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进城难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韦编三续    阅读次数：5987    发布时间：2016-10-24

“伟大”永远是母亲的正面像，而母亲的侧面像或背面像，也难免有一点或一小面儿女可以理解的缺点——并不是儿女忘恩负义，故意揭母亲的短，而是母亲的瑕疵，也寓于伟大之中。

我的母亲生于一九四三年，她不识字，但这不是她的错。外婆生了一男两二女，母亲才三岁多时，外爷就去逝了。从此，外婆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任。在那个饿死过很多人的困难年代，要拉扯三个孩子成人，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女儿一把草，蘼荼随风飘”的时代，舅舅勉强上完小学，两姊妹就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罗。

因为没读过书，上过几天夜校也不顶用，母亲没有巧法子求生存，只有艰难地在土地上刨生活。

因是包办婚姻，父母多有不同心的时候。父亲跟师学艺，当过赤脚医生，后来被聘请到新组建的乡镇卫生院去工作了，离家十多里路程，十天半月回不了一次家。由于家中人手不够，挣脱不足工分，成了补款户，父亲每年要拿现钱回家，缴上欠社里的款才能称足口粮。我们四姊妹的学费书杂费开支都是父亲现金开支。其他事，父亲一概不管，家中油瓶子倒了，他也不会扶一下。正是家中需要一个男人支撑的时候，父亲又被征召到湘渝铁路、铁溪口钢厂等地开展巡回医疗，一去就是一年半年。

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四个儿女，母亲有什么办法呢？拼命劳动。母亲日夜辛劳，终于累倒了。她在生下老三后，便患上了腰椎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引起双下肢疼痛，身板站不直，行走缓慢，更难负重。背红苕萝卜，挑水挑粪，家中抬水，都逐渐落在才十一二岁的我与二兄弟俩肩上。还处在少年发育阶段的我们，利用星期天，同悌伯子、义叔儿、珍二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不论三分还是五分一天，慢慢挣工分，挣口粮。有时跑十多公里山路送公粮、送棉花到铁佛镇、白汝溪、深溪子，常常又饿又累——直到“些牙碥”、“滴水岩”。乡亲们也多有不忍而帮忙的，但各有各自的背篮子，帮助也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从我背后把背篮子提一下，或稳住一把，不让我在上坡下坎时连人带背兜滚深沟里去了。母亲知道了，背着人悄悄地抹泪。有时也以“几句表扬”或几颗糖等简单的方式，表达一下对子女的鼓励，也许是歉意——没有童年的快乐，没有富足和清闲的学生生活。

母亲说，一把种子撒出去，有的落在肥沃的低洼处，有落在土块上的就吃亏了；土块上水分少的，苗子长不好，还容易被风吹倒；田里边靠山脚处，阳光照不长久，但那里的风小些，湿气大些，或者有水从山根浸出来，所以长势会好些；新挖的地，土层浅，土质硬，肥力小，苗子也长不好。总之，不要偏一个为一个，弱苗要多浇点肥，瘦地要多浇点肥，这样，大家都能长得好了。一批苗子中，有些苗子在不同时段，只要吃了亏，就再也跟不上同伴了；被牛羊舌头撩了巅的苗子，秋天几乎没得收成。所以水、肥、阳光、治虫，一项不能少的。

母亲还说：“俗话说，‘出头桷子先遭烂’，站在田边地头风口处的油菜苗，若长得健壮，站得稳当，经得住风雨，整田的油菜都不会倒伏……”我为长为大，母亲有些话，好像说给庄稼听，也像是说给我听的。有些话好像说的是做人的事，有些话又像是说浇肥的事。

那时没有多少成衣卖的，每个社至少有一名缝纫师傅。每到年头岁节，父亲从包里取出一大卷棉布交给母亲——蓝布是我们男孩子的，花布是妹妹的。母亲带着我们几弟兄姊妹到龚家营。

银儒表叔很热情，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把我们的身长肩宽胸围量一下，接着在展开的棉布上画些图案。他用尺子非常灵活，成片状的红、蓝、白、黄色画粉，在他手中如飞走一样，留下各式各样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线条、图案或草书。再以大剪刀，三下五除二，把好好的料子剪成各种形状的小块。下面铺大块，上面铺小块，重成一叠，卷在一起，顺手放在案头。我们就同母亲一起回家了。

隔个十天半月，表叔带信来叫我们去拿东西，或由顺路的人带回来——由报纸包着，打开一看，正是我们的新衣服。按长短，各自穿起来，很合适，我们十分高兴。在院坝里显摆给同学们看——那时，基本上临近过年了。随后我们依依不舍地把新衣裳脱下来，折叠整齐再放进衣箱里，必须等到大年三十饷午、新年初一才穿的。

再怎么勤劳，拼命地劳动，也挣不满工分，称不足粮食，一家人还是难以果腹时，也激发了母性的自私本能。

母亲开始自私了。她的自私是针对“集体而言”，针对自然而言，针对他人而言的。而自私所得，都“无私”地用在儿女身上了。她除了到社里出工挣工分，利用早晚时间千方百计求温饱，在自留地里加班加点地干，努力争取多收点蔬菜、蕃薯以及各种豆豆、玉米和高粱等杂粮——要知道，那可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母亲闲不住一点时间，静不下一双手，空不得一块土地。

