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大孃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谭继贤    阅读次数：6630    发布时间：2016-05-23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一晃眼，和我可亲的邢大孃初次见面，竟已经是五十个年头了！

听说“你贵阳的邢大孃”，是在上个世纪的1957年，我9岁多的时候，从我外婆的口里。那时已父母双亡的我，正和外婆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起。

一天，外婆对我说：“你贵阳的邢大孃带信来，要我去她那里耍。”这之前，我就看见她同院子里的好几个婆婆摆谈过这事了，表情是高兴和得意的

我这也才逐渐知道了和邢大孃有着的血缘关系等等情况。

邢大孃与我母亲是亲亲的姨表姐妹，有着共同的外公外婆。姐妹俩都出生在1921年，只是邢大孃小了月份。虽是小了那么一点点，但每当提谈到我母亲，她总是尊敬的称之为“表姐”，好像这表姐大了她许多似的。摆谈起她们在绥阳老家的童年趣事和青春年少时期共度过的那段时光，更是如数家珍，有说不完的话题。情到深处，还会眼圈红红，话音沉重，对她的这位三十岁便匆匆离世的“小表姐”叹息不已。也正是从她口里，知道了母亲的一些童年青年时期往事。比如，为什么那时母亲总爱把“流海”梳得长长的，弯曲地遮盖着额头，是因为小时候在老家时，一次与“小表妹”追打嬉闹，不小心摔倒在一个沟沿坎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伤痕。还绘声绘色的说道：当时血涌起涌起的来，骇得我脚杆都软了，急住急住（赶紧之意）的跑去喊大人。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与她老人家见面后，听他摆谈的。

我没有能与外婆同去贵阳见邢大孃。她是和正好也要去贵阳走亲戚的亲家母——我母亲的异母妹妹、我的二孃的婆婆同行的，两老那时都已是半百开外年纪。大约外婆也没有打算带我去的意思。那时不通火车，公路逼窄弯曲，去趟省城极不容易，得颠簸八九个小时。两个老人，倘若再加上我这个“半截大爷”（小孩子），辛苦可想而知。于是，我便被送到南白镇我大哥处玩了二十多天。正好是暑假期间。

这之后，经历了大炼钢铁大跃进，吃公共食堂，遇“三年自然灾害“，过荒年，饿肚皮，外婆过世，跟着姑妈生活等等一系列非常时期。大家都过得艰难而不容易，和邢大孃也就互不知音信了。

但邢大孃还是记着我这个“表外甥”的。

搭上通信联系后，她在亲笔回我的第一封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六二年回老家时，在遵义住了几天，就问他们你在那（哪）里住，他们说在你姑妈家住，我又不知你姑妈住在那理（哪里），他们又不代（带）我去找你，我又有病，假期又满了，充充（匆匆）忙忙就走了，这就没有见到面，你今年是几年级，要好久才毕业，在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在学校要搞好学习，把详细通信处告诉我。我看见你信又是高兴又是汽（气），汽（气）的是那些人对你的可恶行为，高兴的是你长大了，又董（懂）事了，不枉自你外婆从小就代（带）你，望你长大成人，我这个当娘娘（孃孃）的是对你没有尽到债（责）任的，对不起你，请你原谅吧……”

记得当年收到这封信时，我躲在学校一僻静处，边看边抽噎不止。便是时隔半个多世纪，重新翻阅这些信件，仍然让人感到她老人家的亲切、关怀之情扑面而来，令人鼻酸眼潮，感念不已。

和邢大孃联系上，有了书信往来，是在1965年的春季，我正读着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由我同样可亲的十舅搭上的线。

十舅是我外公的侄儿，我喊他的父亲为“三外公”。外公和三外公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所生的孩子，共用着一个大排行，不论是健在的或是夭亡了的，都依次排列下去，一直排到了“二十一”，我母亲属“长女”。于是，我便有了众多的舅舅和嬢嬢，有五六个年龄比我还小，十舅是三外公的大儿子。

