”、“奉归”等文句，落款为“郑珍书”三字。

当地村民告知：此乃“少保公”之父唐树义的墓碑。“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墓碑被人锤击錾凿，刻意捣毁，距今已近半个世纪。细观残片，虽被弃于荒郊野岭，泥土掩埋多年，但文字笔画仍很清晰，沉稳有力，书法水平极高。

同月二十三日，即一百五十八年前（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郑珍为唐树义书写墓碑的同一天，唐氏后人唐之枢、唐果等闻讯赶到水田坝蔡家寨的唐氏墓园。经过核实，唐氏后人认领了墓碑残片（简称郑书墓碑），后将其运走珍藏。

2014年4月1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的说明》，从学术专业角度，对出土的残碑及唐氏家族墓葬群做出了权威认定。由此揭开了“成山唐氏”的家谱密码：今日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一带，就是唐炯、郑珍、莫友芝等人笔下的“成山”！同年4月12日，唐氏家族后裔汇聚水田坝蔡家寨，隆重举行成山唐氏七十年来的第一次祭祖典礼。“少保公”唐炯的重孙——原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高级工程师、九十八岁的唐继善老人，率子孙后辈在祖坟前含泪秉烛焚香，虔诚跪拜唐氏先祖。

2014年4月17日，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蔡家寨“唐家大院”、“唐氏祖墓”等处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视察。冯飞以“成山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受邀参与视察。并依照乌当区人大常委会的日程安排，向人大代表介绍了“成山文化”的起源、定义及历经沧桑的发展历程。乌当区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将蔡家寨“唐家大院”（成山草堂）、“唐氏祖墓”等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年6月23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乌当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成山文化研讨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组织馆员和省内学术界各领域专家一行二十余人，前往水田坝成山进行实地考察。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副馆长靖晓莉及《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因专家人数众多、规格较高而令人瞩目，《贵阳年鉴》将此次活动载入“贵阳2014年大事记”中：“‘成山文化’研讨会在乌当区举行，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出席。与会专家肯定‘成山在乌当’的观点，还从考古学、史学、文学、书法等角度对‘成山文化’展开多学科的分析与论证，并对‘成山文化’的研究和品牌打造提出意见和建议。”

最后，顾久馆长总结说，将“成山文化”打造为一个文化样本，可有三步走：一、保护：整体规划，把文化遗址打造成文化古镇；二、整理：深入挖掘唐家每一代人的家族史料；三、发掘、阐发：重视家族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