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诞辰125周年：被忽略的“中国左拉”
信息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阅读次数：5154    发布时间：2016-04-02

1935年李劼人全家照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诞辰125周年。长期以来，囿于“鲁郭茅，巴老曹，艾李赵”的定见，致人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近年来李劼人代表作“大河三部曲”推出新版，但，各方反响之冷清，令人唏嘘。这位“中国的左拉”是一位被忽略的文学巨匠。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刘再复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曾有三位艺术个性突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的小说家，分别是沈从文、张爱玲和李劼人，他们被认为是有望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沈从文后期不再写小说，1988年瑞典文学院有意将诺奖授予沈，但这年5月10日，沈老溘然长逝。张爱玲则因个性原因，未能把握好与胡适的关系，致使她长期徘徊在美国严肃写作圈外，到她被“发现”时，也已撒手尘寰。

　　如今，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持续热卖，相关研究著作亦颇风靡，而堪与二人鼎足的李劼人，却依然不为读者熟知。

　　以李劼人先生的代表作“大河三部曲”（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为例，译林出版社近年来推出了新版，该版以未修改本为底本，复归了这套现代文学史中里程碑式巨著的原貌，堪称是对李先生的最好的致敬。

　　但，各方反响之冷清，令人唏嘘。

　　长期以来，囿于“鲁郭茅，巴老曹，艾李赵”的定见，致人们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忽略了它多元的发展脉络。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真正伟大的作品是不会死去的，它只会暂时沉默，命中注定，它将因后来者的慧眼，而一次次复活。

　　幽默、细腻、深刻、生动、准确、老辣……“大河三部曲”让人惊叹的是：近80年前，中国小说曾达到过如此高度，它与世界水准竟这样接近。

　　郭沫若曾经说过：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我觉得这问题似乎可以消解了，似乎可以说，伟大的作品，中国已经是有了的。

　　今年是李劼人先生诞辰125周年，值此机会，咱们深入聊聊这位“中国的左拉”（语出郭沫若）的生平与创作。

　　亲眼见证大家族的衰落

　　李劼人祖籍湖北黄陂，1891年生于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因阴历生日为五月十四日，刚过端午，故小名“端端”，又因黑瘦，被戏称为“猴子”。据李家“正大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排辈，其学名为李家祥。14岁时，自改为李劼人。

　　劼，有奋进、勤勉、谨慎之意，可见李劼人对自我的期许。

　　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是医生兼塾师，靠兜售祖传“朱砂保赤丸”谋生，后变卖家产，捐了个“典史指分”的小官。典史属“未入流”（比九品还低），辅佐县令，而指分是捐钱后，吏部指定分发到某地候补任职，简称为“指分”。

　　李传芳被“指分”到江西南昌，在这里，李劼人的母亲突发重病，3个月后右腿残废，从此不能行走。据李劼人自己说：“我在南昌的一年，家庭异常穷困，连我的衣服都几次进入当铺。要不是后来开了课吏馆，父亲每月考上优等得奖，我们几乎饿饭。”

　　李父后调到江西抚州任官，李劼人14岁时，被父亲送去当排字工，三个月后，父亲病逝，当时家中仅剩2元钱。幸抚州知府与李家同乡，帮助了安葬。李劼人与母亲搭运米船回川，中途船触礁，全部行李和父亲的藏书均告遗失。

　　在老家，李劼人将父亲终生积蓄下的500两银子放到商铺生息，每月可收五六两，此外李劼人祖母继续制作、销售“朱砂保赤丸”，亦能月入七八元。

　　李家三代单传，没有旁亲，但李劼人母亲杨家却是大族，李劼人有舅父辈20人，姨母辈30人，杨家大宅占了半条街。同治元年最盛时，杨家举丧，仪 仗队竟雇了180人。但到李劼人舅父们时，杨家已衰落，李劼人曾说“曾见过外家的小康之世，一直亲眼见其衰落，若能得曹雪芹什一之才，将其详细写出，真可 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

　　16岁后，在亲戚每月50元的资助下，李劼人读完中学，同学中有郭沫若、蒙文通等。在中学时，李劼人曾参与“保路运动”，此为辛亥革命前奏。1912年，21岁的李劼人中学毕业，因资助他的亲戚逝去，李劼人无力再上大学。