尽管和十舅在亲情上似乎隔了一层，可在亲密度上却是第一位的。他是我艰难困惑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大家庭”中真心实意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长辈，虽说他大了我不过才四岁。

那时十舅刚刚退伍，分配在花溪一家机械厂工作，回遵义探亲，于一天晚上专门把我和胞兄邀到河边一草坪上，坐着聊了许久。更讲到了邢大孃对我的关切。他仍是一身军装，二十一二岁，高大英武，谈吐又是那样得体，开导人让人觉得贴心贴意，懂得很多事理似的，十足的“长辈”范儿。邢大孃也十分喜欢十舅，夸他“人好，明理又勤快。”她的孩子们都亲热的喊他“十表叔”。这是后来去到邢大孃家听到的和看到的。遗憾的是，十舅步入晚年后，病痛缠身，身体较差，让人悬心，也只有得暇时看看他，宽慰宽慰罢了。……

姑妈的年迈，家庭的困窘，淡了我继续读书的心思，想找工作补贴家用，于是便把这想法告诉了常要我“好好读书，好好学习”的邢大孃。

回信是由二表哥代笔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邢大孃的着急和关怀之情：

“……你给妈的来信收到了。妈也知道你的处境和想法，也为你想了很多。你说你准备不读书去工作，当然这是迫不得已，但妈觉得，还是再坚持两年，搞好学习，到初中毕业再参加工作要好得多，现在不学，以后机会就很难得了。妈会尽力帮助你，把这两年读完……”

其实邢大孃的经济也并不宽裕。

其时，二表哥考取了贵州师范学院，表妹考上中专，小老弟正念着小学四年级，也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

这之前，她就关注着我的情况的，要我把地址写详细点，她好在经济上适当帮助我。还问我姑妈叫什么名字，寄钱是不是收得到等等。

 一来，我给她去信，地址留得太大：遵义四中。连十舅都说：四中这么大，在哪里去找你？二则，我想，她是怕给我寄钱寄物收不到，或者怕我不派在正经用途上吧，毕竟，那时的我，也才十多岁。事实上，我也的确把持不住自己。

大约是在1965年的夏天，我正读着初二上学期。陈姨爹——我二孃的爱人，因为嬢嬢多，对她们的爱人，尊称时都在前面加上姓氏以作区分——从贵阳出差回来，邢大孃托他给我带了一张毛巾和五块钱。

五块钱在那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邢大孃在一个五金修配生产合作社工作，月薪二十多元，这是她六天的工资。那些年，一碗美味的遵义羊肉粉，一角三分钱，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仅仅六元钱。便是十一年后的1976年我结婚之时，有朋友送礼五元，便是大礼，体现出的是不一般的感情。这于当时的我，算得上是笔“巨款”，很是在同学面前炫耀了一番。

我只把毛巾的事告诉了姑妈，钱却被我自由支配了。直到参加工作后的某一天才笑谈给了姑妈听。她也笑着说我：“怪不得你邢大孃不放心你。”可见那时邢大孃如果有怕我乱花钱的想法是完全对的。

与邢大孃见面，是在1966年的年底，正好半个世纪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人们激情洋溢、斗志昂扬，跟服用了兴奋剂似的。自然也包括本人。“革命师生大串联”，可以免费跑遍祖国大地、管吃管喝管睡觉的“接待站”到处都是，只要有证件就行。

我虽是六六年初便退学成了做临时工的“社会青年”，但学生证还在，很容易就再度成为了“学生”，享受起了“大串联”的待遇，于是，生出了去贵阳找邢大孃的想法。

坐的是311次慢车，到贵阳已是凌晨一点来钟。站在这座闻名已久、向往已久的本省第一大城市面前，兴奋、激动，恍如梦中。虽有公共汽车，不敢去乘坐，夜黑，也摸不清方向，不知道应该在哪里下车。对邢大孃的居住地“三民东路齐家巷17号（开始是13号附4号）”是早已经烂熟于心的，也记住了在一个叫做“喷水池”的地方附近。可这黑更半夜的，哪里敢贸然离开火车站呢？虽说那时整天都听说着牛鬼蛇神兴风作浪的事情，却并没有亲眼见到多少不轨之徒。于是决定在火车站呆到天亮了再说。

