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县城里头,这几天有些不安分。那些个念过几天书的后生,整天叽叽喳喳,说什么‘国耻’、‘山东’的,闹得人心惶惶。要我说,都是些嘴上没毛的后生,懂个什么?读书人就该安分守己,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管那些洋人的闲事做什么?”
他这话,是冲着饭桌上一个年轻后生说的——那正是从成都公学回来省亲的段泽杭(雪笙)。泽杭听了这话,放下碗筷,垂着眼,沉默了片刻,才道:
“伯父,学生斗胆说一句。山东之事,是国之大事,不是洋人的闲事。日本占了咱的地,列强还要偏袒它,这要是应了,国将不国,咱读的圣贤书,又有什么用?”
段老爷子听了,眉头一皱,把酒盅往桌上一顿:“你懂什么!自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朝廷大事,自有掌权的人管。你一介书生,连个功名都没有,操那些心,不是越俎代庖是什么?老老实实读你的书,将来谋个差事,光宗耀祖,才算正理!”
泽杭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跟伯父说这些,是说不通的。这位老人家,一辈子守着这套老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跟他讲民族大义、讲主权领土,他只觉得你“不安分”。他低下头,端起碗,默默地扒着饭,可心里头,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饭后,泽杭一个人,踱到段家大院后头临河的那间书房里,推开窗,望着夜色里的赤水河。河水黑沉沉的,哗哗地流着,带走了多少年月,多少人事。他想着白日里听来的消息,想着北平那边——谢绍敏他们,此刻该是怎样的光景?想着想着,他不由得长叹一声,低声念道:
“国难当头,书生何用?可惜我空有一腔热血,却身在这山乡,徒唤奈何……”
正自出神,忽听得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他的表兄段文山,也是段家一个读了几年书的年轻人,手里拿着盏灯,悄声道:
“泽杭,还没睡?外头有些话,我想跟你说说。”
两人便坐到书案前,压低了声音,说起了那和会的事。段文山道:“我今日在茶馆里,听人说,北平的学生,怕是要闹起来。那些大学的先生、学生,都气不过,说国家这么下去不行。你说,咱们赤水这边,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
泽杭沉吟道:“做是要做的,可如今风声紧,咱们又势单力薄。我听说,县城东城小学那边,有几个先生,私底下也在传阅这些消息,商量着要给学生讲讲国事。只是——这山高皇帝远,真要闹出什么动静,官府只怕就要盯上了。”
“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文山急道。
“不是眼看着。”泽杭望着窗外的河水,目光沉沉,“是要把火种先埋下。我料定,这国耻不雪,北平那边,迟早要出大事。到那时,风自然会吹到这赤水河边来。咱们眼下要做的,是先让咱们赤水城的读书人、青年学子,心里都明白——这国,是到了该有人站出来的时候了。”
文山默然半晌,又低声道:“可北平那边,谢绍敏谢师兄,真能闹出个名堂来么?他一个学生,能顶什么事?”
