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凌寒独自开
信息来源：贵州都市报    作者：吴华    阅读次数：3987    发布时间：2014-08-06

在商业大潮和网络浪潮的裹挟之下，贵州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纷纷易帜，仅存《山花》高举文学大旗。

在贵阳市科学路66号，时光仿若折返。在这栋老办公楼里，《山花》主编李寂荡，带着为数不多的编辑，怀揣着理想主义，在纯文学的路上高歌猛进。

李寂荡，贵州福泉人，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读研究生期间，在作家王鸿儒的介绍下，进入《山花》杂志实习。实习期间，他得到了《山花》主编何锐的赏识，1999年毕业后，就到了《山花》编辑部工作。

选择《山花》杂志，李寂荡当时作了艰难的抉择。那时重庆刚划为直辖市，他原本可以留在重庆，但是他选择了《山花》。李寂荡说，回贵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自己热爱文学，工作是自己喜欢干的；二是对家乡热爱，贵阳凉快，重庆天气太热。

李寂荡进入《山花》后，打包邮递杂志，跑邮局，当编辑……基本上什么活都干过。如今他能够胜任主编一职，得益于当年《山花》提倡“全能型”编辑，诗歌、散文、小说他都编过。

2009年李寂荡开始主持《山花》工作，2010年正式担任《山花》主编。

出生于1970年的李寂荡万万没想到，到了《山花》后，纯文学的刊物开始走下坡路。他更没有想到，守护贵州最后的纯文学阵地重任，会落在他这个诗人的头上。

世界窗口

作为贵州人，听到贵州有一本全国视野的纯文学刊物，都会热血沸腾。

外界对贵州的文艺界有某种偏见，认为打上“贵州”标签就离全国水平很远，实际上并非如此。

至少，我们办了一本有着全国文学视野的刊物《山花》。

《山花》杂志前身是1950年1月创刊于贵阳的《新黔日报》副刊《新黔文艺》，同年7月停刊后改为《贵州文艺》月刊，1957年1月改名《山花》。

作为《山花》的掌门人，李寂荡对杂志的理念是烂熟于心：开放、兼容、前卫。这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口号，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山花》人实实在在做的坚持。

1979年后，《山花》对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内容相对淡化。常设栏目仅保留“黔地逸闻”，主要刊发贵州籍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兼及翻译作品和影视剧本。

1994年第5期，《山花》进行了全面的改版，办刊思路由以往的“贵州作者的阵地”，调整为“不仅要做贵州的山花，更要做中国的山花”。

从这以后，《山花》实际上已经打破地域界限，从封闭走向开放，迅速地与中心地区的文学刊物接轨，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互动与对话关系。改版后的《山花》集中刊发了叶兆言、朱苏进、朱文、海男、鲁羊、北村、苏童、戈麦等作家的作品。

1995年，《山花》更与《钟山》、《大家》、《作家》等刊物联袂推出“联网四重奏”，在全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新浪潮。

就是前辈们当年为《山花》奠定了“江湖地位”，让李寂荡对《山花》品质不敢丝毫大意。这些年来，《山花》不仅成为国内文学界了解贵州文学的窗口，还是国际文学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

在茅台集团的赞助下，《山花》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赠阅。这在国内文学刊物中绝无仅有，很多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就是通过《山花》了解中国文学。

“实际上，以前著名作家莫言等国内知名作家也都自由投稿给《山花》刊发。”李寂荡说到这里，纯文学被边缘化那种空荡荡的感觉已经消失，和文学爱好者们一样，眼睛熠熠生辉。

他说：“这样肩负展现贵州、展现中国的文学杂志，一定要保持优秀的文学品质。”

基于此，杂志和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推行了“双稿酬制”，对《山花》杂志的A版发表的作品，在原来支付的稿酬标准上，房开公司在按照原稿费的110%发放第二笔稿酬。

一谈到钱，李寂荡有些心烦意乱，一种委屈感在他心头猛击。

双重压力

谈及《山花》杂志的未来，李寂荡面临文人们都不愿面对，但又无法不面对的现实：钱。

纯文学刊物是一种圈养的动物，它天生就不像那些市场读物具备市场竞争的狼性。

《山花》杂志80年代是15万元的财政拨款，如今物价上涨了很多倍，但拨款依旧没变。

在一位省外作家看来，《山花》杂志装帧印刷质量在国内文学刊物都属一流，每年至少要上百万的成本。对于这样一个不具市场竞争力的纯文学刊物，存活下来的难度可想而知。

和众多文人一样，李寂荡并不擅长交际，但自从他担任主编那天起，他就肩负了提高杂志品质，并找赞助让杂志持续办下去的重任。

《山花》是西部十二省区市文学期刊中唯一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也是全国477种文学刊物中列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22种刊物之一，转载率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双重文本、双稿酬等创新，让杂志品质稳步提升。

