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只要点开朋友圈,总能看到一个名为“e路诗语”的微信公众账号。出自陕西的微信公众账号“e路诗语”,是一个搭建在互联网上以诗歌朗诵的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平台。舒婷的《神女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在舒缓清新的音乐和陕西著名主持人孙维的演绎下,不知不觉间浸润着人们心灵。“e路诗语”从2015年7月19日播出第一期至今已有100期节目推出,获得广大听众的一致好评。不同年龄、职业及地域的人们,最小的仅3岁,最大的近80岁,表现出了对“e路诗语”狂热的追捧。作为一部“可以听的书”,“e路诗语”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诗歌和大众的距离近了,人们对诗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
网络为诗歌带来了开放
日前,“e路诗语”作为2015年读书成果,被市总工会推荐,参加由省总工会举办的全省女职工读书活动推进会暨读书成果展示会活动。同时,“e路诗语”已经随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发起的“诵·乐”朗诵音乐会的系列活动,走进多所高校,通过朗诵,将诗歌文化传播进校园,为更多青年学子送去诗歌文化的艺术享受。支持青少年读诗写诗。鼓励“90后”加入诗歌的行列,用诗歌向时代致敬。孙维这样告诉记者:“‘生活不只有苟且,还应该有诗和远方’这句话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诗歌就好像是文化里的另一条黄河,无时无刻不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素养,引导更多人读诗听诗,是我作为‘e路诗语’读诗使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任务。”“e路诗语”正在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把诗歌带回到生活中来。
除了“e路诗语”,近两年随着网络的发展,诗歌正迅速成为虚拟社交空间中的新宠。著名论坛“天涯社区”上的“天涯诗学”文学论坛,浏览量超过百万。微信微博则更为可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者”等一批诗歌微信公众号,粉丝数和订阅数动辄数十上百万。自媒体缩短了诗歌和大众的距离,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空前的便利和平台,让诗歌从小众走向大众,甚至创造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当诗人”的时代。同时,网络也让具有相同审美主张的诗人与诗歌爱好者迅速聚拢,让诗歌作品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最多的读者。
写诗的多读诗的少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极其悠久的诗歌传统。《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等,一条诗的河流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停息地流淌着。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澎湃发展后,中国诗歌似乎淡出了大众的视线。近年来,文学界甚至有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的说法和形容。
针对这一现象,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主编、著名诗人阎安这样说:“读诗歌的人从来就少,不是今天才少。这是由诗歌的本质属性和历史属性所决定的。散文、小说可以记录生活,可以和生活保持一种对等的关系,但是诗歌就不能。诗歌是唯一不能直接依赖于现实生活和文化资源的一个文体。从古至今,诗歌这种文体的阅读和创作,都要建立在读者和诗人同时具有特殊的修养、深度的专业化训练和非凡的悟性这三个基础上。诗歌和哲学一样,它处于人类人文的最高端,它不仅仅依靠理性,还要依靠高于理性的直觉去抵达真理和美。所以不能说现在这个时代读诗的人少了,读诗的人从古至今都是少的。而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人都可以借助网络自媒体平台发表作品,便造成了‘诗歌遍地,诗人遍地’这样一个现象。但这显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内行的判断,是把以诗歌面目涌入互联网的生活潮流与诗歌本身混淆了。互联网在向所有社会个体平等开放的同时少了判断、没了门槛,在博客和微博上,一个人把他的日常生活,用诗歌的分行排列的方式记录出来,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披上一个文学的面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互联网的确为诗歌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力,但也存在着泥沙俱下、误读误导的问题。”
互联网与诗歌“相爱相杀”
在微信、微博上写作、发布、阅读、评论诗歌,从空间的扩展和信息的流动看,诗歌、诗人与网络的互动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网络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诗歌交流平台,成千上万的读者和作者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网络上自由集结,相互学习。为诗歌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大大降低了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泥沙俱下的场景。
由于网络诗人创作随心所欲,网络诗歌创作出现了热而乱、文字卡拉OK、精品少、作者多、名家少等现象。针对这一现象阎安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互联网是大众文化发育、成长的土壤,让大众拥有发言权和表达权,这是好的,是历史的潮流和进步的指标。但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来说,它是不是好的?诗歌不能仅仅面对现实和时代发言,它同时还要面对整个人文史、时间史发言,大众文化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维度,它从来不是诗歌的全部境界和最高境界。由此它造成了一种混乱、误导。互联网表达太追求那种与生活对等的简单层面的表达,并不关注作为诗歌内部的核心,并没有站在问题内部去追求内在属性和质量。往往就是急于表达,急于把一些其实只是生活本身层面的东西让人看到。这只是一种日常交流的完成。”
陕西著名诗人、《佛学月刊》主编周公度对这个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隐忧:“民国以来,中国文学进入新文学时期。所谓新文学,简单点说就是表达方式的自由化,譬如新诗,在形式、语言、音韵、结构等等诸多环节上,都与过去的旧体诗有了巨大的差异。反映到思想上,就是人心与个体的自由度扩大了。但新诗百年来,问题也非常之多,譬如大众欣赏的港台诗人的那种夹生中文诗,朦胧诗的口号化、政治化等等,都是当代文化学者头疼的问题。而网络的出现,以及网络自身的大众化功能使得这些问题迅速消失了。网络使束缚新诗发展的各种弊端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使得今天的新诗比民国时期的表达方式更加自由,更具个人特征。但网络也使新诗产生了众多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网络打破了诗这一文体的贵族化特征,用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诗是知识分子的最后壁垒’,而网络摧毁了它,让‘诗’彻底平民化了。但更为理性的判断是,网络的出现让‘新诗的规范’成为最为迫切的学术问题。”
诗歌是否需要被拯救?
网络为诗歌的复苏带来了推进力,也同样把一片喧嚣带进了诗歌。过去的诗歌在自身的圈子里热闹,如今的诗歌热闹到了大众的餐桌上,在诗歌得到空前关注的同时,也有人说“诗歌已死”,高呼着“拯救诗歌”。
面对这样的问题,阎安说:“不可否认互联网阅读是当今大众阅读消费的主流和主体方式,但互联网只是一个新的传播方式和载体。它是一个新的技术,这是它的本质特征,而诗歌是民族灵魂深度的觉醒与建构。从概念上理解,技术是拯救不了精神的。技术可以为精神的成长、传播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撑,但是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两回事。诗歌不需要被拯救。诗歌这种极端的文体,决定了它本身的属性及与大众的关系。诗歌不是简单地去表达事件,是需要对时代进行整体的、深刻的综合,然后一定要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来经营的一种艺术方式。从历史到今天,并不是说大众关心诗歌了,诗歌便发达了,也不是大众趣味和理解力不能主宰诗歌局面,这个时代的诗歌就死亡了。现在人们呼唤诗歌,说明大众对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并且通过新媒体、自媒体努力和诗意文化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强求,不能误解,不能误读,不能改变诗歌这种人文表达的本体性质。我希望可以给诗歌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人为地去设定,只会破坏诗歌发展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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