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灵魂的关注才是通幽之路径,细致的解读才是达道的始基,解读者只有以平常之心,不高不傲地进入作品的内部,方能得其精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朱伟华的《文学艺术教育与文本话语空间》(以下简称《空间》)一书的出版,令人欣喜。
《空间》的书名点明“教育”二字,对于一些学者而言,这并不是聪明之举。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字于时下学术潮流来说并不前沿,也不宏大。但是,就在这平凡、内敛的词汇里,所透露出的却是一个学人对于文学研究的多年体悟。
朱伟华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文学的研究关节,也深知中学语文教学的积弊,所以才会给研究生开设文学作品细读课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文学作品的研究从不着边际、云山雾罩的文化理论中解脱而回归正途。《空间》所收入的26篇文章,是朱伟华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是她作品细读课程的主要内容。尽管朱伟华在《空间》的后记中谦虚地表示这些文章“不敢说真知灼见”,但实际上,《构思、冲突、结构、风格》等文章的成果,已被中国现代文学权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收入;关于古代长诗《孔雀东南飞》从诗到剧的流变研究,亦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推介。这些都足以证明朱伟华的“一孔之得”的实际分量,也足以证明朱伟华的文学研究功力。
《空间》所收入的文章中,论及作品多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如沈伊默的《月夜》、《三弦》,李金发的《弃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鲁迅的《阿Q正传》、《墓碣文》、《秋夜》,台静农的《拜堂》及丁西林的早期戏剧等,还有少量论及余华、韩东等当代名家的作品。另外,当代导演贾樟柯、顾长卫、陈凯歌的电影也有所涉及。其视野宽阔,甚至越出文学的领域。虽然内容广泛,但整本书并没给人以庞杂之感,因为贯穿其中的主线一直是“作品的细读”。
在《进入鲁迅精神后园的路标》一文中,朱伟华通过对《野草》整体精神的把握,得出“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的诗句实则是“双重自我”的“同构共在”,对这一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焦点和悬案,提出了自己的中肯看法。在《表达的“言”与“不言”之间》一文中,则将《再别康桥》的意象进行拆零,然后从零散到整体地回环考察,填充进若干的实证,解读出诗中“言”与“不言”的独特意韵。《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一文,则通过普通人极易忽略的众多物象隐喻,解读出影片《三峡好人》所隐约展现的现实世界。这些,正是通过“细读”之力所抵达的幽径,更是作品对研究者设定的读解召唤。
就文学研究而言,“细读”乃很多学者都不屑的“小事”,但这也是最见功力的工作。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之中,多数教师所能给学生的只是一些“已成定论”的概念。既然“已成定论”,那就只需要逻辑推演而不需要细致的论证,更不需要“细读”的支撑,从而出现了大批的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空头美学家”。概念是抽象的,而文学却是具体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貌似高深而无懈可击,实则关闭了文学研究所必备的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更截断了通往打通文学文本与作品之间的管道。文学乃细部的事业,更是灵魂的事业。百余万字的《红楼梦》由无数细节构建,其灵魂也需要从这无数的细节进入才能抵达。
要想真正读懂一部文学作品,了解其精要之所在,必须从一个字、一句话入手,条分缕析地进入其内心。其实,不仅仅是文学研究需要细读,即便扩展到整个人文领域,细读的功夫也必不可少。
相比于许多学者所提倡和践行的——将文化理论作为工具,然后将其带入一部作品之中,最后得出已经被证明了的结论——方法,《空间》通过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细读所要展现的,实际上是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的探求。研究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阅读,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在这样一个文化理论或者说是西方批评理论强势嵌入文学研究的时代,重提文学的“文学性”或许有些孤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朱伟华的这部《空间》就像是一个在文学原野中踽踽独行的旅者,但和一些大部头的“专著”相比,也不能算厚重,不过其所包含的意蕴缺深邃、深远。
【编辑:黄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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