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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的涛声》 之 第九回 国耻临头悲学子 裂襟啮指写血书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签约作家 佘思良    阅读次数:10004    发布时间:2026-11-17

诗曰:

京华三月起风涛,败约传来众怒高。

齐鲁山河将委地,书生肝胆自横刀。

礼堂灯暗千夫指,血字书成百尺潮。

莫道书生无一用,此身原可掷蓬蒿。

话说谢绍敏,字灵溪,贵州仁怀厅(今赤水)葫市镇人氏。他出身赤水河畔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一辈,原是乡间都有些名望的读书人,家中虽不算豪富,却也有几亩薄田、几架旧书。谢绍敏自小在谢氏宗祠改成的古葫小学堂念书,聪明好学,过目成诵,深得塾师与长辈的喜爱。他性情刚直,最是嫉恶如仇,看不得乡里豪强欺压贫弱,也听不得洋人欺辱中华的言语。赤水河滩上那些背盐巴的老汉、拉纤的汉子,一年到头流血流汗,却吃不饱、穿不暖,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小小年纪,便常蹙着眉想:这世道,为何竟是这样?

待年纪稍长大些,他读了几年书,胸中便渐渐地有了天下兴亡的念想。适逢民国肇建,新政初立,风气渐开,谢绍敏便决意离开这山乡,到外头去见见世面、求求学问。

临行那日,他辞别双亲,沿赤水河而下,乘着盐船,一路过九支、合江,到重庆,再转道赴沪。

舟行江上,他望着两岸丹霞崖壁,望着那奔流不息的河水,暗暗立下誓言:此身既出乡关,便当学有所成,不负赤水河这片水土养育之恩,更不负这满河的涛声所寄的家国期望。

他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数年,继而于民国六年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科。

京华之地,人才荟萃,新思想、新学说,如春潮一般涌动。

谢绍敏置身其中,如饥似渴,既读法律、政治、经济的书籍,也读鼓吹革新、抨击时弊的刊物。他常与同窗好友深夜论道,谈古论今,说到国事艰危、民不聊生处,每每扼腕长叹,恨不能一展胸中抱负。

这两三年间,他在北平城里,见惯了世面,读遍了新书,也看透了这民国的许多黑暗处——那所谓共和,不过是换了一面旗;那所谓民国,依旧是军阀的天下、列强的鱼肉。

他常与同窗说:这国家,若再不思变,怕是要烂到根子里去了。

可这话,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叹息罢了。谢绍敏心里,一直压着一件大事,沉甸甸的,压得他夜夜难眠——那就是山东、是青岛、是那被日本强占了去,又眼看着要在巴黎和会上被列强判定合法的胶东半壁。

他时常夜半惊醒,披衣坐在灯下,翻看那地图上的山东那一隅,仿佛能听见那遥远的海涛里,传来胶东父老的哭声。

平日里,谢绍敏在北大也算是个活跃的人物。他功课扎实,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在校内的刊物上,针砭时弊,鼓吹革新。他尤其关切乡邦之事,常与几个同是川黔出身的同窗聚在一处,说起家乡的盐税、保甲、团防,说起山民如何被层层盘剥,便忍不住扼腕叹息。

有人说他太过忧愤,他却不以为意,只道:这世道,不是靠叹息能叹好的;得有人去做,得有人去争。这些话,虽是一介书生的议论,却也如一颗颗石子,投在北大这汪春水里,漾开了一圈又一圈细小的波澜。

这一年的春天,北平城似乎格外不安宁。

从三月起,关于巴黎和会的消息,便一日紧似一日地传来:说是日本在会上一再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说是列强为了拉拢日本,有意偏袒,甚至背后作了交易;说是北京政府软弱无能,那几名专使,竟有应允签字之意。

消息传到北大,传到各校,学生们起初是愤怒,继而是焦虑,到最后,竟成了一股按捺不住的、沉甸甸的悲愤,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那几日,红楼、法科礼堂、图书馆、宿舍里,到处是三五成群、压低了声音议论的学生。

有人翻着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山东青岛等处,声音便止不住地发颤;有人写了文章,连夜油印了分送各宿舍,那字里行间,都是滚烫的悲愤;也有人急得在屋里来回踱步,拍着桌子骂政府误国,直骂得青筋暴起,眼眶泛红。

谢绍敏更是忙得脚不沾地,他本是法科学生,又兼着学生会里的差事,连日里串联同学、起草文字、打探消息,忙得眼睛都熬红了,那颧骨也愈发清减了几分。

这一夜,几个学生又聚在谢绍敏的宿舍里。

灯下,摊着一张山东的地图,一个同学用指头点着青岛那一点,恨声道:这里,就是这里!咱中国人自己的海口,如今在人家手里攥着!还有那胶济铁路,一条大动脉,硬生生地被日本人掐着脖子!

他越说越气,一拳捶在桌上,震得灯焰都跳了几跳。

另一个同学叹道:唉!道理咱们都懂,可朝廷不理会,洋人不讲理,咱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又能如何?

谢绍敏一直没有作声。他盯着那地图,良久,才缓缓道:手无寸铁,可咱们还有一腔血、还有一张口。洋人可以堵住咱们的路,堵不住咱们的嘴。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只要咱们不开口,这事就真的没有指望了;可只要有一人先开口,那火,就再也熄不灭。

众人听了,都沉默下去。烛光摇摇晃晃,映着一张张年轻而凝重的脸。这一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在这其间,也并非没有分歧。有一回,几个同窗在宿舍里争辩起来。一个姓陈的同学,生性稳妥些,叹道:绍敏兄,我也知山东要丢,心里也急。可咱们一介书生,能做什么?去闹,去喊,官府难道就听咱们的?莫要白费了力气,反惹祸上身。

谢绍敏听了,正色道:陈兄此言差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读书人,受国家教养,读圣贤之书,若连这最后一点血性都丢了,那这国家,还有什么指望?闹不闹得成,是另一说;该不该出声,却是大节。若人人都缩着头,等着旁人出头,那这山东,怕是早就送出去一千回了。

那陈同学听了,默然半晌,终是惭愧地点了点头。这些年轻的心,就这样在一场场的争论、一次次的激愤里,渐渐拢到了一处。

这一日,正是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天刚过午,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便像炸雷一般,在北大校园里传开了——那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已公然议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尽数让与日本!而我北京政府的专使,竟也表示,准备在这一条约上签字!这消息,先是有人从西城传来的,转瞬之间,便如野火燎原,烧遍了整个校园。

消息不胫而走,不消一顿饭的工夫,便从北大传到了邻近的几所学堂。校门口的报栏前,挤满了人;教室里,先生们的课讲到一半,也被这消息搅得讲不下去;街巷里,那些识字的、不识字的,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有人把那张油印的传单,贴在布告栏上,又拿笔在旁重重地加了一行:国将不国,我等何以为学!那字写得又大又重,几乎要戳破纸背。到了傍晚,几所学堂的学生,便已三三两两地串连起来,商量着要共进共退,谁也不肯独自坐视。

消息传到的时候,谢绍敏正在图书馆里,低头翻着一本旧书。一个同学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脸都白了,扯着嗓子喊:绍敏!绍敏!出大事了!和会上,山东真的让与日本了!政府要签字了!

谢绍敏霍地站起来,手里的书啪地一声,掉在桌上。他瞪着那同学,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当真?

当真!报纸都印出来了!那同学把一份油印的传单塞到他手里,声音发颤,这下完了,完了,山东,要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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