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庙杂记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汪 潮    阅读次数：22512    发布时间：2014-01-13

东山法门

很多人都知道“不二法门”这个成语，但不一定知道“东山法门”。

什么是东山法门？就是中国化的佛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佛教理论学说和修持方法。

研究过佛教史的人都知道，佛陀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在释迦牟尼圆寂500多年后，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这之后的大约又500年，南天竺人、佛教28世祖菩提达摩尊者将印度禅于南朝梁武帝时期（520年左右）传入中国。

汉朝既开辟了沟通东西方的经济、物质的丝绸之路，也打通了东西方精神上的丝绸之路。

达摩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既要“理入”，也要“行入”，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壁观”是达摩创造并传出的独特禅法。他本人就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达摩认为，《楞伽经》最适合人们参禅。

达摩也被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东土第一祖师。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等大力弘扬，禅宗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的最大宗门。

禅宗六祖，道信、弘忍、惠能三位都与黄梅有关。道信在黄梅西山创建了四祖寺，黄梅籍的弘忍在东山创建了五祖寺，惠能在东山继承了五祖的衣钵。

因而自古就有“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之说。

著名诗人、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佛协原会长赵朴初说：“中国的禅宗无不出自黄梅”，“五祖寺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源地。”临济宗第44代传人、我们新洲籍的得道高僧，中国佛教协会原名誉会长本焕大师说：“中国禅宗源道信，东方顿渐起黄梅。”

自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肇始，中国的历代皇帝对黄梅的四祖、五祖寺，对道信、弘忍、惠能、神秀等历代大师都看得很重，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以祖庭相称，以国师相敬。四祖寺为中国禅宗丛林之始。宋元的几位皇帝封五祖寺为天下祖庭、天下禅林、天下禅院。唐宋时期，五祖寺盛极一时，有殿堂楼阁1千多间，僧侣1300多人，田地山林3万多亩。先后出了100多位高僧。朝山礼佛者络绎不绝，每年数以万计。也引得许多文人墨客到此朝山览胜，如白居易、裴度、欧阳修、苏轼等，他们都留下了咏叹五祖寺的不朽诗篇。苏子题写的“流响”二字，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开创了伟大的贞观盛世的开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多次派使者迎道信入宫，而他坚辞不去，被赐以紫衣。后被唐代宗谥为“大医禅师”、元泰定年时加号为“妙智正觉禅师”。

唐朝的第三位皇帝唐高宗，曾三次派使者恭请弘忍入朝做国师，但是，这位老先生倔强得很，就是不去。他要保持禅者的自由独立，而不想依附于官方。最后，唐高宗天威一怒，“再不来就提头来见”。弘忍视死如归，“将头临自刃，犹如斩春风”，眼睛都没眨一下，打算引颈就刃，让使者拿着他的头颅去复命。使者见此情景吓得够呛，连忙制止，赶紧跑了。

两千多年来，很多人说苏格拉底的饮鸠自尽，耶稣基督的受难，是重于泰山的为真理而献身的殉道。正是这二人的殉道式的受难，才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导致今日人们能尊重理性，宽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才有今日的多元繁荣。而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更是在非基督教文化中广为流传。那么，弘忍的这种视死如归、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不是同样发人深思吗？这也是禅宗日后得以发展壮大的缘由之一。

黄梅有两座名山，一是双峰山，一是东山，她们是中国禅宗的发源地和大本营。东山法门就是以“东山”这个地名命名的禅宗理论体系和禅修方法。

东山法门的建立，标志着禅宗在中国的正式成立。它的开创者是道信、弘忍，发扬光大者是惠能、神秀、神会等人。

四祖道信乃河南省沁阳县人，俗姓司马，580年，诞生于齐昌郡蕲州苞兴县衙（今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卒于651年。其父司马申时任江乘令兼理苞兴县事。他4岁时，在县衙北的一所寺庙启蒙读书，7岁出家，12岁时，到舒州皖公山（安徽潜山）谒二祖僧璨。从此，曾在三祖身边学习10年之久。后来，僧璨觉得道信学禅已成熟，可以自立了。从此，道信开始独立修禅传法。先后在吉州寺和庐山大林寺禅修十余年。