所谓双重文本，就是把文学艺术和视觉艺术结合，通过插入一些摄影、绘画等视觉艺术，让《山花》的版面图文并茂，两种文本交相辉映。

“这是《山花》的创新！”叶辛说。

著名作家叶辛是《山花》的第五任主编，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谈到今天的《山花》，他认为国内纯文学刊物中，《山花》的文艺质量至少是排全国前五之列。

一方面缺钱，一方面要保证这当年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并称为“四小名旦”的《山花》杂志的艺术水平。这对于李寂荡来说，是一个天大的考验。

在李寂荡上任之前，省文联对新任《山花》未来掌门人的定夺有两大考虑：一是在业务上要能把《山花》办好，二是能拉赞助把《山花》养活。

出于对文学和《山花》的热爱，从未拉过赞助的李寂荡硬着头皮走马上任。李寂荡是文学硕士，著名诗人，在杂志的编辑业务方面不在话下。但是，这样一个没有在市场上打拼过的诗人去拉赞助，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讲到拉赞助，李寂荡用了“别扭”和“心里很难受”来形容。一个作家，为了拉赞助去泡酒局，甚至有时低三下四，这对于任何文人来说都难以接受。但是，为了让《山花》持续办下去，李寂荡只能如此。

“拉赞助的时候，如果企业老总热爱文学那还好办，如果他不懂文学，说了半天也是白搭。”李寂荡说。

2012年下半年，根据国家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文件精神，原事业单位山花编辑部核销事业法人，成立企业法人贵州山花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山花》杂志的出版单位相应地由“山花编辑部”变更为“贵州山花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李寂荡透露，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山花》目前还能继续办下去。但要保证《山花》文艺品质，还需要一套有效的经济保障机制保证能持续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转。

作为副主编的谢挺也不擅长拉赞助，他用“化缘”来形容这一行为，他对李寂荡超负荷运转感到担忧：“李主编这样超疲劳运转下去，很是让人忧心。”

据了解，目前国内不少纯文学刊物都出现经费短缺问题，但一些省份已经率先将纯文学刊物转为公益性刊物，由财政部门全额拨款解决其办刊经费短缺的问题。

“黄埔军校”

《山花》俨然成了贵州作家的“黄埔军校”。远的不说，近几年来，很多年轻作家就从《山花》走进文学界的视野。

让人吃惊的是，这样国内一流的文学刊物，真正干编辑活的只有5人。主编李寂荡，副主编谢挺，副编审杨打铁，文学编辑郑瞳和李晁，其中，郑瞳还兼办公室主任。

但就是这样5人，两三间简陋的办公室，就做出了一本享誉全国的文学刊物。

“超负荷，超疲劳运转。”谈到编辑工作，杨打铁一脸茫然地说。倘若不是爱好文学，把文学当成一种理想的话，早就没人干了。

幸运的是，这群人都是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就是希望把《山花》办好。有时候，一旦发现一个眼前一亮的作家，他们就会高兴得跳起来。

这些年来，《山花》平均每期拿出近30个页码，推出本土作家，如何士光、戴冰、冉正万、肖江虹、王华、姚辉等知名作家，以及曹永、陈国华、罗逢春、钱磊、庞非、李晁等青年作家的作品。2013年，《山花》扶持本土作者蒋在、罗逢春、罗霄山、顾潇等，为本土作者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其中，《山花》推出的新锐作家蒋在，11岁开始写诗，14岁在《山花》上发表处女作，16岁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

谢挺和杨打铁都是写小说的一把好手，但是在审稿的时候，他们更像是一个淘金者，一旦到发现好作品，眼睛就闪闪发亮。他们记得当时看到黔西北曹永的稿子时，就被曹永原生态的写作打动，那是一种没有被文学教育“污染”过的原生态写作。他们看到钟华华的小说，有很成熟的文字，同样激动不已。

让谢挺值得骄傲的是，现在的编辑李晁就是他发现的。当时李晁在国内发过一些小说，投稿给《山花》后，谢挺眼前一亮。后来把他推荐给了李寂荡，李寂荡同样也认为这家伙确实是个文学才子。

今年来，李晁也正沉浸在发现新人的喜悦中，上海的作者凌耀芳投稿过来，小说和散文写得非常棒，一打听，这个作者以前没发表过多少作品，厚积薄发，李晁更是喜上眉梢。今年来，连续为其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

