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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轻轻放下纸杯，脖子有点酸。我蹑手蹑脚坐回椅子，点起第二根烟。这对情侣我见过几次，男的四十岁左右，戴鞋底一般厚实的眼镜，脖子很长，喉结突出。女的三十出头，眉眼清秀，鼻下有一层绒绒的髭须，总穿一条将将遮盖脚踝的米色长裙。他们在楼里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总是低头快走。身后好像影随着什么令人厌恶的东西。有次我在公共厨房煮面，遇见他们煮饺子。女人对我笑笑，一种疏远的礼貌。
“你害怕吗？”女人问。
“有一点。你呢？”
“我也有一点。但想到能永远在一起，就不怕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会去哪？”
“不知道。也许有另一个世界，也许什么都没有，就像睡着一样。”
“睡着了好，我很久没睡过好觉了。”
“我也是。”
我掐灭烟，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六平米，三步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我走了一个来回，又走了一个来回。我该报警吗？我想。但报警说什么？说听见邻居要自杀？证据呢？警察会相信吗？而且，他们听起来那么平静，像已经接受了命运。我有什么权利干涉？
但我还是拿出手机，按下110。手指悬在拨打键上，迟迟没有按下。我想起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写的，所有人都知道谋杀要发生，但没有人阻止。我不是圣地亚哥，他们是自愿的。我对自己说。
我重新站回椅子上，把耳朵贴在纸杯上。
“你的东西都处理好了吗？”男人问。
“嗯，衣服捐了，书寄回老家了，日记烧了。你的呢？”
“差不多了。我给儿子留了封信，托一个朋友，等他十八岁的时候会给他。”
“朋友？”
“嗯，一个诗人，也是老师，性格比较单纯。”
“说什么了？”
“说爸爸爱他。但爸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不能陪他长大了。”
“他会恨你吗？”
“也许吧。但我相信他长大后能理解。人生不是只有一个黑色和一个白色，还总是有很多灰。”
“我们就在灰色里。”
“对。”
我放下手机，决定不报警。但我想知道结局。我想看他们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来？作为一名写作者，我需要观察。是的，我需要观察人在极限状态下的举动，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眼神。这是我的素材，这是我的故事。
自私吗？也许。但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只是一个住在群租房里，靠写没人看的小说为生的单身汉。我交不起女朋友，付不起押一付三的房租，活该住在这种隔音如同不存在的房子里，不分昼夜地偷听别人的生活，也被别人的生活偷听。
“睡吧。”男人说。
“嗯。明天见。”
“明天见。”
然后我听见床板吱呀作响，他们躺下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们真的睡着了，在决定赴死的夜晚，居然能安然入睡。或者，不如说恰恰相反，正因为知道即将抵达死亡，所以才获得了久违的酣眠。
我睡不着。打开电脑，开始写今天听到的一切。
凌晨四点上床，挣扎了好久，才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一个生锈的梦，我站在南明河边，看着楼上房间的两个人跳下去。水花四溅，随又恢复平静。我等啊等，他们再也没有浮上来。然后我也跳了下去，水很冷，冷得刺骨。我往下沉，看见河底堆满了金灿灿的古老硬币，是拆迁户夫妻丢失的财富。我伸手去抓，硬币却从指缝间溜走，像是春日山坡上从摇曳枝头随风散落的片片桃花。
醒来时是早上十点。
阳光从唯一的小窗户照进来，在桌面上投出一个倾斜的方形光斑。些许浮尘悠哉悠哉地在光柱中上下游移。我爬起来，头很痛，像被人用锤子敲过后脑勺。我使劲摇晃脑袋，穿好衣服，走出门外，在肮脏的公用洗手间里用冷水冲了把脸。
公共厨房里，电工老李在煮粥。他穿着沾满黑色油污的蓝色工装，背有点驼。
“早。”我说。
“不早了。”他头也不回，“你的水龙头有点漏水，我昨天修好了。”
“谢谢。”我说。住在如此拥挤的地方，洗漱池里的水龙头却又被房东分得清清楚楚，也是怪事一桩。
“不用谢，二十块。”
我掏出手机给他转了二十。
“昨晚睡得好吗？”我问。
“不好。楼上那对又哭又笑，半夜不睡觉。”
“是吗？我没听见。”我撒谎了，并且自认为这门技术早已炉火纯青。
“你睡得死。”老李说，把粥倒进一个不锈钢碗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睡得死。现在老了，一点声音就醒。”
“睡不着可以找我聊天。”我安慰他。
他嘿嘿笑了几声，没说什么。
“他们经常那样吗？”我接着问。
“谁？”
“楼上那对。”
“嗯。来了一个月了吧，天天晚上说话，说到一两点。”老李吹了吹粥，“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要说。我和我老婆，一天说不上十句。”
“你老婆呢？好像没看到过她。”我问。印象中，老李一天到晚在这栋大楼里忙上忙下，从没有见过他身边有女人。
“走了，十多年咯。”他说。
我煮了包方便面，放了两根青菜，加了个鸡蛋。我们坐在厨房唯一的小桌子两边，默默地吃。厨房只有四五平米，除了灶台水池，就只能放这张小桌子和两把塑料椅。公共厨房竟然设在走廊尽头，而且没有门，各色人等随意进出，墙上贴满了层层叠叠的小广告，简直像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画作。从内容看也是五花八门，通下水道、办证、回收礼品，甚至还有迷药与枪支。
“你写小说？”老李突然问。
“嗯。”
“能赚钱吗？”
“勉强糊口。”
“写什么呢？”
“什么都写。”
“写写我们花果园吧。”他说，“这里到处都是故事。”
“比如呢？”
“比如，你隔壁那对夫妻，以前是花果园的拆迁户。分了三套房，加一百多万现金。现在呢？房子卖了两套，钱赔光了。剩一套自己住着，嫌物业费贵，又租出去，自己跑来这里租单间。你说这是图什么？”
“也许是为了投资。”
“投资？”老李笑了，露出被什么熏黄的牙齿，“这种人，我见多了，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真正能守住财的，都是我们这种一分一分攒的。”
我点点头，继续吃面。面有点咸，我加点开水。
“楼上那对也有意思。”老李压低声音，“男的有老婆孩子，在遵义。女的是个小三，跟了他五年。现在要死要活的，说什么真爱。真爱个屁，就是偷情偷出感情了。”
吃完面，我回到房间。整个白天我都在写稿，但写得很糟糕。我写拆迁户夫妻的故事，写他们如何从暴富到返贫，但怎么写都觉得假。我没有经历过拆迁，没有一夜暴富过，我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心态。我只是在臆想，编造，写下一个又一个谎言。
下午四点，听见楼上有动静。脚步声，开关门声，下楼声。我走到窗边，透过脏污得丧失本色的玻璃往下看。那对情侣走出了楼，男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女人穿着那条米色裙子。他们牵着手，慢慢朝南明河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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