　　在官场深受刺激

　　1913年末，李劼人的一个舅父任泸县县知事，聘李为第三科科长，办理统计及文牍。1915年，李的舅父转任雅安县，李劼人亦同往，这年8月，李的舅父辞职。

　　22个月的官场生涯，李劼人深受刺激，他自述：“我知道的官场情况，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多。”“觉得自民国二年以后，虽然算是革了命，而除了许多名词换过外，其实，凡支配我们的典章制度，依然是前朝前代的东西。”

　　回到成都后不久，李劼人被聘为《四川群报》主笔，月薪仅10元。在此期间，李劼人写了许多杂文、评论，还以“老懒”为笔名写了百余篇小说，其中 40多篇归成《盗志》。《盗志》模仿了《官场现形记》，讽刺犀利，但情节过于直白，藏锋不够。《盗志》之后，又有《做人难》、《续做人难》，刻画了一无廉 耻的小官吏内热翁，他自夸道：“我这人真忒聪明了！常人只说得脚踏两只船，我倒踏了二十只还不止咧！”

　　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虽欠成熟，却因敢于揭露现实弊端，广受好评。《四川群报》后被封，不久改出《川报》，继续聘用李劼人，月薪仍为10元，在李的同事中，有后来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

　　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特邀李劼人参加，并允许李劼人在成都建了分会。不久，李劼人的中学同学、已留学法国的周太玄、李璜来信说，他们在巴黎办了个通讯社，业务很好，但人手不够，要李劼人去帮忙。

　　李劼人将存入商号的银子抽出200两，加上亲朋赠款，勉强凑够旅费。赴法前7天，李劼人与妻子杨叔捃（音如俊）结婚。杨叔捃也是杨家人，系李劼人母亲的堂侄女，比李小8岁，二人同在杨家大院长大，据杨叔捃说：“我们当然不敢当面说，不过互相之间是早就认识了解的。”

　　靠厨艺招来徐悲鸿

　　到了巴黎，李劼人才发现，通讯社早已倒闭，只好靠给国内报刊翻译、写稿维生。

　　为了省钱，周太玄、李璜和李劼人搭伙做饭，李璜后来写到：“其寡母能做一手川菜，有名于其族戚中。故劼人观摩有素，从选料、持刀、调味以及下锅用铲的分寸与掌握火候，均操练甚熟。”

　　李璜法语较好，负责采买，当时巴黎人不吃辣椒，都是从西班牙进口，用来装饰电灯，李璜一次要买一二斤，小贩大惊：你家为何安这么多电灯？一次李劼人要李璜去买花生，可当时法国并无此物，李璜又不知它的法语名称，只好画图，一直跑到郊外吉普赛人营地才买到。

　　李劼人厨艺精湛，以至于徐悲鸿来巴黎时，听说李劼人掌勺，宁可不去卢浮宫临画，也要来参加餐会。

　　在法国，李劼人翻译了莫泊桑、都德、福楼拜等人的小说，他尤其喜欢《包法利夫人》，前后三次将其译成中文，在自己后来创作的《死水微澜》中，多处明显借鉴了这部名著。

　　1921年10月，因国内汇去的稿酬、版税迟迟未到，李劼人与周太玄夫妇、李碧芸在蒙特利埃市只好停炊，他们买了一些长条法国面包，按天切成若干片，饿时用自来水泡食，如此坚持了两三个月，虽度日如年，却没有拖欠房租与水电费，怕给国人丢脸。

　　1924年2月，法国远东轮船公司为学生提供半价票，趁此机会，李劼人结束了4年零10个月的留法生涯。

　　职场突围总受挫

　　回国后，正值杨森督理四川，广招留学生，黎纯一、喻正衡是李劼人留法同学，已入杨幕，

　　拉李劼人一起效力，但李劼人推说“闭门读书，不问外事”，黎、喻又以杨森名义下柬邀请李劼人，李依然不到。

　　不久，李劼人入职《川报》。恰好黎纯一在另一家报纸上替喻正衡刊登征婚广告，有好事者促狭，编了一个女士的征婚广告，在《川报》上刊登，以讽刺二人。

　　《川报》广告人员也没仔细看，这则广告上的门牌号是假的，刊登者化名“吕纯意”，实为谐音黎纯一，广告内容极刻薄。

　　黎、喻见后大怒，向杨森告状，杨下令逮人，李劼人在宪兵司令部被关了8天，经友人营救出狱，敕令从此不得办报。无可奈何，李劼人只好转投成都大学，当时校长是张澜，颇受军阀排挤，李劼人也因此受累。

