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秋时节,寒意已深。
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排版中心,精装版上、下册的《忠孝成山——一个家族的四百年家国梦》(以下简称《忠孝成山》)即将付印。此书的编撰始于2014年9月,历时二十四个月,跨越三个年头。这部以文学、史学为主的综合类学术著述,规模达六十余万字,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及黄万机、谭佛佑等著名学者担纲把关。海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助力完善《忠孝成山》的各界人士,前后多达百余人,中间发生的许多故事值得我感怀终生。例如一支侨居加拿大的“成山唐氏”后人,他们是三姐弟。2015年,他们曾专程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复制了那里收藏的唐树义遗著《梦砚斋遗稿》。今年七月,姐弟三人不远万里回到贵阳。在东山“阳明祠”,他们把这套精心制作的《梦砚斋遗稿》赠给了我。
作为该书主编,我真正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和贵州本土文化的魅力!
然而也是这深秋时节,在《忠孝成山》一书中出任首席“特约编审”的著名作家王蔚桦教授却突然辞世。最先是今晨八点,《忠孝成山》分卷编辑郑文丰给我来电告知的。我话未听完即已痛哭失声。随即给先生的女儿王田去电。噩耗立即得到了确认!我啜泣困顿、声嘶力竭,语无伦次。想必斯时失态种种,定是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老爷子,老爷子您走了!出于我往昔那段特殊的际遇,处于我眼时之心境,我很痛。我相信,此时换了任何人,皆是无法保持平和镇静的……
(一)
和蔚桦先生相识交往,迄今二十六年,而他在学术方面授教于我,并陆续在各个方面直接给我以无私帮助,至少也有二十年。论年龄,蔚桦先生比我的父亲还要大几岁。此外,先生是贵州学术界、文学界“德艺双馨”的大家、前辈。因此长期以来,我对他老人家的敬重从未衰减。
作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蔚桦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恩深义重。我们老少之间,也许应该算是忘年交吧?但我更愿以弟子自居、自称。最先交往的时候,先生手把手地、一字一句修改过我那些稚嫩的文学习作。我想,这是先生单独开小灶,向我“传道”、“授业”、“解惑”呢。今天早上获悉先生噩耗,震痛之际,我撰联致悼:“德师慈父;大义深恩。”先生的文学成就有高人评价,无须我妄加评述。但是,一部部文学巨著和广播、电影、电视连续剧,都摆在那里,我辈后生中,恐少有能超越其上者。
挽联落款,我自称弟子,这儿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以后在做人、做事方面,想尝试着学学先生的品行。这些年交往中,先生对我做人、做事都要求甚严,有什么问题我处理欠妥,老爷子直接了当给我指出,毫不含糊。因此,这里用“德师”二字来概括他,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另外,这些年来,老人家一直都爱护我,疼惜我,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老人也没有忘记给我切实帮助。
先生或许自知不久于人世,而我又是他的一桩心事。于是他以“王蔚桦自选集”丛书为平台,用了最后的心智和力气保护我,并充满自信和期望,高高托举我!在《诺贝尔墓前的沉思》这部“绝唱”中,先生支撑着年迈、羸弱的身躯,用他那近乎失明的双眼和颤抖的笔触,对涉及到我的相关问题据实陈述、大胆表达。先生是典型的学术写作人,文字精到、惜墨如金。然而关于我的事,在这部“绝唱”中竟然占了近千字的篇幅。
——一句话:先生知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我童年读过的一则关于“鸡妈妈护子”的童话。这个童话的内容大致是:一只育雏的“鸡妈妈”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快乐玩耍、寻食,凶恶的老鹰来了,小鸡们喳喳叫着,乱作一团。“鸡妈妈”明知自己羸弱,却仍在大限来临之际,一次次挺身展翅,飞扑而上拼死护雏。
