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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的涛声》 之 第八回 黔山遥接京城浪 一纸传闻动边城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签约作家 佘思良    阅读次数:8446    发布时间:2026-11-16

诗曰:

赤水春寒雾未收,盐船溯浪带书来。

京华暗起和会议,边邑初闻国难哀。

茶馆争谈齐鲁地,黉门激愤老儒怀。

山乡静水藏潮意,一夜风从北地来。

话说这年时节,正是民国八年早春。赤水河的春汛虽还没到,可滩头的水,已经比冬天活泛了些,整日价哗啦哗啦地响,像是憋了一冬的闷气,赶着要舒出来。两岸的丹霞崖壁,经了一冬的雨水,红得发亮,一层一层的,远看像谁把天边的晚霞裁下来,砌在了山腰上。崖畔的楠竹,抽了新叶,青翠翠的,风一过,沙沙地响;桫椤的叶子,还卷着去年的枯黄,偎在湿漉漉的石缝里。河雾重,早晚白茫茫的一片,笼着滩头、笼着码头、笼着对岸半山腰上若隐若现的吊脚楼,把整个赤水城,都罩在一层薄薄的水汽里。

这赤水城,自来是川盐入黔的要道。赤水河上,盐船往来不绝,有上水的,有下水的,船帮的号子,隔老远就能听见。那些背盐巴的汉子,光着脊梁,压着弯弯的竹背架,一步一步地蹬着滩头的石级,汗珠子摔在石板上,砸出一个个湿印子。纤夫们弓着腰,把纤绳勒进肩窝里,脚趾扣着光滑的卵石,一步一声咳,一步一声号子,那号子粗粝、苍凉,像这河上的风,一吹就是几十年、上百年。

这些日子,赤水城表面上还是老样子:赶场天,四乡八里的山民挑着柴火、背着山货、赶着猪羊下来,街沿边蹲满人,茶馆里人声鼎沸,堂倌提着滚水壶,一趟一趟地沏茶;船码头照样喧闹,盐船卸货、装货,账房先生拨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可细看下去,就有些不一样了——街面上,偶尔能看见一两个学生模样的后生,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凑在茶馆的灯下,凑在码头边的石墩上,一字一字地看,眉头越拧越紧;有些教书先生,下了学,不急着回家,先到茶馆里坐一阵,压低了声音,跟相熟的人交头接耳,说到要紧处,还四下里望望,像是怕人听见。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上一年(民国七年),欧战打完了。德、奥那边败了,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开和会,说是要定天下大局。这原是洋人之间的官司,离这黔北边地隔了十万八千里,按说跟赤水城的老百姓不相干。可偏偏这消息,被那些走江闯海的盐商、跑滩的船户,一程一程地带了回来:说那日本国,仗着欧战时趁火打劫,占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占着青岛、占着胶济铁路,如今要和会定案,想把这桩强占的事,变作既成的事实。咱们中国,虽说也算个“战胜国”,可到那和会上,竟连说话的份儿都没有。列强们由着日本闹,要把山东的主权,稀里糊涂地判给日本。

这消息,先是从泸州、重庆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报上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可报到了赤水城,几经辗转,被茶馆里的闲人、学堂里的先生、码头上识字的账房,添油加醋地一说,就成了许多个版本:有说得悲愤的,说“国都要亡了,山东一丢,大半个中国就敞开了大门”;有说得糊涂的,说“管他洋人怎么闹,反正打不到咱这山旮旯里来”;还有说得担心的,说“听说北平的学堂里,学生都闹起来了,怕是要出事”。

这一日,正是二月里一个赶场天。

太阳刚爬过天台山岩边,把河上的雾照开一线,赤水城的街面上,就热闹起来了。

东门码头边,停着几条刚从合江上来的盐船。

船帮的人卸了货,三三两两地蹲在岸边的卵石上歇气,就着凉水啃干粮。一个年轻的账房,拿着份皱巴巴的《商务日报》,靠在盐垛子上,正看得入神,忽然一拍大腿,骂了一句:

“龟儿子的小日本,欺人太甚!”