　　在大学当教授期间，李劼人还与别人一起投资办了嘉乐纸厂，可不仅没赚钱，还把多年积蓄赔了进去，并背上几千元债务。1930年暑假，张澜被排挤出校，为表示不满，李劼人此前已辞职，办了一家小餐馆，叫“小雅”。

　　“小雅”由李劼人的夫人掌勺，但做法都是李劼人亲授，每周要换6样菜。李劼人从不用茴香、八角，说太俗气，显不出家常烧的功夫来，此外他炒菜不打明油、不用味精，以去“馆味”。他烟熏排骨，专用花生壳柏树枝，因花生壳有独特香味。

　　因“教授开餐馆”名噪一时，一个连长以为李劼人发了大财，派人绑了李的3岁儿子做“肉票”，李借了1000元钱才将儿子赎回，这笔债务几年后才还清，餐馆维持不下去，李劼人只好去中学教书，一周上38小时，因此得了胃病。

　　1933年，卢作孚拉李劼人到自己公司工作，李在民生机器修理厂当了厂长，但和其他股东发生纠纷，1935年5月，李劼人坚决辞职。

　　比曾朴走得更远

　　结束10年职场浮沉，李劼人下决心回归小说创作，1935年7月，他完成了《死水微澜》，该书得到300多元版税，足够维持四个月。紧接着，他又写出了《暴风雨前》和《大波》，即“大河三部曲”。

　　“大河三部曲”以成都和天回镇为中心，展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的巨变。李劼人原本就是讲故事的高手，经赴法学习和多年翻译外国小说的训练，“大河三部曲”如脱胎换骨。

　　李劼人擅白描，技法老练酣畅，且将四川方言融入其中，特别生动。在人物刻画上，则采取法国小说的技巧，如《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罗歪嘴，令人读后难忘，郭沫若曾称赞说：“凭借着各种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真真是可以令人羡慕的笔！”

　　在“大河三部曲”中，李劼人书写了大量的“非英雄”，且注重风俗史，学者杨联芬指出，这本是曾朴开创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模式，而李劼人将这种探索最终完成。曾朴只做到了将历史记录还原为精神史和生活史，而李劼人则更进一步，将其变成真正的小说。

　　李劼人善讽，比如写罗歪嘴贪慕蔡大嫂，进了房间，看见“她的那只御用的红漆洗脸木盆，正放在架子床侧面的一张圆凳上”。“御用”二字堪称传神。

　　此外像“逗得那坏东西连屁股上都是笑”“便拜给魏三爷做了他第十七名干女，而规规矩矩受了干爹的接济供养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乡坝佬，何事不可为，挑葱卖蒜，大小也是职业，却偏偏要来做官”，皆暗含机锋。

　　《大波》中楚用追求黄太太，向她表白，“楚用尚没有完全平静下来，黄太太脸颊上的酒窝业已露出……光这一点，这小伙子就非输不可”。

　　李劼人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所以能在不动声色中，揭示出生活的荒诞，人人都在演戏，却都自称是理想主义，当泡沫越吹越大、看客们被唬得目瞪口呆时，李劼人却躲在角落中偷偷坏笑。

　　在“大河三部曲”中，越到后来，李劼人的气魄越大，如《大波》中写了400多个人物，力图全景式呈现时代风貌，但过于求全，反而不如《死水微澜》那般细腻感人。

　　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

　　1935年秋末，李劼人的纸厂起死回生，乐山一位商人看好纸业前景，注资并接办了纸厂，李劼人被任命为董事长。

　　抗战爆发后，纸厂局面艰难，李劼人几次想辞职，回归创作，均未成功。后与中共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合作，捐纸支持其会刊《笔阵》出版，还特设“文化事业补助费”，救助贫病作家。

　　1938年，李劼人在成都郊区买下2亩多地，翌年建成土墙草顶房子，自题为“菱窠”，这里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马识途（作家，电影《让子弹飞》的小说作者）被通缉时，就住在“菱窠”。

　　1943年4月，李劼人与纸厂股东们发生争执，辞去总经理一职，但仍任董事长，此后李劼人翻译了几本书，还写了《天魔舞》（未完成，写了25万字），抗战胜利后，纸厂面临更大困难，到1949年时，已发不出工资，停业数月，为了排忧，李劼人写了《说成都》。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李劼人厂中积压的纸被《川西日报》一口气买光，工厂立刻复活。