据道宣《续高僧传·道信传》讲，道信住吉州时，吉州城被贼兵围困达70余日，城中水尽粮绝。于是，道信教大家同声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只见，城墙上到处出现了很多威猛绝伦力大无比的大力士，贼兵被吓得四处逃散，解了吉州之危。此事传的很邪乎，是否可信，令人怀疑。类似的神通、道法还不少，如蕲春郡久旱，瘟疫流行，四祖回郡教民众念《般若》求雨，挖米菊做粑，旱象息，瘟疫消等等。27岁，三祖归皖，道信回侍，三祖将衣钵传给他，遂为四祖。29岁时，收年仅7岁的弘忍为徒，携住大林寺，四十年不离身旁。42岁时，见黄梅县西的双峰山山清水秀，林木清幽，便在此处建寺，定居收徒，农禅并举，大敞禅门，学侣云臻，无远不至。双峰山便成了道信修行和传法的中心道场。道信在此居住了三十年，直至72岁时安然坐化。道信著有《菩萨戒法》、《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等书。他的著名弟子有弘忍、法显、善伏、玄爽等。

道信的传人——五祖弘忍是地道的黄梅人，俗姓周，生于601年。他的出身颇为传奇。

一天，品貌端庄的周家少女正在河边浣衣。一位老和尚上前与她搭话说，姑娘，我可以到你家借宿吗？少女信佛，见他又是个慈眉善目的老者，便说，我家有父兄，你可以跟我哥哥睡一起。和尚说，只有你同意了，我才敢去你家。少女点头同意了。但是，老和尚忽然就没了踪影。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洗衣回家不久，少女便怀孕了。未婚先孕，这可太伤风败俗有辱门风了！父母气愤地把她赶出了家门。这期间，少女吃尽了苦头。白天给人当佣人，纺线织布，晚上则随便找一家店铺的屋檐底下过一宿。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可是，这孩子来的不明不白，她自己都感到很莫名其妙。觉得很秽气，不吉祥，于是便偷偷地把孩子扔进了一条水沟里。第二天，她去看的时候，大吃一惊，发现小孩却正向水沟的上游漂浮，而且小身子鲜嫩完好，还朝她笑。于是又情不自禁地把他抱在怀里，并暗下决心，不管今后受多大的屈辱，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就这样，她带着孩子，沿村行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里的人都称这孩子为“野孩儿”。

其实，这孩子就是由那个向她借宿的栽松道人转世的。栽松道人曾向四祖问道，想当他的徒弟。道信说，你太老了，就是懂得了禅法也不能广为传播。于是，栽松道人就搞了个转世的鬼把戏。

转眼间这孩子便长到了七岁。有一天，周氏带着孩子乞讨，在路上遇见了四祖道信禅师。四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孩子，发现这孩子骨相奇秀，有大丈夫相，而且似曾相识。就好奇地问道：小弟弟，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你姓什么呀？     小孩说，我的姓很特别。

是什么姓？

是佛性，空性。说罢，小孩对四祖璨若朝霞、亮如闪电的一笑。

人皆有佛性，四大皆空。一个7岁的稚童竟然能说出这般深奥的佛理，真是令人称其。如果他出家修道，今后必将大有作为。再说，我正要找一个堪为大法器的人接班呢。于是，四祖抚摸着小孩的头，亲切地问，你愿意出家吗？

这要问我妈妈。

周氏想起这孩子的身世以及前后发生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知道这一切都是宿世的因缘。再说，孩子跟着自己吃尽了苦头，若跟师傅出家还有个依靠。于是痛快地答应了四祖的请求，同意孩子做佛家弟子。

四祖给了周氏一笔钱，使她的生活有个着落。还给孩子起了个法号。

从此，弘忍便跟着四祖住庙，前后跟随奉事四祖43年。弘忍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宽忍柔和。同学经常欺负他，他也不争辩，泰然处之。在《楞伽师资记》所引《楞伽人法志》中说他：“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传法宝记》中也说他：“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弘忍平时虽不爱讲话，远离是非之地。但他勤于修禅，白天从事劳动，夜间静坐习禅。而且禅风朴实，不拘形式，认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使人达到解脱，正所谓“行、往、坐、卧四仪，皆是道场，身、口、意三业咸为佛事”。他这种坐作并行，融禅于生活的禅风，正显示出东山法门的特色，对后世禅门影响也非常深远。

