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总督争唐炯（外一篇）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张祥光    阅读次数：6583    发布时间：2016-10-28

唐炯对清王朝来说，是晚清一个人才，由于唐炯所显示的军事才能，左宗棠、骆秉章两总督争相“抢要”其人，都希望能在自己身边效力。

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地区爆发了回民起义，同时捻军一支亦进入陕西称“西捻”，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前往镇压，均未奏效。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1866年11月9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授命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同治六年春，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入陕。左宗棠率大军由湖北进入陕西。六月丙申（1867年7月15日）“军度函谷，天大雷雨”，大军刚出函谷关驻扎下来，山水骤涨，辎重漂失过半，损失惨重。到庚子（1867年7月19日）抵潼关。为对付陕西地区的起义军，左宗棠决定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略，其军队凭渭河扎营，企图歼“西捻”于泾、洛之间。但是西捻义军突破包围北上，东趋延安、绥德，掠三原、高陵。在此情况下，左宗棠十分着急，希望朝廷调派兵力支持，而且上奏章点名要直隶候补道祝垲和四川即补知府唐炯带兵来支援。左宗棠是六月四日丙申（1867年7月15日）入陕的，六月二十四日壬子（1867年7月31日）即上奏章要人，才几天啊，左宗棠就迫不及待了。左上疏《奏祝垲、唐炯来营差委片折》称：“时局艰难，需才孔急，人才难得，自古已然。”

“人才难得”，这是左宗棠对二人的肯定。左宗棠在奏章中是这样说的：“四川即补知府唐炯，志坚识卓，沉毅有为，曾游秦中，习其土俗，应请旨交臣差遣委用，以资臂助。”可见左宗棠对唐炯的才能评价是很高的，要他来助一臂之力。左宗棠六月二十四日的奏疏，七月初一(1687年8月2日),即得到回复。同治帝谕曰：“左宗棠所率各军，冒暑遄征，颇形劳瘁，而于函谷仓卒之际，得以从容镇定，鉴奏甚慰。”同治帝先给左宗棠以鼓励安慰，接着又谕曰：“奏请调员差遣等语，直隶候补道祝垲，已谕知刘长佑催令前往，如尚在李鸿章军营，着即饬令赴陕。四川即补知府唐炯，着骆秉章饬赴左宗棠军营，听侯差委。”同治帝完全同意左宗棠调二人的请求。

左宗棠为什么要调唐炯到他手下协助镇压义军？

唐炯于咸丰六年（1856年）十一月，在京师捐知县，分配四川试用，时年二十八岁。咸丰九年（1859年）即正式得到委任，任四川南溪知县，此时爆发了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唐炯带兵抵抗起义军于离南溪县五十里的吊黄楼，在这次战斗中，争取了起义军头目唐友耕投降，取得了与起义军作战的胜利。咸丰十年十一月，崇实任四川总督，崇实认为绵州为省城北门要地，决定派初显军事才能的唐炯前往任职，而此时义军亦“声言取绵州过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唐炯正式接任绵州知州。三月，起义军十余万围绵州，在此时清廷又撤换崇实，任命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四川军务，接着又升骆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受命后，即带兵数千，乘船逆长江到重庆入川，大军驻顺庆（今南充）。唐炯得知此消息，即派人潜行向骆密告起义军军情，建议骆秉章“调集诸军先解绵围，以收聚歼之功，然后鼓行而南，以成破竹之势”。并向骆秉章提出进兵方略，“骆公一如议行”，完全照唐炯的建议行事。到八月，被围达五个月的绵州，在湘军和唐炯守城军内外夹攻下，围解。唐炯在绵州以极少兵力守城，使十万义军未能攻下，而又向骆秉章献计打败义军，这些情况左宗棠在阅读清朝的朝报中就能知晓，所以左宗棠在奏章中说唐炯“志坚识卓，沉毅有为”，其评价非常中肯。唐炯守绵州是咸丰十一年的事。

唐炯军事才能的表现还有另一事，就是左宗棠在奏章中说的唐炯“曾游秦中，习其土俗。”“秦中”即陕西。关于“曾游秦中”，这是唐炯人生中又一件大事，（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唐炯传”中非常疏忽，未写，这是很不应该的笔漏，或是撰稿者未知此事。此事发生在同治五年（1866年），“游秦中”，不是我们现在字面理解去“玩耍”。唐炯到陕西及其作为是应大书一笔的。

同治五年四月，时任陕西巡抚刘蓉，见于陕西大地“沃土久荒，民力重困”，希望招民力开垦田土，但是身边无人，他就想到唐炯，于是他上奏：“筹办营田，事体繁重，请调员襄办。”并提名调唐炯。朝廷即同意：“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着准其调赴陕西，襄办营田事务，以资得力。”据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载，他“得旨前往，五年八月至西安。”唐炯到西安后，还未来得及“襄办营田事”，此时又一捻军之一部，由张宗愚带领打入陕西，攻西安。唐炯又只好协助巡抚刘蓉抗击捻军。唐炯说：“贼围知府鄢某营于新丰，垂没，余约诸军依山原转营而进，逼贼垒，内外合击，大破之。贼走，诸军乘胜追蹑，过临潼二十里，余谓诸将且只留辎重于后，整队徐行。”（《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三。）这一仗是唐炯指挥的胜利，这事发生在同治五年下半年，同治六年正月，唐炯即离开陕西。而同治六年春，左宗棠就奉命带兵入陕，时间前后相接，所以左宗棠很了解，说唐炯“曾游秦中，习其土俗”，要求调唐炯来协助征剿起义军。

