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一次,在“社员之家”买了东西后,父亲又骑单车带着我去新光厂买冰棒。他指着“新光路”傍着的那条环溪河对我说,为了修进厂的这条小路,当时生产队还派他参加了加固环溪河两岸河堤的建设项目。父亲说,活路太重,一天两个馒头吃不饱,他常跑到离这里不远的、红边的二姑婆家中蹭吃的。父亲的单车,我从来都是坐前杠的,所以,他的话语就在我耳旁,令我是那样的难以忘怀。
(新光厂一角)
虽然有这条进厂的小路与外面联系,但这厂子里面仍然显得是那样的不一样。或者说,这厂子至今仍像个贵族一样,孤傲的坚持着它原来的本色。拉不下身段来,自然也就不屑于融入当地的色调中去,因而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和不合时宜。
三十多年前,父亲带着我来到这厂里面时,拘谨的心理约束我们对日常的行为举止要稍加检点——不太好意思和厂里面的人说话,那可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来的人物,普通话不标准,怕人家说我们没见识。父亲交代,在厂里面不能随便吐口水,垃圾一定扔到有个青蛙张着大嘴吧的果皮箱中。与四、五百米开外的外界相比,这里简直就是个别具一格的小天地,洋溢着一种井然有序的、文明安逸的、舒适优越的生活气息。
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沿着这条进厂的小路,感受的却是它没落后被遗忘了一般的幽静——越往里走,越沉寂。越往里走,陈年旧事越清晰。
从前,每逢暑假,我常跟红边的四表叔来这厂里卖豆芽。这厂里的上海老太太很多,她们买菜时随身带有个小巧的弹簧秤。付钱之前,她们一定用自带的弹簧秤先“邀一邀”。四表叔常在她们邀完弹簧秤后,又从竹箩里揪起一小撮豆芽给她们添补上。
等她们去得远了,四表叔扭脸就对一旁卖黄瓜的同伴自我解嘲的说:“这些上海老太太,你不让她占点小便宜,嘴巴翘得就能挂件衣服——难看!我的几颗豆芽,买她个笑!”
其实,这是四表叔招揽回头客的伎俩,他那点不好意思的情态,正缘自这小小的私意儿的作祟。他所以要向同伴说上那样一句怪怪的话语,盖因生意虽小,却也是有竞争的,但明面上总得打个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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