弘忍人品很好，悟性很高，又十分努力，修持日益精进，深得四祖赏识和器重，渐渐地学为人师，成为同道们的楷模了。道信大师尚在人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亲近弘忍禅师，所谓“四方请益”，“月逾千计”。这令四祖非常高兴。于是，四祖经常给他开示顿悟之旨，不断地随机锤炼，使他的道行很快地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终于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四祖把他的法衣传给了弘忍。弘忍禅师也就成了中土禅宗的五祖。付法的时候，四祖说了一首偈语：

“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同时，还把自己的弟子全都托付给弘忍禅师。

弘忍得法之后，因四方来学的人日益增多，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他的禅学为东山法门。《楞伽师资记》里讲，弘忍常肃然静坐，不出文记，只是口说玄理，默授与人。有人说《禅法》一书是弟子记录弘忍的言论集。《最上乘论》（亦称《修心要论》）一书当弘忍所著无疑。论中设立问答，阐说守本真心为涅槃根本、入道要门、十二部经之宗和三世诸佛之祖。又说∶“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

在弘忍的时代，禅宗得到了大发展。其门徒数以万计，可以弘法者约28人。手下有十位得意弟子，包括神秀、惠能、智诜、老安、法如等，影响最大者当属惠能和神秀。惠能在南方，其禅法宗《般若》为顿门。神秀在北方，其禅法宗《楞伽》为渐门，世称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后来南禅北移，其方法更为简便，使神秀在北方的神法逐渐失势，南禅进而一统天下。无论是南禅还是北禅，都是出自弘忍门下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弘忍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在唐朝，禅宗的神秀、慧安、慧忠、知玄、无业等人被奉为国师。

674年二月，弘忍大师安然示寂，世寿74岁。后来，五祖寺为其建塔和真身殿，也为其母建圣母殿。唐代宗赐谥为“大满禅师”。

《宋高僧传》卷八《神秀传》中说：“忍与信俱住东山，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东山法门在隋唐时期就影响很大，远及京洛，与天台法门几乎可以平起平坐。乃至武则天在接见神秀时赞叹道：“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也。”

依我的理解，东山法门是佛教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是实践上的重大创新，是佛教的中国化、生活化、平民化。

在理论上，突出诸佛心第一、一行三昧和坐禅守心。“诸佛心第一”是《楞伽经》中的提法，“一行三昧”是《文殊说般若经》中的提法，东山法门强调、突出这两个要点。

“诸佛心第一”是说，要重视佛心，它是第一位的。但是，佛心并不是高不可攀，众生皆有佛心，通过发掘自己本有的佛性，断除掩盖于本有佛性上的烦恼、情欲之后，才能使清净的佛性得以显现，从而达到解脱。

“一行三昧”中的“一行”即是一种行相，指法界一相，无所不包，无有差别，平等无二。“三昧”即三摩地，即禅定。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行三昧”就是在行住坐卧等任何的状况下，内心虚空，与佛心心相应，充满智慧和定力，追求自身的解脱，也用一颗博大宽容的心去包容、感化众生的贪嗔、鄙俗、顽劣，救度众生。一行三昧的核心就是唯心念佛和实相念佛的结合。“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 道信所说的修持一行三昧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成佛。只要我们意志坚定，坚持不懈，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坐禅守心”中的“坐禅”就是打坐，趺坐而修禅，修禅也就是修定，修定可以发慧。它要求静坐排除杂念，以求心神的恬静自在。坐禅起源于印度原初宗教的内省法，佛陀亦采用之。佛教大小二乘皆修习坐禅，其类别有作数息、不净、慈心、因缘、念佛、四无量等种种之禅法，因而产生般舟三昧、首楞严三昧等多种三昧。坐禅入道有三调，即调身、调息、调心，从最初入门至达到至高境界皆不出此三调。所谓坐禅并非指身体端坐才叫坐，但能令心安住者不论行住坐卧皆可以叫坐禅。“守心”在道信那里他称为“守一”，此处的“一”指空净之心，亦即真如，本性，佛性。弘忍继承了道信这个“守一”的禅法，更将这个“守一”明确为守本真心，即守心。他将守心看作是达到觉悟解脱的唯一可靠的修行方法。故他在《修心要论》中开篇就说：“夫修道之体，自识当身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见本师，及胜念十方诸佛。”这就是说，修道的人首先必须认识自身本具清净的、不生不灭的、对一切不作分别思虑的自性圆满的清净之心，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自心本性，它在本质上与佛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修行者认识到这一点，便找到了真正的师傅，胜念十方诸佛。众生本具清净之心，这是成佛的内在依据，只要守本真心，断除妄想执著，就可达到觉悟解脱。