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言而行之,此亦我辈后生为人之大义。著名作家王蔚桦教授,他就是那只“鸡妈妈”,他不允许老鹰侵犯自己的孩子!因此以“德师”、“慈父”来称呼老爷子,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一个月前,我受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郭玉春的委托,就一张民国年间,贵州护军使唐尔锟与杨覃生、王仲肃、凌惕安、陈恒安、李独清等诸多文化名流的合影旧照,请蔚桦先生帮忙指认。中国逻辑学开山鼻祖、著名书法家王仲肃乃蔚桦先生的祖父。我在茶几上摊开照片,蔚桦先生和他古稀之年的胞妹拿着放大镜,认真帮助我一一标出了那些文化名流,各自在老照片里“前左”、“前右”或“后左”、“后右”的位置。
就在这天,我得到了先生赠送的“王蔚桦自选集”丛书二部。当我浏览翻看其中的《诺贝尔墓前的沉思》时,看到了十多年前,龙志毅、伍席源、周忠良、刘学洙、刘庆鹰、何光渝、熊宗仁等先生和王蔚桦、王田父女的一张合照。接下来,我又读到了序言中那些直接和我有关的回忆性文字。可谓“字字皆真,句句唯实。”先生如此安排,乃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捧书发愣之余,忍不住轻问先生何故旧事重提。先生答话声音不高,稳重的语气却难掩激愤。有些言语现在披露稍显不妥,只能留待我将来细述。总之,先生那天给我的回复,粗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你的遭遇,是一桩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事件。作为这桩事件的当事人,当时你没有避得过去,这是历史铸就的,你要认命,但不必悲观;
2、这桩事件中,极个别的不良之徒违背中央精神,实施诽谤手段给你扣帽子,实质是想在作家中败坏党的形象。当初你忍辱负重,现在你遵约守信,自始至终保持理智,说明你不仅仅言而有信,且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
3、要相信历史的公正性。再过些年头,凡这个事件的肇事者或亲历、亲闻者,没有哪个避得开良知的自我拷问和历史的追问;
4、你年轻,时间宝贵好好写作。我垂垂老矣,说出真相是我的责任,这也是在维护党的形象。况且,这事我不替你澄清,将来你如何自证清白?
在景云山“知津堂”,素雅的“王蔚桦自选集”丛书,被责任编辑、才女黄冰等青年作家,眼含热泪码得整整齐齐。灵前一位祭拜的老作家见状很是感慨,他流泪拉着我的手说:“先生一辈子急公好义,还手散(大方,不吝啬),有什么好东西都留不住;喜欢送人。这些书,是老爷子赠给我们的礼物,也是他的临终遗言啊!”
(二)
长期以来,我自知才学平平胸无大志,更不善手段运作。至于后来在文坛晃晃混个脸熟,不过是当今“滥竽充数”现象的一种见证或曰诠释。然而十余年前,我遭受过的一场冲击,却远非常人可比。此事背景深、涉及面广、性质恶劣。不仅事关作家尊严,更关涉贵州一省在海外的地域脸面、人文形象。事发后,那些道貌岸然的名家、大家和新闻媒体,不约而同选择了沉寂。但是,从北京西单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总店销售大楼,到贵州学术界各领域交流平台,人们议论纷纷、舆论哗然。法律界人士则谴责此事件野蛮践踏党纪、国法,是对国家形象和台海统一大业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丑闻”。
十多年前我年轻气盛,蔚桦先生曾告诫我:“对你好的,你要记得尊重,感恩,这是美德。对你不好的,切记不可以牙还牙,这是智慧。即使整你、坑你的,你也要宽恕,最好能做到‘强加遗忘’。”这哲理诗一样的语言,充满了先生做人的自信和坦荡。其实,先生这是教我体谅那些蝇营狗苟、善于躲躲闪闪演“皮影戏”的尴尬人,宽恕他们。看在先生份上,此处无论什么角色,我皆不提人名吧。
有次去某作协,某位接近退休的领导主动问我“那事”详情,待我将事情说个大概他却如临大敌,劝我识时务,忍气吞声。无独有偶。某次雅聚时,一位擅长模仿甚而剽窃着玩词弄句的前辈,主动和我调笑:“忍为高,忍为高,忍字头上是一把‘刀’。”又举茅台酒杯笑曰:“忍受、忍受,忍了才得享受啊。”闻得此言我心悲凉。“忍了才得享受”?看似劝解,实则是“文人相轻”恶血里,势所必然衍生出来的幸灾乐祸!
