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 终身难忘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洪开第    阅读次数：34187    发布时间：2019-11-05

学干农活 苦挣工分

我们下乡的时间是春节刚过不久，首先接触到的农活就是犁田、耙田、掏田角、铲田壁、搭田坎等田间的活路。刚开始，学犁田不但费劲，犁的田不像老乡那样平整，是坑坑窝窝的，牛也不听使唤，吃了不少苦头。掏田角、铲田壁、搭田坎和插秧都要好学一点，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后田里的活路，水是很冷的，甚至还轧骨头，水淹到哪里，脚上的皮肤就红到那里。老乡是长年累月在农村从小就干农活的，基本适应可以忍受，但我们这帮知青从小在城里生长，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适应，慢慢试着进入角色。

在农村每年插秧前，男劳力都要干挑牛粪下田的农活，这可是我的强项，因我家兄弟多，从八、九岁开始全家人的用水都是我和二兄弟天天从北门河坝通过很高的大石梯子抬水回家供吃用的。后来，我年龄稍大一点，能挑得动小水桶了，就开始主要承担全家人的用水劳动。而且在下乡前，学校由于文化大革命已停课，在家闲着无事，加上家里经济困难，我母亲就在城里想办法给我找一些给泥工挑灰桶或是抛砖头等活路来干。也曾经到风溪口给修大堰的石工做过副工，还经常到华一纸厂搂煤灰，还要挑几公里回家，作做饭的燃料；也扛过楠竹，给公路工区捶过石子。因此，在当知青时我有一米七还出头的个子，但体重只有一百零几斤，虽然瘦一点，但体力特别是用肩头挑东西的功夫是过硬的。所以，我们挑牛粪送下田那几天，每天平均每担的重量都没有下过190斤，我记得最多一担挑过258斤，挣了生产队最高的工分。因那时喂牛户出牛粪下田，每担都通过称来计算工分，同时也给挑牛粪的人计算工分。

我曾记得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复课闹革命，解放军进驻学校，在学生中进行军训，由于我平时喜欢锻炼身体，在军训中，我认真地向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的技巧，因此，下乡后经常在老乡中和我们年龄上下的青年人扳手劲、扭扁担、练习摔跤等，比试体力和切磋技巧。扭扁担在生产队没有遇到过对手，摔跤中我还常用跟军代表学的一招“兔儿双蹬腿”，将比我高大的老乡摔出几米外……让乡亲们拍手叫绝、佩服不已，可以说在上山下乡那段时间我们真是的和老乡们打成一片，相处很好。在生活物资紧张奇缺的年代，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岁月里，乡亲们还经常请我们吃豆花、腊肉、蒸笼鲊等，至今，除曲海鹏、袁照常在外地居住外，我和袁泽君每年都要被热情的乡亲们邀请到天台五桂桥去吃年猪汤，去看望那些曾经给我们生活上给予帮助过的乡亲们和他们后代，袁泽君还和王幺爷的儿子王方兵打了儿女亲家，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来往。

慈母情深 永世难忘

知青上山下乡，除了要过生产劳动关外，更难忘的是要过生活自理关。因为我们这些知青上山下乡前，许多人在家都没有做过什么家务，煮饭做菜大多不会，更从未烧过柴火。因此，每个点的知青都要花较长的时间来学会怎样发柴火，怎样用柴火煮饭、做菜。我记得在我们下乡不久的时间里，我母亲知道我们不会烧柴火，也不会做菜，因此，一回城休息时她老人家就亲自教我怎样用柴火发火和教我做菜，还说我太瘦，怕我营养不够，影响身体，在当年物资紧张，肉、油、盐、糖等主要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口中不吃肚中挪，还特地在家做了几个我爱吃的菜，和邻居徐妈一道，走路将饭菜送到五桂桥看望我们。在当年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还给我们带来了治疗伤风感冒、小外伤和驱虫等药物，为我们打下大量的蛔虫。又因农村我们居住的地方潮湿，怕我得关节炎，还将家里唯一一床当时家中比较珍贵的牛皮席送到农村，让我垫在床下防潮。

在下乡期间，母亲总是在思想上安慰我、关心我，生活上做到无微不至，不由得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报得三春晖”，如今虽然母亲已离我远去，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总是在我们眼前浮现，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想往事，仍记忆犹新，我每想到这些禁不住热泪盈眶。现在，我已年近古稀，已是儿孙绕膝，颐养天年的时候，身为人父，才真正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母亲的勤俭、善良、温柔、贤惠的传统美德烙印在我的记忆里，让我终身难忘。

秋收打谷 进城交粮

秋收时节，我们点上的几个知青也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道，共同参加下田割谷子，在伴桶里打谷子的劳动。那时的天气感觉比现在还热，烈日当头，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最多十天半月，我们就和老乡一样，人的整个背和手腿晒成黄褐色，连水都不沾，男性乡亲们在这段时间一般衣着不整，天亮起来到晚上都上身赤裸着，下边只穿一条短裤。按照当地的习惯这段时间男人出工打谷子、挑谷子时都只栓一块围帕。我们几个知青上身也赤裸着，下边除了栓围帕外，里面还穿着一条运动裤或游泳裤。可是，经常和我们开玩笑的老乡就说我们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和农民打成一片等等，还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语录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来打趣我们。我们这些亲身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大辩论的知青磨嘴皮子是强项，我们也引用毛主席文章中说过的“现在的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词语来和乡亲们打语录战。在那高温劳动强度大的打谷、挑谷的劳动中，这些语录战既能缓解疲劳又增加劳动场面的热闹气氛，大家都很开心。