到底是秋天，又值半夜，已然寒意深深。好在那时年轻，倒也不十分觉得，一件“卫生衣”，便挽留住了暖和。

在火车站附近转悠了一番，看了一阵铺天盖地张贴着的大字报，然后，便靠在一张座椅上坐等天亮。

到了喷水池下车，打听到三民东路的走向，然后问明了齐家巷。是一条石板路径。怀着又激动，又紧张的心情，往里大约走了二三十米，从靠右边墙的一道门上，找着了17号，进去后，顺梯坎拾级而上右进登上二楼，见靠中间位置的一间房门正开着，于是便过去打听。是一位年轻姑娘正在拖地，脸红扑扑的。

听我说出了邢大孃的名字，她看了看我，稍作沉吟，便问我是不是遵义来的。得到肯定答复后，她说出了我的小名，并告诉我：妈妈上班去了。

哦，原来她是邢大孃的女儿。虽说当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从信中是知道她的一些情况的：比我小一岁多，头年考取了贵州化校，读机械班，小名小妹。现在推想，想是“大串联”回来，尚在家“宅着”吧。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男生女生界限分明，有意无意间遵循着“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虽属自家“表妹”，到底从来没有见过面，差不多就是“陌生人”，加上觉得她年龄比我小，年级却比我高，令人有些自惭形秽。更主要的是单独面对着一个年轻，长得又“乖”（好看）的女生，这就更增加了几分局促感。于是就对她说：我一会再来。她似乎也没有挽留我，好像只是说了句：好的。

于是，我便在喷水池周围胡乱逛了一阵，观街景、看热闹，吃点东西，混时间过中午时分，方才又去到邢大孃家。

邢大孃见了我十分高兴，问我吃饭没有，说她都在后窗看了两次了，那位置观看巷子的动静很清楚。其实她老人家就是看到了我，也不一定认识吧，毕竟从来没有见过面，虽说曾经把同胞兄的合影照片寄给她过的。

邢大孃笑眯眯的上下打量我，连声说：长大了，长大了。随后仔细询问我的情况，也问到了胞兄，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邢大孃，我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她那时也就四十多岁，精神面貌好着呢！

稍后看到了刘姨爹，他那时不会超过五十岁吧。高瘦、和气、说普通话，给人以怪亲切的感觉。

这位姨爹的情况，从外婆那里听到过一星半点：他是个外地人（后来知道了他是北京人），在遵义做什么电报方面的工作。和邢大孃成家后不久就去贵阳了。          

那时邢大孃从老家出来，投奔住在遵义的大姨爹大姨妈——我的外公外婆，进入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生活了有一段时间。

虽是亲戚，到底是寄人篱下，加上这个“大家庭”的人员构成复杂，光“大姨妈”就有好几个。尽管邢大孃心灵手巧吃苦耐劳会处事，和长辈平辈小辈关系亦融洽，也有大姨妈同合心合意，感情最为贴近的表姐可以说知心话，还是不免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委屈。我猜想，大概后来正好刘姨爹出现在了邢大孃的生活中，并且给予外婆的又是人品稳靠的好印象，于是便作主同意了他们的事情吧

不过，邢大孃只要提谈到我的外公即她的“大姨爹”，总是简称为“爹”，亲热而带着感情。看来，她的这位当过军人，行过商业，走南闯北去过好多地方，四十七岁就“走”了的“爹”，对她还是可以的。这从邢大孃后来对待我的大舅、四舅——皆是我母亲的异母弟弟——见得出她的重情重义和感恩思想。