这一嗓子,把旁边歇气的人都惊动了。一个背盐的老汉,抹了把汗,凑过去问:“啥子事?啥子事?吼这么大声,莫不是盐巴跌价了?”

“盐巴跌价倒好了!”那账房把报纸抖得哗哗响,指着上头一行字,“你自己看!那和会,要把咱山东让给日本!青岛、胶济铁路,全给人家占了去!这是割地啊!人家打赢了仗,还占着咱的地,这还得了?”

背盐的老汉不识字,听得半懂不懂,咂咂嘴道:“山东?山东在哪儿?隔着几千里的路,跟咱背盐巴的,有啥相干?”

“相干不相干的,反正是一样的道理。”账房愤愤道,“今儿割了山东,明儿就割直隶,后儿就割到咱四川、贵州来了!你当那日本鬼子,占了青岛就完了?它那是朝着咱整个中国来的!”

旁边一个船工,正蹲着抽烟,听这话,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了磕,慢悠悠地道:“我说老哥,你说这些,顶啥用?咱这赤水城,山高皇帝远,北平那些汉奸物争来争去,咱还不是照样背盐、照样过日子?你急,急得出个啥?”

账房被这话噎住,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怎么接。他看了看那船工,又看了看那背盐的老汉,忽地长长叹了口气,把报纸叠好,揣进怀里,闷声道:“急是急不出啥。可咱中国人,总不能连这点气性都没有吧?”

这话,在码头上,也就这么过去了。可那报纸上的消息,却像一滴墨滴进了清水里,慢慢地,在赤水城的角角落落,漾开了一圈又一圈。

这消息传到古葫小学,却引起了另一番动静。

古葫小学堂,就是当年谢氏宗祠改的那所学堂。如今,谢绍敏早已离了这山乡,远在北平读大学去了。可这学堂还在,教书先生还在。这日午后,学堂的先生老周,手里攥着份托人从县城捎来的报纸,在学舍里来回踱步,踱了几个来回,终于忍不住,把这群半大孩子叫拢来,站在讲台前,清了清嗓子,沉声道:

“孩子们,今日不背书,先生给你们讲一段时事。”

孩子们本来正愁背《论语》背得头大,一听不用背书,登时来了精神,一个个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先生。老周把那报纸展开,又收拢,沉声道:

“咱们中国,前年跟洋人打了一场大仗,就是打那德国。如今仗打完了,洋人要在法国巴黎开个和会,论功行赏,分地盘。可那日本,趁着咱们打仗的时候,抢占了咱们的山东。如今,它又要在和会上,把这抢来的地盘,硬赖成它的!”

孩子们听得半懂不懂,一个胆大的学生举手问:“先生,山东是啥?为啥子日本要抢它?”

“山东,是咱中国的山东!”老周的声音高了些,“那儿有咱们的青岛,有咱们的胶济铁路,那是咱中国人的地方!日本抢了去,还要赖着不还,这叫什么?这叫欺负人!这叫骑到咱脖子上拉屎!”

孩子们到底年岁小,未必听得懂这大道理,可先生那激愤的样子,却看得真切。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老周顿了顿,放低了声音,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孩子们听:

“你们不知道,当年咱们这学堂里,出过一个叫谢绍敏的学生。他如今在北平读大学,是个有出息的。先生就盼着——将来你们里头,也能出几个这样有血性的后生。国难当头,光会背几本书,是没用的;还得有脊梁骨,还得认得,什么是咱中国人的地界!”

下课散了,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往家走,嘴里叽叽喳喳地,学着先生的话:“山东是咱中国的!日本欺负人!”到底是孩子,说不上两句,又追着撵着打闹去了。可有一两个年纪大些的学生,却默默地记在了心里,回家路上,走过码头,听见那些背盐汉子的号子声,心里忽然没来由地,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这消息,自然也传进了段家大院。

这日晚饭时分,段家大院的老宅里,灯影幢幢。段家的老爷子,是赤水城里有些脸面的乡绅,平日里最重礼教,讲“诗礼传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饭桌上,他端起酒盅,抿了一口,慢条斯理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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