泽杭听了,摇了摇头,语气却意外地笃定:“你莫小看了读书人的气性。我虽与绍敏兄只见过一面,可看他平日写的文章、谈的志向,便知他不是个甘于沉埋的人。我总觉得,北平城里那一团火,早晚要烧起来——而第一个点火的,说不定就是他。”
“可他若真闹出事来,官府还不得拿他开刀?”文山忧道。
“那他也不会怕。”泽杭望着窗外夜色里的河水,一字一顿,“文山兄,你想想,咱中国如今这个模样,若是连书生都不敢开口,那才真是没指望了。我信绍敏兄——他会替咱们,也替这满河的涛声,吼出那一声来。”
这一夜,段家大院的书房里,油灯亮到很晚。而同一轮月亮下,赤水城的茶馆里,东城小学的学舍里,码头边的盐垛子旁,也有那么一些人,或愤懑、或沉思、或忧心,各自念着那“山东”“青岛”四个字,念着念着,心里便隐隐地,萌生出一丝从前没有过的东西。
要说这赤水城,到底是个山旮旯里的边地小城。平头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谁家的米缸满了,谁家的盐巴贵了,比那千里之外的青岛,实在得多。茶馆里,多半时候议论的,还是“今年谷子收成如何”“盐巴又涨了几文”“张家娶媳妇、李家添丁”这些家长里短。那“国耻”二字,像投进深潭里的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涟漪,可涟漪散开去,又渐渐平了,水面上,依旧看不出什么大动静。
可有人到底不甘心。
东城小学里,有个教国文的年轻先生,姓覃,号覃子青,是前两年从泸州师范毕业回来的。他这人不善言辞,平日闷头教书,可心里,却一直装着这天下的大事。这日,他正给学生们讲一篇课文,讲到一半,忽然停下来,望着窗外赤水河的波光,半晌,才转过身,对着一群半大的学生道:
“孩子们,先生今日不讲课了。先生想问问你们——你们可晓得,咱中国如今是个什么光景?”
学生们面面相觑。一个学生怯生生地答:“先生,咱中国……不是好好的么?”
覃先生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发涩:“不好。很不好。咱们中国,像个病了很久的人。洋人欺它、割它的地、赔它的款,它都忍着。如今,这病又重了——日本,占了咱的山东,要在和会上,把这地盘赖了去。你们说,这病,该不该治?该不该有人站出来,吼一声?”
学生们到底年幼,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先生的语气,前所未有的郑重、沉痛,一个个都静了下来。覃先生看着这些稚嫩的脸庞,心里忽然涌上一阵酸楚。他想起自己当年在泸州,也曾是这般热血沸腾的青年,想着要振兴中华、要改造这世道。可回了乡,被这山、这水、这日复一日的日子一磨,那股子劲,好像也渐渐地淡了。可今天,看着报纸上那刺目的消息,他心里那股火,又“腾”地一下,烧起来了。
他低声道:“孩子们,先生这辈子,怕是做不成什么大事了。可先生盼着,你们长大了,能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莫要像先生这样,被这日子磨平了棱角。国难当头的时候,要敢站出来——哪怕只是吼一嗓子,也是好的。”
这一番话,在孩子们心里,未必留下多深的印记。可那个叫梁业广的少年,却记住了。
梁业广那时,正在东城小学读书。他生得瘦,却有一股子韧劲,寡言少语,凡事都爱琢磨。这日下了学,他没急着回家,一个人绕到河滩上,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望着河水出神。刚才覃先生那番话,像一根刺,扎在了他心里。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一个终年劳苦的乡下人,被那苛捐杂税、被那保甲、被那团防盘剥得喘不过气来,却只会唉声叹气,说“这是命”。他想起那些背盐的汉子,汗水流成河,可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他忽然觉得,这世道,好像真的不该是这个样子。至于该怎么个不该法、又该怎么改,他年纪还小,说不清楚。可那团火,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地,点着了。
他捡起一块卵石,使劲往河里一掷,“扑通”一声,溅起一片水花。他望着那水花一圈一圈地漾开,又渐渐消散,低声自语道:
“这河水,流过多少年,也没见它改道。可我不信——这世道,就真的一成不变么?”
正想着,忽见滩头那边,一个背盐的老汉,正拄着根竹杖,一步一挪地走过来。那老汉年纪大了,脊梁弯得像张弓,边走边咳嗽。梁业广认得,那是常年在码头上背盐的“驼背张”。他赶紧跳下青石,过去搀了一把,道:
“张爷爷,您慢些走。”
驼背张咳嗽了一阵,摆摆手,喘着气道:“没、没事,老了,不中用了。”他抬眼看了看这少年,见他目光清亮,便随口道,“后生,你这是在这河滩上,看啥呢?”
梁业广想了想,道:“张爷爷,我在想,咱这赤水河,流了几百年,盐船走了一趟又一趟,可这些背盐的人,怎么还是这么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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