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农历七月的第一个卯日,是施秉县高塘村村民欢度“卯节”的日子。而在卯日的前一天,各家各户早早起床,拿着捕鱼工具汇集到寨子中的塘边,举行全村性的捕鱼活动,人数达两千人之多,为中国最大的捉鱼节。8月19日(农历七月五日),我们在高塘见证了这一壮观场面。
苗族古歌唱载:在一个叫“查么”的地方,寨叫“朵弄”那边,谷有八百川,八百条河汇,八百人一村,八百个火坑,八男八把锄,八母八纺车,粮食不收入,生活无法过,“劾波”要吃娘,娘在气头上,抡起一竹枝,打“劾”五六棒,“劾”尾断几节。劾波(译为汉语就是青蛙)有马大,有驴那么高,上到田坎边,把秧苗踩死,人才无法生,阴阳看眼里,伸手掐劾身,劾才变小可。要鱼来薅草,要劾来食蜢,人们才生活,吃卯由此兴。
古歌的故事荒诞离奇,故事来源于“打劾定称”,也就是诠释苗族社会要在公平之下,共同生产劳动,才能建设美好家园。现在,让我们将故事重新诠释一遍:在一个叫查么的地方,劾(译为汉语就是青蛙)长得象马那样粗,象驴子那么大,它每天无所事事,无事的时候就跑到田地里去踩田坎,把田坎都踩跨了,把秧苗都踩坏了,庄稼没有了收成。等到它得不到吃的时候,它很想把自己的父母也吃了。父母亲很气愤,他们拾起一根竹棍,狠狠地打了劾五六棒,劾的尾巴也被打断(劾此时,可能还是个小孩,青蛙在小的时候‘蝌蚪’是有尾巴的),可这劾吃得多,胀得多,其恶习不改,老是重复到地里去破坏庄稼,天上的“阴阳”(一种神)看了过意不去,就伸手将劾掐住,让其变小,让他去给父母守庄稼(吃害虫如蚱蜢等),劾因为变小,只能吃虫子了,父母亲也觉得劾也十分可怜,就对劾说,你就先吃新米吧,我们大人还是等到粮食成熟了,过了新米节,我们祭了天地和先祖,再吃吧。也就是如此,苗族父母亲在新米成熟之前,也就是没有敬天地和先祖之前,是不吃新米饭的,而小孩则可以。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苗族是不是这样,可我的父母亲一直这样恪守着这样的习俗。现代科学发达了,在稻子没成熟之前,玉米其实已经成熟,新鲜的玉米至少可以尝鲜的,可他们仍旧恪守着这样的古训。他们必须过完卯节,也就是吃新米节之后,他们才能正儿八经吃到新米饭。
杨柳塘叫“梭”,古代苗族多以先祖之名命名居住地。可能因其最先到这里的人叫勾梭,因而取名为“梭”。杨柳塘吴氏苗族来自于江南,他们好称古代吴国泰伯的后代。我不知道这些有没有根据。但,《吴越春秋》确有这样的记载,书载曰:“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为帝喾元妃。年少未孕,出游于野,见大人迹而观之,中心欢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践之。身动,意若为人所感。后妊娠。恐被淫泆之祸,遂祭祀以求,谓无子履上帝之迹,天犹令有之。姜嫄怪而弃于厄狭之巷,牛马过者折易而避之。复弃于林中,适会伐木之人多。复置于泽中冰上,众鸟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为神,收而养之,长因名弃。为儿时,好种树禾、黍、桑、麻五榖、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麦、豆、稻,各得其理。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营种之术。三年余,行人无饥乏之色。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国为诸侯。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又载:“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这几段文字证实着几件事:江南吴氏确系“苗裔”;吴氏之先祖之一“弃”确系一位种粮食的高手;尧曾向“弃”学习种植粮食;吴泰伯兄弟“三让其王”而奔吴,自号“勾吴”。他们跋涉3000余里来到当时仍处荆蛮之地的江南梅里定居,筑“勾吴城”,建“勾吴国”,教化当地百姓种植、养蚕、纺织、饲养家畜,带领百姓开挖伯渎港,并致力开拓江南文明,开创了吴文化,倍受当地百姓敬仰。有的人总是想把现在的吴文化当成古代的吴文化,这是一种误区。其实真正的吴文化是在苗族社会里,因为苗族迁于江南,苗族最早掌握着水乡的农耕种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并不因为他们迁至于大西南而忘记。我们可以从他们现在还留存的农耕习俗可见一斑。起活路、活路禁忌、生活禁忌、古歌的传述、节日文化等等,都无不体现水乡的这一农耕文明。
高塘,施秉县一个地道的苗族村寨,他们的先祖在明季迁至于此,他们思念着“荆蛮”之地那八十八兄弟那种“八百人一村,八百个火坑”那种原始共产主义场景。当每一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重新聚合起来,打下草标,宣示着居住地的“主权”,生活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乱、安静祥和的世界里。高塘卯节就是这样一种体现。他们以族人为单位,以火坑为家庭,以集团的快乐与忧伤为共同纽带,构筑自己的平等社会。