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我外公意外过世，家道中落，这两个舅舅远赴贵阳艰难求学，找到邢大孃这个“表姐”，她将他们视为至亲表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那时的邢大孃已经有了四个半大不大孩子，两老的月收入已就是五六十元，日子过得也并不宽裕。此后，他们的这种“姐弟情”的关系几十年都保持着，孩子们也礼敬有加，尊称为“表叔”，去到遵义，总会去走动、探视。两老过世，已年届高龄的大舅及体况欠佳的十舅（四舅已远居宁夏）不辞辛劳、亲临奔丧，尽上了姐弟情谊。此外，但凡我母亲家族的亲亲戚戚去到她那里，也总是得到真情相待。这是后话。

那次在邢大孃家玩了几天，已经记不得了，时时被浓浓的的亲情温暖着却是印象深刻。刘姨爹还专门安排表弟老四带我去黔灵公园痛痛快快玩了一次。大熊猫、会说话会喊“万岁”的八哥鸟儿，让我大开眼界、流连不已。那时这表弟也才十多岁，欢快、活泼，我也跟着叫他“刘老弟”。对我这个初进贵阳城的表哥照应得很是到位。从此感情深深。

这便是我与邢大孃的第一次见面。这之后，也还去过两三次。

1967年底，我参加工作到清镇，离贵阳只有28公里，邢大孃很是为我高兴，我更是经常去她那里落脚，差不多成了我回老家或返工厂的中转站，俨然自己的家一样。邢大孃真挚给予我的也的确是“家”的感觉。“三民东路齐家巷17号”一度成为我单身生涯时期最感温暖的港湾，甚至有时连通信都用的这个地址。

随着年岁的长大，邢大孃对我的个人问题也操心起来，曾打算在她的单位给我介绍女朋友。记得她讲过一个姓孔的姑娘，说人长得不错，脾气好、性格好。那时觉得自己在的是个大单位，中央企业，便三拖两拖辜负了邢大孃的这番美意，结果连面都没有和人家见。

但邢大孃对我的这方面事却始终是抱着玉成和支持态度的。

大约是在1971年的下半年，我在家乡谈了个女朋友。次年的五一节，她来贵阳玩，我与同在清镇工作的表弟庆华去火车站接到她，已是凌晨一点来钟，和她同行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在车上偶遇的也是来贵阳玩的好朋友。作难半天，还是准备去邢大孃那里住一晚上。可事先给她讲好的并没有这样多人。屋小人多，那时尚在遵义化工厂工作的小妹也正好回家度假，这下给邢大孃带来的麻烦可想而知。她内心会有一些想法，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在情理中的。可老人家并没有说啥，更没有做脸色，仍是和气可亲的作了妥帖安排，地铺都打了两个。具体是如何安顿下来的，都有些记不清了。后来，“女朋友”回家乡给我来信，特别强调了“去贵阳时一定要多多向邢大孃问好，向她表示歉意。”

我对邢大孃也曾产生过误解，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自责：为什么当时就不能理解老人家的心情和苦衷呢？

也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我觉得她对我显得有些“冷淡”了，于是便去得稀疏了许多，便是去贵阳，也是在一个要好的同事的亲戚家落脚。一次被她知道我来贵阳了，正好十舅也工休去了她哪儿，大概是她与十舅摆谈到了我的“反常”情况，于是十舅通过打听找到了我，言轻意重地进行了一番谈话。特别讲到我来贵阳都不去，邢大孃心里很有些想法和难过……

偌大一个贵阳城，十舅居然找到了我。惊讶之余，我回想起，是那次在街上碰到了刘老弟的一个好朋友，又是邻居，当时在我厂乙方工作，和我也很熟悉的一个人，还记得他的小名好像叫“周狗”，告诉了他我在省经委家属院一个朋友家的大概情况，大约他便对老弟讲了吧。

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上头强调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空气浓厚紧张，正进行着什么“三反一粉碎”、“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弄得人紧张不安，尤其是从旧时代走过来，被认为有点“疮疮疤疤”的人，更是如此。

大概刘姨爹曾经当过“旧职员”，不属于地地道道劳动人民的缘故罢，邢大孃的姨爹——我的外公——又当过“伪军官”等等原因吧，可能不免就受到一些啰嗦。

 其时大表哥尚远在毕节县，二表哥师院毕业被变相发配在穷而边远的望谟县任教，小妹也工作在外地，身边只有老弟，已成青年汉子却工作无着。在种种不如意情况煎熬之下，两老能有多少好心情呢？