达摩的禅法，发展到道信、弘忍时，在遵循《楞伽经》的重心性转变，心性觉悟的基本宗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将般若中观思想纳入传法中。再经弘忍传惠能以后，《金刚经》在禅法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山法门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认为苦乐、得失、真妄、迷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决定于自心。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也称本心、真心，也就是佛性、真性。在传法时讲“以心传心”，即师父不依经论，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弟子，以禅法大义使弟子自悟自解，这也称传佛“心印”。“自心”是众生得以禅修成佛的出发点和根据，是禅宗的理论基石。

禅宗也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本心，发见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就佛果。也就是说，禅修是心性的修持。道信、弘忍重视“心心念佛”、“念佛净心”。北宗神秀的禅法，其弟子普寂归结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照”。（见《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南宗惠能提倡单刀直入，自证于心，自悟本性。虽然禅宗各派在修行的方式、方法、风格上各有不同，但是，或为了启导心地的开悟，或顺应心地的自然展现，或求得心灵的自由，各种禅修实践都围绕着心性进行，这是一致的。

东山法门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它是破旧立新的改革精神，取精用宏的创造精神，广开法门的宽容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神的产物。

隋唐时期，朝廷对佛教持支持、重视和宽容的政策，社会上崇佛，应该说当时的这一社会历史背景是促成东山法门建立的外在客观原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内在的创新和改革。

理论上力求简单化、条理化、中国化。佛教经典多如牛毛，佛教经文汗牛充栋，隋唐时代又是一个知识不甚普及的时代，如果理论太深奥玄妙，大众难以接受，不易普及。《传法宝记》中对道信禅法的描述十分简单，仅含两项内容，一是坐禅，二是劳作。道信将《楞伽》与《般若》融通起来，弘忍大力推广深刻体现顿门禅理的《金刚经》。理论就是要管用就行。道信甚至教人们“莫谈经”，勤坐勤作就行。从禅法思想上看，东山法门已经包含了以后南北禅宗的基本思想与方便法门。南能北秀皆以正传东山法门相标榜。道信所倡导的“一行三昧”成为南北禅宗的共同禅法。尽管神秀以真如、真心解“一行”，惠能以实相、自心解“一行”空有的思想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立足于真空妙有契合无间，真心、人心本来不二的立场，遵循着“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还源，断除恶习”的禅修途径予以发挥的。事实上北宗重观心，南宗重识心自悟，都可以在东山法门中找到源头。

适应区情、国情。达摩和慧可两代祖师，曾在黄河流域一带进行了近半个多世纪的传法活动，但是，并未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百姓，都没有表示出较大的兴趣和有力的支持，相反是备受打击和排挤。如达摩的“存见之流乃心生讥谤”，甚至还曾六度被人毒死。慧可也很凄惨。造成这种结局最根本的原因是，达摩的禅法难以改变北方地区已经深入人心的佛教传统，无法适应这一地区人们注重多种修行的思想方式和实践活动。道信、弘忍就十分注重适应区情、国情。长江一带，自古受老庄哲学、玄学和般若思想的影响，东山法门适应了这一基本思想基础。将《楞伽》与《般若》融通起来，更加突出《金刚经》篇幅短小、语言简洁的特色，将禅的意义又扩大了，不一定要静坐敛心才算禅，就在平常的生活日用里都可以和禅打成一片，这容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老庄思想发源并流行于古代楚文化区域，哲理的思维，自由的玄想成为这一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六朝时代，以老庄思想为主题的玄学本体论哲学十分发达。佛教的般若学，当时在这一区域也非常盛行，它与老庄玄学相互印证，相映成趣，使“空”“无”的本体论哲学，以及抽象的思维方式予整个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道信、弘忍就是为了适应南方这种佛教风尚，便将般若玄学引入了达摩禅法之中。东山法门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楞伽师适应传法地域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东山法门的建立，摆脱了由地区差异而造成的楞伽师的被动局面。