有人总问我许多的问题:你们高塘是全寨子人都去捉鱼吗?他们能让外面的人也去捉鱼吗?他们有那么大方吗?他们真那么平等那么团结吗?我的回答当然都作了肯定。高塘苗族人真是如此的。他们认为心中的圣地就是那口塘,他是这个村落的象征,尤如藏族的圣山或布达拉宫。他们全村只有二百多户人家,人口也不过一千多而已,而卯节的那天,他们那口塘确有近两千多人可以入内。人来自何方?他们都是村外的苗民(如今也有了汉民),你不必担心你捉到的鱼会被这儿的人夺走,到你的鱼篓子里就为你所有。你可以毫无顾虑提回去,当然你也可以就在村子里找一户人家共享。杨兰是个男人,他来自于黄平县的旧州镇,他参加这样的活动已七八年了,他所得到的鱼有些年就在村子里与亲戚共享,有的年则带回去,这并不影响寨子里对他得到鱼多或鱼少而感到不适应。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从清水江来的鱼秧客(卖鱼苗的苗族人)挑来鱼苗之后,寨老会带着几个得高望众的人到各家各户收钱,不以户中人多人少,就以火坑为标准,每个火坑几元钱(民国之前用铜毫子,现在多是人民币,或五元,或十元),购买鱼苗,然后放之于村子中的那口塘。将出口的塘口用铁网网好,自此再也没有人进去,直到新的一年,卯节到来时。高塘的民风很好,鱼儿放进塘里之后,人们只能到塘边去洗菜洗衣,里面的每一只虾或一条鱼甚至一科草也是不能动的。几百年过来了,这种约定成俗了的事,村里并没有不习惯的。
我们从历史上走来,可我们不曾知道过去,典藉或古歌给予了我们的暗示。或许我们的社会真的走过一种叫“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阶段,八百人真的共一个火坑吗?苗族人为什么将“火坑”作为一个计量单位?人类考古发现,1万年前,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出现了农业技术,开始生产粮食、乳品,有了烹调技术,开始加热、加盐,因为粮食不能生吃,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随之而来的是“火坑”出现了。“火坑”或许就是一个族群或许是个家庭。熟食的历史标志着“火坑”的出现。以“火坑”为计量单位由此而诞生了。而人类文明也开始了。
人类有了“火坑”(这里我们姑且叫‘火坑文明’),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战胜自然,战胜困难,抵御外敌,而这个“敌”也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动物或恶劣的自然环境。团结的力量,“火坑文明”由此而诞生。那么高塘集体以火坑集资,以共同捉鱼作为同乐,体现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延续的是原始集体劳作的遗风,是原始公社制的活化石和标本。
“卯”即天干地支序日,苗族以卯日为节,是与其地支顺序而定的。卯时在时间上表示日出,即天亮到太阳不热的时间段,现代时间5至7点,地支第四位,用兔来表示男女分开各自工作,男狩猎女耕织。当七月的卯日到来时,新米已经成熟——这里多指玉米,因为只有这种粮食比其它植物成熟更早,也该是新生活的开始,表示着丰收的到来。能吃上新米,表示着祖宗有德,人民勤劳,天才给饭吃。祭拜祖先和天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苗族人畏“呼”或“告呼”,“呼”就是“天神”或“雷神”。苗族人认为,粮食是“呼”的恩赐,所以必须珍重粮食。当小孩撒掉了饭,大人们会对他说:“不要撒饭粒,否则要被雷劈的。”人真的畏惧“呼”吗?我们无法找到现实中的证据。而民间传说故确实是有的。换一种角度,其实是说苗族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溶为一体。于是,他们在获得了自然的恩赐之后,感恩自然。卯节就是感恩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在祭拜祖宗的时候,总是要放上两条鱼,然后是稻穗——稻穗要打成草标形式,意思是特指祭拜于天,祭拜于地,祭拜于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智慧的最高体现,是大自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现在,我们在考察高塘苗族人的这样一种祭祀,与其说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敬畏,其实只是我们人类进行自我认识,欣赏自己壮丽无比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美而已。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只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正像一株小草只是她的普通一部分一样。如果说自然的智慧是大海,那么,人类的智慧就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水滴,垦然这个水滴也能映照大海,但毕竟不是大海。可是,人类无论如何都不能代替大海。我们仅是大海中的一员而已。
高塘卯节很隆重,人家除了捉鱼之外,节日才开始。第一天捉鱼,第二天才去请客人到来,客人一般就是姑娘、姑妈、外婆、舅爷舅妈,以及好朋友。走客只要一包糖,一只鸡,姑娘或姑妈要挑粽子粑。你可以在那里三天三夜的待着,主人会做最好吃的,给你候着。你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舞,你是在快乐的节庆里度过。交流感情最为重要,如果家人、客人平和乐观,氛围和睦温馨,节日也就达到了目的。人是感情动物,节日是一个交流情感的平台,高塘人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平台,让你让我让他达到某种和谐。高塘现在已评为民族文化村了,高塘卯节已是黔东南州最大的节日之一。人类心灵已经疲惫,感恩自然,回味历史,体会民风,你就到高塘走走吧,那你有你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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