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人父母后，这也才对老辈子们当父母时的心情有所理解。

此后，娶妻成家生儿育女攻读电大工作紧忙缠住了身子，贵阳去得少了，邢大孃那里也就去得少了，有时甚至十年八年的不照面。通讯发达起来后也才偶尔问候一下，想起真叫人痛悔不已。

大约是在1980年夏天吧，一次去到贵阳开文学创作会，晚饭后顺便去看邢大孃和姨爹。三民东路大概是在拆迁改造之类什么的吧，他们暂住在延安路《贵州日报》社老位置的一间房子里。这地方还是后来与小妹同一个单位工作的表弟庆华告诉我的。屋子窄小，也有些凌乱，“暂住”的味道很浓。

两老见了我，自是很高兴，拉拉家常，对各自的紧忙生活，颇为感叹。

刘姨爹听说我来开创作会，又听说我在《山花》上发表了文章，便一个劲的夸奖我，夸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他还勉励我要继续努力，加强修养，充分体现了一个老报人的素质。遗憾的是辜负了老人家的期望，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

最后一次见着邢大孃，是在2001年的3月上旬春节后不久。其时她仍旧住在搬迁后的贵州日报社的家属住宅区，刘姨爹已经过世。这之前没有去她那里，恐怕小十年有了。忙工作，忙孩子，忙攻读学业，又被一顶“小帽儿”罩着，误了亲情，我也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借口？唉！电话中倒是不止一次说要来看她，这下才算是把“空头支票”兑了现。

因为多年未走那条路，都有些迷糊了。大方向清楚，大概位置也还记得，具体地方却找不到了。问了下路人，不得要领，于是在一公用电话处，给邢大孃去了个电话。她叫我在附近的一个医院等她来接我。虽心有些不安，也只好如此了，只是叮嘱她慢走，路上小心些。

已是八十岁的老人，没有柱拐杖，声音好，气势足，思路也清晰。见了我，笑得格外慈祥，说话间就到了她的家。

家中很显冷清，我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在，她说孙儿还在睡觉。随后便给我讲姨爹过世前后的事，讲我的大舅、十舅来奔丧的事，还翻出好些照片给我看。说没有通知我，是忘了我的电话等等。我觉得邢大孃是在顾全我的面子，不禁深感惭愧和自责，驴年马月才来看望老人家一次，被“忘了”也是很正常的。谈到姨爹，讲到他的病情，邢大孃直叹息。说：太受罪，太可怜了……看得出，她还沉浸在与姨爹相知相依几十年的往事中。

自然，也讲到了她的“表姐”——我的母亲。说“表姐”今年也是八十岁，要我回去后记到烧点钱纸之类的。

看到眼前显得那么孤单的邢大孃和那么冷清的房间，我感到心里酸酸的。回想起九年前，即1992年的2月中旬，也是春节过后，我来看她，姨爹健在，大表哥大表嫂、二表哥都在这里，节日气氛也还没有褪尽，大家谈这摆那的，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虽说人生伴侣，总有“走”先“走”后的。到底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了几十年，哪里是一时半会便丢得开的呢！

摆谈中觉得邢大孃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幺儿——刘老弟。愁他的工作状况，愁他的生活情形。其时这老弟似乎是在开车，收入大约也不算稳定。

这老弟重亲情，讲义气，好交朋结友，自然也爱杯中之物。对我这个表哥也还礼敬有加，喜欢给我说掏心窝子的话，便是现在，也还时不时的会收到他的微信招呼或者电话“嘛闹”。有口齿伶俐的清楚时候，也有舌头打结的迷糊时候。清楚的时候，会摆谈到车过遵义时，总要去看看“大表叔”或者“十表叔”的。讲到病弱的“十表叔”则尤带感情，说有一次，十表叔硬要在馆子招待他。他趁十表叔没有注意，便抢先去买了单，还劝过意不去的十表叔不要在意，多多保重身体，然后怪难受的离开了他。

