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暴管理区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6年减产40%以上,而征购任务却调高9%以上。由于留给社员的粮食少,致使大风暴管理区各生产队公共食堂缺粮断炊,出现人、畜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据《遵义县龙坑镇志》载:“该管理区粮食总产168.5万公斤,比1956年的321.5万公斤减产153万公斤,减少47.6%;而粮食征购任务反而调高到97.2万公斤,提高9.5%,占粮食总产量的57.7%。加上扣除外地来共青坝支援‘深耕’吃的粮食44.099万公斤,储备粮4.58万公斤,留给社员的口粮只有22.627万公斤,仅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3.42%。由于留给的口粮少,致使1959年冬和1960年春长时间断炊,农民靠吃野菜、树皮或白鳝泥充饥,全管理区总人口由1958年的上半年5830人减少到1960年只有4730人,非正常死亡1100人。”
1958年遵义县大搞工具改革时,大风暴管理区以“闪电战术”七天,突击完成鸡公车1081部(辆),为深耕运泥、运肥助力。1958年大风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遵义农业专科学校,获国家分配7台拖拉机,其中特28型2辆、B40型2辆、E35型3辆,用于农田耕作和教学。
1958年9月20日大风暴人民公社挂牌后,省、地、县委派出专家制定出《龙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这个规划以马家湾为中心,拟建“四面十字散开”各50米长的街道,红色水泥砖三层大楼,每层楼设计住38户,内设电灯、电扇、电梯、电话、自来水,外建招待所、影剧院、邮电局、医院、分设邮电总机3台、单机40部,发报机1台、广播1个、喇叭60个,分建农区、牧区、工业区,建电站9个,发电量260千瓦,使马家湾成为共产主义新型乡村小城市,可惜还未实施就终止了。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风暴”这个革命词语有关的、与马家湾这个地方紧密相连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基层政权组织名称的截止时间,从1956年1月到1961年9月只有5年零8个月的时间。那么“大风暴高级农业合作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1955年11月,龙坑乡从下坝村划出集庄、小井和桐梓湾,从八里乡和平村划出全家湾等地,组建大水田生产大队(1959年改名共青大队),马家湾就成为龙坑乡和大水田大队两个基层行政机构的驻地。1961年改名为龙坑人民公社后,马家湾的街道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一个组织机构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去评说。那些在机构里任劳任怨、勇挑重担的党员干部也自有历史去评说,但是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为人民服务拳拳之心,却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
1958年9月,龙坑、八里两个乡党总支合并建立中共南白区大风暴人民公社委员会,王德明任书记,王福禄、李兴齐、李天德任副书记,并设监委书记1人。同年11月,撤销大风暴管理区党总支委,建立大风暴大队党总支。1959年7月改称大风暴管理区党总支,历任管理区总支书记有王德明、唐代禄、程刚、王庆福、陈治海、胡宗文等,副书记有李天德、李兴齐、陈德荣、文金权等。1961年9月大风暴管理区改为龙坑公社党委,书记是胡宗文(连任),历任副书记有李兴齐、罗世忠、旺声电、文金权、陈洪良、王纪书等。
水有源头树有根。一切顺应历史发展的事情都不可能是无头无尾的,都有一个清晰的传承脉络。就拿胡宗文(1918—2005)这个同志来说吧。
胡宗文是龙坑镇桂花社区人,年少家贫,在家放牛。1935年1月20日(农历甲戊年腊月十五日),驻扎在刀靶、懒板凳一带的红三军团奉命撤走,遭到黔军追击。红军战士在平桥利用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下午六点过钟,终于击退盘踞在天井台营盘上的敌人,胜利撤离。次日拂晓,年近17岁的胡宗文,好奇心强,背着父母偷偷跑到营盘坡去看究竟。他在坡上见到了牺牲的四名红军战士,还带有水壶、被条、棉毡等物。他拾了一衣兜子弹壳,急忙跑回家向父母报告情况。正在这时,八里乡清乡大队长刘保祯带着一帮清乡队员,来到桂花桥,查到胡宗文捡子弹壳的事,硬说红军在他家藏有子弹,逼着胡宗文父母把子弹交出来。他的父母交不出来,清乡队长说胡宗文不老实,把他带到联保办公处,关了20多天。后卖了一头牛,借钱湊足100块大洋,托人送到清乡大队,才得到取保释放。家中交出100块大洋后,生活极为困难,胡宗文只好跟着父亲学习石匠手艺。他几次被国民政府的兵丁抓去遵义修新华桥,去虾子八节滩打石料,去毕节山区凿块岩修公路。当地保长还强行抓他的兵,把他逼到龙坑最高的天井台山坡上开荒。胡宗文种着几亩“干巴地”,过的是“千个屋基,万口水井”的流离生活。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后,胡宗文参加了民兵组织,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宽广道路。不久,他就成为农会积极分子,参加清查地主、富农相转移的黑钱黑粮。1950年在斗争地主胡培廉隐瞒财物时,胡宗文夺过地主手里的竹杆,在石阶檐上敲打,强迫地主低头认罪,没想到从竹竿里跳出十几个金箍子,吓得地主目瞪口呆,只好认罪。组织上见胡宗文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良好,两次送他进培训班学习,还培养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桂花村搞土改试点,胡宗文把没收来的好田好土分给村里最穷的贫雇农,把剩下的夹在田坝中间的亩分紧、坯面窄的12石(6亩)稻田划在自已名下。1952年春,胡宗文在县农场场长、农技人员张炳学的指导下,亩施牛肥20多挑,三犁三耙,采用新品种,进行合理密植,秋收时亩产净谷560斤,创桂花村水稻亩产最高记录。
这年秋,胡宗文按照毛主席“组织起来力量大,有利于克服农民缺乏耕牛、农具困难,有利于限制中间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教导,将8户42位农民组成全县第二个农业互助组——胡宗文互助组。互助组在33.9亩耕地上进行换工互助,秋收后立即翻犁,不留谷桩过冬,上好冬肥灌好水。次年清明节前后,用48斤白油粘育成壮秧,改“拿手四行稀大窝”为“8×8寸”细窝密植,当年水稻亩产增加到729斤,创下当年全县水稻最高亩产量,被评为遵义县和遵义专区劳动模范。在县和专区劳模大会上,胡宗文代表组织起来的农民介绍换工互助,战胜困难,推广新技术获得增产的先进经验,受到大会的表彰,获奖大黄牛1头,新式步犁和手摇喷器各1台,农技手册一大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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