我也执酒陪笑,但我心里说:尔等仁兄真是双面人,就如你当年,为职务争斗和人闹翻,不是“文刀”匿名信,“武举”刀斧棍,不顾羞耻在办公大楼追打扑杀过吗?争权败北,你不是一边端着人家饭碗,一边咬牙切齿骂得前所未有的下流吗?今日尔等热衷投怀送抱,能代表我愿顺奸?
学术界中,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专家、学者,为“那事”震怒,蔚桦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先生曾约我详谈,并问我作何考虑。我答:“这其实是一个群体遭受的凌辱。今日大祸落我头上,干脆灭掉我好了。投毒、枪杀都行,‘坠亡’也行,强奸我,不行。”
坠亡,近年突然冒出来的网络词汇。意即高处坠下而亡,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则不可深究也。先生当时眼中含泪,对我缓缓点头,意味深长。我心明白,先生不阻拦我,实际是对我未来的选择表示尊重和支持。
我的遭遇,曾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这固然不堪回首,但终究邪不压正。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央领导反腐肃贪、风清气正,为非作歹者噤若寒蝉。而贵州更是随之风气更新,正能量上扬。在这期间,我发现并屡屡上言、强烈呼吁保护的“成山草堂”、“唐炯家族墓”、“朝阳寺”,皆一一被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咸同名将、云南巡抚唐炯,当年在乌当水田坝办“忠孝团”的那座“朝阳寺”,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令著名学者郑珍先生悲痛欲绝、并在后来的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中有详细记载的“成山草堂”(俗称唐家大院)及“唐炯家族墓”,被贵阳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而可以说,正气在贵州文化领域起了主导作用。理解我、支持我、帮助我的各级领导大有人在。我清楚,这是蔚桦先生在为我奔波说和。
先生知道我说一不二的性格,但他不愿我走极端。依先生的行事风格和自身条件,他曾专门找省里的某位主要领导,直抒胸臆陈述我的冤情,并谈了妥善处理“那事”的初步设想。对“德艺双馨”的著名作家王蔚桦教授的观点,这位领导是颇为赞许的。蔚桦先生给我转述时描述道:“他(省领导)其实早就听说过这事。他认为很荒唐。‘这种事,他们(即“有关部门”)怎么能这样草率处理?’这是他的原话。”蔚桦先生还告诉我:那位省领导托他向我表示慰问,并叫我直接去找他。我苦笑,自始至终未去。
——我去一趟并不难,但是见了省领导我能说什么呢?指责?索赔?亦或像祥林嫂那样,唠唠叨叨以她被狼吃掉的儿子阿毛说事?还有,既然你明示“这种事”不能这样“草率处理”,你照章办事不就得啦!如果只是装模作样,对我拍拍肩膀,我不需要。我本就无知、粗鲁,再加上斯时疾病缠身,于是没有理会先生和省领导的好意。
(三)
得知先生与世长辞,感觉是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
先生对我的帮助,我刻骨铭心,用“恩重如山”四个字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曾经遭遇的屈辱,而今已变陈年往事。先生自选集之一《诺贝尔墓前的沉思》中,“序言”部分用了近千字篇幅,对我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因此不必再作重复。
我信奉“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后,我就用自己的做人、做事,来酬报先生在天之灵吧!还有,我不必为未来赌咒发誓为难自己,非要把自己打造成什么“名家”、“大腕儿”之类角色。只有像蔚桦先生那样德才兼备、敢于面对自己良知拷问和历史追问的学者,才会赢得世人尊重。当今文场不啻染缸,无疑粪坑;直可谓茫茫九派,你方唱罢我登台!真假“名流”行走于名利场,往往来者不善,恶人不少。是的,在“著名”二字已严重注水的凡尘间,我且安心做个不懂运作的平凡人好了。只可惜,先生对我恩重如山,我却无以回报,我或将为此羞愧终生吧?