迷糊的时候，说话就似乎有些“犯浑”，说除爸爸妈妈外，就是姐姐最关心他，除了姐姐的话听，他谁都不买账等等。事实上，也只有他姐姐最能够叫他服帖。“姐姐”操心他、关心他，甚至部分的替代着母亲的责任和情感对待他，这的确是实情。其实哥哥们也是关怀他的，到底男人不免显得粗疏些，没有女性那样柔情、细腻、上心罢了。这也间接说明：家庭成员中，有个姐姐或者妹妹有多好！

小妹在看重亲情上确乎有着她母亲邢大孃的品性，便是对我这个“表哥”，也是不错的。去她那里玩，离开时，或者生活用品，学习文具之类的，总要送我一些。甚至“表妹夫”一些没有穿用过的或是穿用不过来的，我试穿起来又合身的衣物，也会毫不吝啬的送给我。想这“表妹夫”，曾经贵为厅级干部，从事的又是外事工作，购置的衣物，无论是面料、质地、式样，自然都是远离“假茶叶”的，用作我这个身条“颜值”尚不算太差的“工人阶级”的会客衫或者出行服，应是绰绰有余的。

邢大孃要留我吃饭，想到不麻烦她老人家了，就说，我们干脆到外面去吃，她又不想去，说，算了。估计她挂欠着还在睡觉的孙儿吧。于是，我便向邢大孃告别，临行前，孝敬了她100元钱，要她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老人家推辞良久方才收下。她一直把我送到楼下路口，我要扶她，她说不用，要我有空就来玩，表情很有些依依。我回看着她日渐年老的身影，心里也是感触良多。

为了不至于下次再找不着地方，我仔细记下了邢大孃住的楼层栋号：“三栋二单元二楼”，并且记了记周围的标记。谁知这一去竟然又是遥遥六个年头没有来看老人家，再次踏足这里，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去四年了。那次竟成了与邢大孃的最后一次见面。

2008年年底，回家乡探望住院的十舅，得知邢大孃已于年初谢世，享年八十七岁，仍是他和大舅去奔的丧。闻此噩耗，唯有默然加痛悔。没有能得到去送邢大孃最后一程，怨得着谁呢？平时走动得这么稀疏，紧急之际，自然难免会被“忘记”。

不几日，给小妹去了个电话，换号了，没有联系上，也难怪，这个号还是八九年前记下的。

四年后的2012年8月24日，偶然在一个记事本上翻看到小妹的住宅电话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打过去，竟然联系上了，而且还正好是她接的。她说，妈妈已经“走”了。我沉重的说，我听十舅说了。并告诉她，我25号上午就去贵阳找他，因为听她说了，这月26日（阴历初十）是邢大孃的忌日，准备头晚和哥哥弟弟们同去妈妈曾经的居住地（现在是老弟全家住着）祭奠老人家，然后第二天去墓地，问我去不去。能不去么？可亲的邢大孃，痛感对您的回报实在是太不够了。自您步入晚年后，看望您的次数屈指可数，常常是十年八年才看一次，进入风烛之年的老人，哪里经受得起如此的时光消磨呢！，虽说有着种种的“理由”可作借口，也深信老人家理解晚辈们为了生计奔波忙碌，而对亲情不得不有所忽略的苦衷，到底还是让人羞愧的。

在邢大孃的遗像前，我焚香给老人家深深磕了三个头。看着她慈爱的遗像，往事桩桩件件，奔来眼底，心潮翻滚，自不待言。

第二天上午，一行人去到贵阳元宝山公墓，在两老的墓前，心中又是千言万语涌起，仍是以三个虔诚的叩头，表达对他们的感恩和悼念之情。并拨通胞兄的电话，讲了正在邢大孃墓前的情况，他也与小妹通了话。末了，遵照胞兄的要求，我代他磕了三个头。

【编辑：吴茹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