扶持本土作家，是《山花》编辑部达成的共识。由于本土的培养作家的平台越来越少，因此《山花》的责任更加重大。

近年来，《山花》做了不少文学普及和推广的探索，其中开辟了B版主要发表贵州作家的作品，同时与贵州都市报联合推出《文学周刊》，希望和阅读量极大的报纸一起向广大读者普及文学。此外，李寂荡与谢挺还举办一些文学讲座，以多种方式向文学爱好者们传播文学精神。

实际上，《山花》历来扶持本土作家。叶辛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花》当了6年主编，当时《山花》编辑部就开了个花溪“改稿班”，参加改稿班的作者，在花溪招待所住一个月，和编辑交流，有的不但把稿子改了出来，还创作出了不少新创作品，当时的改稿班为贵州培养不少少数民族作家。

这些年来，《山花》作家班也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姚胜祥就是当年《山花》作家班最优秀的学员之一，姚胜祥是《文史天地》的编辑，参加作家班后，他写了畅销书《818疯狂魏晋的牛人》。

谈到《山花》，我省著名作家、原《南风》杂志社主编罗吉万说，李寂荡执掌《山花》后，把《山花》办得更好看，更具文学品位及魅力。但是对李寂荡本人来说，他的文学创作则难免因之偏废流失。“其所得所失，忙中自知。如我等作过‘嫁衣’之人，自然感同身受。”

铁面《山花》

《山花》选稿出了名的不近人情，这虽然让一些人并不满意，但这样的“铁面”让《山花》保持了自身的文学品质。

谈到选稿，李晁说《山花》选稿已经有了一套严格选稿体系，在选稿用稿时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这就与文学市场化有些冲突。在李晁看来，通俗文学更讲究可读性，甚至会放弃作品的艺术性来追求读者，但是纯文学刊物不会这样。

他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理解，得到了郑瞳的支持。在郑瞳看来，通俗文学往往为了畅销而迎合读者的口味，而纯文学则是引导读者，让读者读完文学作品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从阅读来看，通俗文学更多是消磨时光，而纯文学则能让人修身养性。

为了保持杂志的品质，有时候《山花》也会向国内知名的作家们约稿，但并非作家们的稿子投来都会采用。

李晁说，有时候连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的稿子都退，退稿短信发出去后，他能感受到作家们的不满，有些回条短信说：“知道了”，有的甚至直接懒得回。

范小青就曾经说过：“如果我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都不好意思投给《山花》。”值得一提的是，她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城乡简史》，就是在《山花》首发。

文学的高品质未必能有良好的市场收益，因此这又扯到了纯文学和市场化的问题。

实际上，纯文学和市场化已经是个老话题，但65岁的叶辛却依然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探索。

他认为：“靠一篇小说名扬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作家的写作也面临了挑战。但是作家们的作品想让读者阅读，要不断革新写作模式。学习那些大文豪们动不动用几十个页码描述一栋房子，显然在快节奏阅读方式下会被读者抛弃。”

在叶辛看来，新媒体并不会动摇作家和作品的地位。网络出现了，手机客户端出现了，依然没有动摇李白和杜甫的地位，这些新媒体实际上是让他们的作品传播面更大，让他们更加流芳百世。

对于《山花》这样的纯文学刊物，叶辛认为，杂志编辑部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杂志编好，但由于这种纯文学杂志的特殊性，不具备在市场打拼的能力，因此更需要党政部门和媒体更关注《山花》的发展。他说，当年他在《山花》当主编时，经费也非常困难，后来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每年财政拨款15万支持《山花》，杂志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他认为，在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成了凤毛麟角的贵州，《山花》的文学责任更加重大。尤其编辑们要把刊物办好，对优秀的作品要全力以赴地推荐，另外还可以探索对一些优秀作者进行表彰。

在题材方面，他建议《山花》可以引导作家关注热门、关注度高的题材，切入热门题材时要有新的时代思路。

何为新的时代思路？ 叶辛老师举了一个叫《黑板》的电影作为例子。《黑板》是纪实地再现了两位背着黑板的老师在伊朗的战火穿山越岭地寻找希望接受教育的孩子。“那老师背着大大的黑板的画面，让我感受到了震撼，同样也让电影节的评委震撼。影片情节单调到不能再单调，但这部电影获得了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叶辛举《黑板》的例子，是说其实贵州也有很多类似感人的故事，但需要《山花》和优秀的作家们将其挖掘出来。

对于贵州最后的这块文学阵地，诗人钱磊祝福：希望《山花》永远烂漫！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