记得有一天，我们点上的知青袁照常在乡亲们面前逞能，光着身子在田里打谷子，结果一会儿就中暑倒在田里人事不省，我们连忙将他救起，把他送回驻地，第二天回县城到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体身体才得到恢复。接连几天，红岩大队潘德明等好几个知青也都中暑倒在田里。还有一次我们点上的四个知青帮房东陈幺爷进城交猪，已是盛夏，猪儿有三百多斤，我们到铁匠炉借了一辆板板车，将猪儿捆在车上，我个子和力气都比他们三个好，就掌中杠，袁泽君他们三个就在左右和后面负责推车，车到了碎米菩萨地段是一个一公里多的长下坡，而且路很陡，结果车子还没有下到一半，由于车速过快，左右和后面的人都拉不住车，只好丢手，就我一个人撑着中杠，飞快地随车跑着下了大坡，好在那时一是交通不发达，除了早上有发往遵义方向的长途班车外，平时没有什么车辆在公路上跑，二是天气炎热路上没有行人。所以，我们四个知青一个都没有伤着，虽是烈日当空但也是福星高照。不过后来想起来还真感到后怕。

在农村，我们还经历了“人生第一醉”。就是在1971年插秧的时节，公社供销社按照惯例在每年栽秧期间为消减疲劳和御寒，供应劳动力每人半斤蔗皮酒，包括知青，老百姓称“插秧酒”。（蔗皮酒是用甘蔗挤出糖水后的杆皮，经过发酷酿出的酒。）那时，农村连找两个装酒的瓶子都找不到。因农过没有消费过瓶装酒，只好将温水瓶的开水倒掉，拿到供销社去打酒。我们知青点四个人每人半斤，加上其它知青点给了我们两斤计划，共打了四斤庶皮酒。回到知青点后，我们将陈么爷家的大斗筐放倒在地上，炒了大半碗黄豆作为下酒菜。这才真是真正赤水人说的喝“寡单碗”。我们四个知青盘脚坐在斗筐里，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地开怀畅饮，都喝得酩酊大醉。连大屋基人生产队的知青方绍桐路过，也喝得半醉，跌跌窜窜地才回到了大屋基。晚上除曲海鹏爬上床外，我们三个知青倒在斗筐里睡到天明。

秋收时节，谷子打好晒干后，每年都要挑进城，到头桥粮食仓库交公粮，这是一件很累，而且还就连强劳力都要出几通大汗才能完成的农活。但工分不低，也是我们知青很乐意干的活，因除了工分高外，更乐意的是能进城回家住一宿，不但能改善生活，晚上还能找同学和朋友们吹吹牛，了解些“外面的世界”。

喂过年猪 有苦有乐

1971年夏，在生产队的秧子栽完后，公社根据知青下乡的表现，准备将我们五桂桥知青点评为先进知青点，但有人提出，我们点没有喂猪。先进知青点，不能缺少这个项目。于是，从公社、大队到生产队领导都登门给我们做工作，要我们把猪喂起来。这是其一。

另外，我们几个知青商量，二是当时物资紧张、生活太艰苦，油荤太少，体能消耗大，有时我们在知青点上，一顿饭做四、五斤米，也能吃个精光，到老乡家做客蹭点豆花、腊肉吃也是有回数的，如是回城改善生活，家里每月每人才二两菜油，半斤猪肉的定量。于是我们决定买个猪儿来喂，过年杀来吃，既可以体面地请城里和附近的知青朋友吃年猪汤，还可以请老乡们，还他们请我们吃饭的人情，而且还想分点肉拿回家过年，给家人一个惊喜。经商量后，我们说干就干，立即买了一头50多斤重的半大猪来喂。开始还可以，我们每天留一个人在家煮饭和喂猪。大家都很积极，热情也高。时间长后，我们三个知青基本上能完成任务。只有曲海鹏的手艺差一些，因为老是烧不来柴火，有时还要把饭煮糊。经常我们收活路回家后，都不能按时吃饭，猪儿也饿的直叫。看着曲海鹏脸也是花的，眼睛也搓红了，我们只好帮助做饭和喂猪。更严重的是，因我们农闲时经常想起回城耽搁，说回城一天，有时一去就是两、三天，每次回城我们只有给猪煮上一大锅猪食，倒在食槽里，还在猪圈周围绑满苕藤，怕有时我们不能按时回农村，让猪儿自己吃点苕藤充饥。如两三天才回农村，猪儿不仅把苕藤吃完了，有时还把搭猪圈的木棒都啃成了磨心。房东和隔壁的老乡听见猪儿叫的可怜，只好帮我们喂两顿。我们回农村后就多煮点米糠等精饲料给猪儿补充营养。好不容易才把猪儿喂到年底，杀了八十多斤猪肉，还请了城里宣传队刘有全老师等朋友、天台邻近的知青和生产队的老乡吃了一顿。每人还分了十来斤肉提回家过年，也算是给家人作的一点贡献。现在每当我们想起当年喂猪的情景，来都会让我们知青和朋友们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