　　成都解放后首度各界人士座谈会，李劼人便被请去，马识途将他介绍给贺龙等，“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在那个座谈会上他也作了发言，后来各方面活动他都参加”。

　　1950年初，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李劼人被提名为第一届市政府的副主席，李劼人没有同意，称纸厂的事太多，心无旁骛，但统战部的人对他说，为 “七十万人做事贡献更大”（当时成都市人口为七十万）。7月市政府改选，李劼人被提名为副市长。据李劼人自己说，“名单发表了，思想上未作准备；但既发表 了，不能再推辞”。

　　副市长的位子不好坐

　　对于当市长，李劼人的女儿李眉曾问他，为何刚开始不愿干，后来又接受了？李劼人说：“这有什么奇怪？我是发过誓不做官的。再说，我岁数也大了， 时间不多，想集中精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 时间是花费一些，但是我相信，我要写作，共产党是会支持的。”

　　然而，学者雷兵研究发现，李劼人就职后，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和建设局，他一度非常投入，只要身在成都，每次会议都出席，并发表意见。

　　但，李劼人很快与上级发生冲突，他主张城市道路要修得“壮阔”才“足以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规划主干道14米宽，但省委主要领导批评这是“好大喜功”，只准修7米宽，李劼人和马识途未予理睬，结果受到批评。

　　在一次会议上，李劼人抱怨说自己仿佛“走入真空地带。下面的干部不向我谈工作，也不和我接触，开会才叫我去，要我主持会议也是临时告诉，事前没 有交待会议的要求、目的……开会就叫我来，来了就照念。有些市民给我写信反映情况，交下去办就如泥牛入海，办或未办，从不向我汇报”。

　　三件事让李劼人颇为不满：

　　一是1950年8月，“几个公安战士不向我说就在寝室里搜查非法武器……后来街道上组织委员会我没去，户籍警就点我李劼人的名，带话给我。我向李市长请假到沙河堡去，户籍警也对我责难，还说我仗的啥子势？我感到作个副市长连行动自由都没有”。

　　二是李劼人喜穿长袍，一次坐人力车去上班，警卫不认识他，让他下车后步行进入，而别的领导坐汽车呼啸而入，李劼人气得掉头就走，几天没去上班。

　　三是“菱窠”后新设成都电信机务学校，每早6点便喇叭轰鸣，学校食堂的污水流到李劼人家门口，臭气四溢，李劼人几次提意见，校方回答道：“你写封公文，找我们校长好了。”身为副市长，李劼人竟只能找媒体曝光来解决。

　　带着遗憾离开人间

　　1954年以后，李劼人开始改写“大河三部曲”，因时任文化部长周扬提出，时代改变了，解放前的一些小说已不符合新的需要，作家应该改写。老舍 试着改《四世同堂》，但感到力不从心，便对周扬说改不了，周扬回答很干脆：改不了，那就不能出版。（此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出版）

　　李劼人也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1954年，他将《大波》重写的第一稿交给艾芜看，艾芜说不错，可李劼人寄给自己的儿子，却被批得一塌糊涂， 据李眉说：“我兄弟当时对这篇初稿的主要意见是，要他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加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一些问题和人物的处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义；同时对作品的结 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李劼人说：“后来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儿子的意见对，就去掉重新写成的十几万字初稿。”因为儿子曾在延安待过，知道什么是政治关。

　　1956年，上级要求大家提意见，李劼人随口抱怨了几句，结果1957年时差点被打成“右派”，幸马识途找到上级领导，认为李劼人“可以挽救”，领导表示同意，马识途忙找到李劼人，让他主动检讨，“我相信他的文采，果然他一讲就通过了，大家还鼓了掌的”。

　　从那以后，李劼人终日躲在“菱窠”里，轻易不再出面。“三年自然灾害”时，因“菱窠”中养有鸡鸭兔等，屡屡被盗。

　　据李劼人生前好友吴孝感说，1962年时，家人考虑到李劼人喜吃卤味，但困难时期，很难买到，只好从外地买来未消毒的变质卤牛肉，李劼人先生食 后腹痛、呕吐，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1岁。但李眉在为其父修订的《年谱》中，称李劼人是受过堂风，引发哮喘去世。作家沙汀则说李劼人是吃了一碗很辣的面 条，引发了胰腺炎。

　　去世前，李劼人对吴孝感说：“大波，我的大波。”此时，《大波》的改写本还有30万字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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