经济上追求自养自足，农禅并重。在佛陀的时代，僧人们不事生产，靠他人布施或沿门乞食为生。在达摩到僧璨的时代，佛门弟子还是行头陀行，一衣一钵，游化为务，随缘而住，“不恒其所”，“行无轨迹，动无彰记”，“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僧侣们衣食没有保障，没有固定道场，制约了佛教的发展。道信改革古风，定居收徒，建立固定道场，坐作并行，以农养禅，发展寺院经济，实现自养。

道信入驻双峰山，“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传法宝纪》），采取定居传法的方式。这一传法方式的改变，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谈经，莫共人语。”作即“作务”、“作役”，泛指一切生产劳动。“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说明道信及其门徒不是依赖官府供给或檀樾施舍，而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解决饥寒问题。后来弘忍移居东山，又二十余年，徒众多至千余人，这两代禅徒都定住一处，过着集体生活。东山正式把劳动吃饭当作禅门的大事，列进禅行之中，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等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实行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生活制度，使得寺庙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拥有田地山林3万多亩。弘忍提出“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僧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劳动）提升为禅修，为农禅结合、自食其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在整个佛教史上，是一件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创举。后世禅宗的“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的禅宗丛林制即导源于此。

政治上追求自立。在一个政治开明、清明的时代，佛教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如果皇帝昏庸，政治黑暗呢？就可能灭佛。所以，道信、弘忍、惠能三代祖师都与皇帝若即若离，既和睦相处，又不走的太近。几位皇帝都盛情邀请他们入住京师，都被他们理智地婉言谢绝了。神秀作为禅门北宗的代表，也曾风光一时，系“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气势薰天。但是，北宗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偃旗息鼓的命运。主要原因可能是没有经济上的自养，政治上的自立。在皇帝重视的时候，让高僧做国师，给寺庙很多封赏，一旦天气变了，可能就难逃厄运。

禅修上力求大众化。禅宗历史上的“农禅”制度就是生活禅，使得禅修生活和日常生活一体化了。认为“穿衣吃饭，尽皆佛事”，“运水搬柴，无非妙道”，真正的觉悟就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使得社会上的那些未出家的人，一样可以参禅悟道。弘忍在嗣法传承方式上大举变革，改变了达摩以来历代单传的方法,主张“法门大启,根机不择”，普遍传授。弘忍大师既传衣于一人,又传法于大众。他一生教人无数，得其法者,有史料记载的便有二十八人,其中高丽僧一人，他们各主化一方，让达摩禅真正地兴盛了起来，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

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四祖寺、五祖寺为什么会有禅宗天下祖庭的地位？为什么能够“上承达摩一脉，下启能秀两家”？为什么能够使禅宗在全中国和东亚得到普及？这其中的一条就是非凡的用人胸襟和胆识，得人才者得天下。东山法门，法妙人尊。道信门下，“缁门俊秀，归者如云。” 弘忍门下，“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 崇拜者众多，而且龙象辈出，人才济济。其中，“堪为人师，”影响一方的著名弟子有：神秀、智诜、刘主薄、惠藏、玄约、老安（即慧安）、法如、惠能、智德（高丽僧）、义方和玄赜。神秀为四朝国师，开北方宗门。惠能则弘扬南宗顿教，独树一帜。嵩山老安，“深有道行，宜身安乐，反经合权，出于山门，徧于天下。”法如在弘忍处咨受三昧，经十六载，后于少林精舍，大开禅法，再振玄纲，成为少林法主。玄赜则与神秀受弘忍之嘱，于东都大开禅法。虽然其貌不扬，“形类凡僧”，却“证同佛地，帝师国宝，宇内归依。” 与其弟子净觉，为楞伽师说作最后总结。资州智诜开四川净众保唐禅系；智德在扬州，惠藏在华州，义方在越州，刘主薄在白松山皆弘化一方。他们这些人对于推动禅法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在传衣钵于惠能这件事情上，尤其体现了弘忍大师的慧眼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识。六祖是个寡妇的穷孩子，一个靠卖柴为生的下人，一个只在寺庙里呆了8个月的年轻居士，弘忍大师慧眼识珠，把衣钵传授给他，这体现了一代大师的过人勇气和胆识，真是圣人之为啊。

东山法门不仅拉开了中国禅宗庄严、壮观的序幕，开创了中国化的宗教，也对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大有启迪。它所阐释的禅理，它的高远追求，它的改革创新精神，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