母亲忍辱负重，想出的法子很多，摸零吃尾，占小便宜，顺手牵羊……都是打社里的主意的，来保证儿女生命安全。当然，最极端的表现是夜里悄悄去把露水谷把子背十几把回来，揉下十几斤谷子，藏在草堆里，或者从生产队里偷一点土豆，马铃薯——从已经收获过的地里刨出一个半个红苕，这不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吗？有人为此挨批斗至死，而母亲侥幸躲过了人们的视线；或者是父老乡亲，社会主义善良的村民，以宽容之心视而不见；或者因父亲是个医生，人们可能有求于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总之，我们从小就知道母亲用苕藤子把一些红苕包在其中，捎带回家的事实，还有在生产队的打谷场用卷起的裤脚边，一次卷回一小捧谷子、麦子。母亲自己却经常吃的是杨槐花，苕叶子梗梗，红苕洋芋锅底，几颗米的蒸饭盖山都是揭起来放到我们几姊妹碗里。我们四姊妹，既躲过了体弱多病——各种疾病的摧残，又以粗糠野菜充粮，躲过了饥饿的折磨，虽几死几生，都活下来了，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了。而且还同父亲一起坚持送我们四兄妹读书，正好赶在恢复考试制度后，“联科及弟”，先后考上中专、中师和大专，脱去农皮，相继走进了机关、事业单位，这更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德。

一九八九年，我调回家乡，找来几个专家为母亲会诊，明确诊断为腰椎骨质增生，并找麻醉医生给她腰椎硬膜外打了两次强的松龙加普鲁卡因封闭，双下肢就没再疼痛了，但行动还是不太灵便。那时，我们老三和老四，也来到镇中心小学就读，基本上离开了农村。

婆婆爷爷先后患病离世，母亲一个人还在农村老家独自生活了几年。我们多次请她进城一起住，她的牵挂很多——而城里没有自留地，吃一匹菜叶子都得花钱买；住在一个楼盒子里，成天看不见天；没人聊天；汽车喇叭声刺耳，晚上难以入睡等等理由一大堆，最终归纳为两个字“不去”。

直到父亲退休，卖了老房子，把田地转包给别人，母亲才随我们进了县城。同时，把她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非农户口，买了养老保险。母亲一直爱干农活，一进门，几天功夫就把我窗台上种花的几十个盆子、奶粉桶整理出来，种上了黄瓜、豇豆、丝瓜、葱苗、蒜苗、苦瓜之类农作物。

“地，土也，如此直白。母亲一直生活在农村，对泥土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每年喂一条牛、四五条猪，还不嫌累，在田边地头开垦一小块一小块地出来，种些绿豆、豌豆和芝麻。每到农忙季节，她就带信叫我们都回去帮她收割，那种自豪感常溢于言表。忙了几天，她总要把那些新米、新面、各种豆豆，大包装小包，给我们每家送一大口袋。”我在《花道》中这样写道，好像还是当年，她养活着我们四姊妹一样。

生活之余，我开始有点闲钱，加之借些债，便在成都市华阳镇按结了一套房子，想让父母和我的儿子将来在大城市生活。我专门选择顶楼，找工人在百多个平方米的楼顶上砌几个花台，拉来几车土刨成几分“自留地”。母亲高兴得不得了，经常去整理、栽种，顿顿几乎可采摘自己种的新鲜菜蔬。尤其是辣椒、葱蒜苗，基本上没再买过。她非常得意，早晚坐在楼顶看看天空。

这下好了，母亲只是偶尔在梦中念叨她的老家，她的土地。

“少年夫妻老来伴”，父母随着年长，感情似乎更加深厚，团结得更加紧密，更能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母亲因不识字，在城市里寸步离不开父亲，由于脚不灵便，经常拖在后面，父亲走一阵得等她一阵。好在成都市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任何公交车都免费。否则，要自助买地铁票什么的，母亲是绝对完不成的。春节、母亲生日等时间，我们给她的压岁钱，零花钱，半年都还在她口袋里揣着，没见减少，或者转手又给了孙子、外孙。

我们都还在县市小城工作，两相隔遥远，多数时间，我们只好电话、短信问候。父亲还学会了微信语音聊天，真是不简单呀。然而母亲就没有进步。有次我爱人给她打电话之后，因有急事没挂断电话，而母亲却不知道如何关机，也就随便搁下了，那次通话，双方都着了五十多元的话费（主要是漫游费）。母亲为此心痛得不行，经常自责，这都是认不得字惹的祸。当然，她至今还是记不住手机上各种键的功能，也记不住哪怕一个子女的一个电话号码，更莫说要打出一个电话来。所以我们很怕她在大城市里走丢了。

父母还是那么简朴，在省城一直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尤其是母亲，有好衣服舍不得穿。还经常把剩饭剩菜加热再吃，一顿一顿又一顿，以至于多次吃拉肚子，甚至到医院去输过几次液，为此，多次挨父亲和我们的批评，她却不思诲改——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她的脑海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她以特殊的方式养活了我们几姊妹，完成了历史任务。但是，母亲的思想，母亲的行为方式，也完全陷在了哪个饥饿时代，定格在那个贫困年代。我们没有理由指责她不能与时俱进，及时融入到这个时代的聚居点——进步、繁华的城市。

母亲一付慈善的面孔，重下颌，有先生说这就是福气。其实母亲是老实人，本性质朴，生活简朴，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和弯弯绕，一点也不做作，一点也不虚伪，也养成了我们诚诚恳恳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作风。我们都很爱她——善良而又勤劳的母亲，自私自利又宽宏博爱的母亲，她的很多缺点，正衬托出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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