蔚桦先生,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其次才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然而,当我们在回顾老人家这充满传奇的一生时,发现最恰当的描述就是:这是一位宽厚、仁慈而又浪漫的诗人。当然,蔚桦先生也是贵州文坛乃至当今中国文坛一道绚烂的晚霞。很美,很珍贵,但在茫茫的时光长河里,这道风景显得过于短促——因为,像先生这样宅心仁厚的学者、诗人、作家,实在太少了。甚或以后还面临灭绝殆尽的景象吧?
是的,蔚桦先生走了。这个令人诅咒的深秋时节,2016年10月19日凌晨五点半,老人家在睡梦中携诗远行……
而就在头一天,2016年10月18日上午9点半,贵州省文联九楼那间宽大而又温暖的会议室,酝酿已久的“王蔚桦文学创作六十年”作品研讨会如期举行,我有幸接作协通知与会聆教。我去得早,见到了好几位亲近的老领导、老先生。例如,我二十六年前的老领导、原《杜鹃花》杂志主编李绍珊先生,例如,原贵阳市文联领导、知名作家罗大胜先生等。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先生、罗先生也和蔚桦先生一样,分别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予帮助,雪中送炭般有恩于我。
此次研讨活动,算是给关注文学的专家、学者和贵州各有建树的作家、诗人,提供了畅谈文学的机会。临近开会前,我和李绍珊先生不约而同以蔚桦先生高风亮节的品德为内容,各自回忆着一些往事的美好片段,并盼着蔚桦先生早点到来。
先生终于出现了。哪知才一个月不见,老人家的身体明显衰竭了许多。当先生拖着病体,在夫人陈竞女士、女儿王田及众亲友的小心搀扶下,颤颤巍巍移入会场;当先生停留下来,颤颤巍巍而又努力用了力气和我握手,我怔住了。我发现,这棵大树——这棵曾为许多人挡风御寒、歇凉遮阴的大树,他如今明显枯竭了!那一刻,不祥之兆主宰了我的直觉。震惊之余我不禁崩溃了。我离开李部长躲进一个角落,忍不住泪流满面!
结语:诗文般的浪漫告别
中午12点,会议结束,许多人上前和先生握手,或单独合影留念,我匆匆照了一张三人合影,后面就放弃了。我怕先生因太累而倒下,更怕先生倒在我怀中。
下午13点,我和先生分手。几个小时的短聚中,我曾经三次试探着追问陈竞阿姨:王老师问题不大吧?陈竞阿姨苦笑安慰我,闪烁其词叫我不要担心。我点头,但是心里总觉不安,却又不敢明言。
当夜20点,接郑文丰先生来电,询问我与蔚桦先生的一些过往旧事。随即又接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郭玉春先生来电,紧急求证《忠孝成山》排版中发现的个别细节。我急忙上网,和玉春边商议、边做相应的文字处理。忙碌完毕,又由我爱人江兰以微信方式,发给《忠孝成山》总顾问顾久先生过目。
这时已临近22点。俄顷,顾久先生短信、微信两次回复,对我的处理意见明确表示赞同。沉吟片刻,我又和顾久先生通话确认,方得宽慰。
当夜23点,我临睡之际想到蔚桦先生时,仍觉不安。遂给王田去电询问:老爷子如何?答曰:没问题,飞哥你不要担心。
哪知才过了九个钟头——第二天上午8点过,郑文丰先生来电告知我:“今晨5点30分,王蔚桦先生,去世了。”虽我早有预感,可是真正闻此噩耗却仍觉震惊。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从今日起,这棵供人乘凉的“文学大树”,从此浓荫不再。这棵大树他……他轰然倒下了!
蔚桦先生性格幽默、乐观,他和我们告别的方式也是很个性特色的,似乎像他盛年时,那些才气横溢的诗文一样优雅、浪漫、洒脱。可是,先生,您这样的告别方式,愈发让人扼腕心痛!先生啊,在这该诅咒的深秋时节,我倍觉凄冷。
【编辑:张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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