骆秉章对唐炯在四川的军事才能更有了解。同治六年，任贵州巡抚的裕麟，曾向唐炯转说骆秉章对他的评价。《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三载：“同治丙寅五年（1866年）夏，余过重庆，裕时卿方伯麟自黔来，遇于黄子衡太守署。时卿为余言，曩以黔饷事至成都谒骆公，请曰：‘师前奉命督蜀军务，时所部止黄子春一军，不及三千，而蜀贼计数十万人，皆为师危，乃不过三年，全蜀平，粤贼石达开亦授首，是何方略？某今赴黔，愿指示，庶有遵章循。’骆公曰：‘我有何方略？是皆唐鄂生条陈。论平蜀功，唐鄂生第一’。”可见骆认为四川农民起义几十万义军被平定及石达开之死，唐炯之军事“条陈”，起了关键作用，因此论功行赏，“平蜀功”应居第一。

同治六年十一月，唐炯回到成都，唐炯从骆秉章处得知：“骆公告以湘阴左公，奏调赴营差遣，有旨命往。骆公奏留援黔。”（《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三）因当时贵州爆发咸同起义，贵州形势很紧张，“骆公尝谓黔乱皆起于州县，使百姓不能不作贼。”贵州全省，除少数县城外，均为起义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同意了骆秉章将唐炯“奏留援黔”的主张。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唐炯率川军万余进入贵州，直接参与了清王朝征剿咸同起义军的军事行动。

读《成山老人自撰年谱》札记

有的名人《年谱》仅为流水账，读后嚼然无味。《成人老人自撰年谱》（下简称年谱），读后使人得到许多知识，对研究唐炯一生作为，很有参考价值，这里简述四则。

一、关于“唐氏籍贯”。现在出版的《贵州人物传记》谓：唐树义，遵义老城人；唐炯，遵义人；唐炯之孙唐希泽贵阳人。《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又称“唐中丞（唐炯）”为“贵阳唐中丞”，把唐炯列为贵阳人。据《年谱》载唐氏占籍是不断变动的。“先世相传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明时有官四川涪州者，遂家焉，世系不可考。国初，我始祖象明公避流寇难，自涪至遵义占籍，为遵义唐氏……威恪公先以嘉庆甲戌（1814年）葬我祖母王夫人于贵阳城北凤凰哨之阳，后道光壬午（1822年）葬阳山公于成山，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从这一叙述唐氏之籍贯，除祖籍外，其占籍是变动的，由江西金溪县，至四川涪州，至贵州遵义，至贵州贵阳，到唐炯应该是占籍贵阳了，不能把他列为遵义人。《年谱》中的“威恪公”即唐树义，唐树义于1814年已将其母——即唐炯之祖母王氏，葬于贵阳城北凤凰哨，道光二年（1822年）又将其父，即唐炯之祖父葬于贵阳成山，所以唐炯说：“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从这一叙述，至嘉庆末道光初，唐氏已“占籍”贵阳了。

唐炯于道光九年（1829年）在湖北天门出生，唐炯生前七年，唐氏已迁贵阳，因此按唐炯《年谱》记载，至唐炯起以后之唐氏应为贵阳人。现在有关叙述唐炯之文章，传记说唐炯“遵义人”，有违唐炯“自尔（1822年）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的意愿。即是说，说他是“遵义人”是错的。

二、关于“唐树义之死亡”。《年谱》载：甲寅（1854年）“正月二十三日，先君殉难金口……二十三日，大东北风，贼帆蔽江上，先君督所余数十人迎拒，又尽逸，从容草遗疏，赋绝命词授炯，北向再拜赴江死。”而《清史列传（本传）》谓：“二月，（唐树义）督带舟师进至金口地方，炮船被贼击破死之。”唐树义死于甲寅年正月二十三日，而《清史列传》将唐树义之死错为二月；又将唐树义之死认为是被太平天国义军击船破而死的，而不是唐炯所载是为清朝“尽臣节”赴江而死的。《清史列传》所记，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

三、“关于唐炯捐纳知县”。《年谱》载：丙辰六年（1856年），年二十八岁。四月，营葬毕（指葬唐树义于贵阳成山）。“以五月朔自家行，而蜀而秦。十一月至京师，报捐知县，分发四川试用。”《年谱》交待有两个官员资助了唐炯“报捐”资金：“王莲生泽春，时宰醴泉，助千金；章少青礼筠，奉天人，时宰甘肃皋兰，寄助钞票一千二百两，乃得报捐，两君情极可感。”此处叙述，有几点值得探究。一是此时唐炯从家出发之“家”，不是在遵义，而是在贵阳。《年谱》记载很清楚，他将“威恪公葬于贵阳成山”，不是葬在遵义，“四月，营葬毕”，“五月朔，自家行。”唐炯再一次肯定自己是贵阳人，从贵阳的“家”出发。二是，唐炯从贵阳出发到北京，没有取道由黔东南经镇远、黎平到湖南、湖北至京师较为近便之路，而是“而蜀而秦”，由遵义经四川、陕西到北京，为什么要绕道而行？从他叙述其资助他“报捐”资金的两个官员均在陕西、甘肃任职，唐炯自知自己“报捐”资金不够，很可能唐炯要面向他们叙述“报捐”差钱的事，希望予以帮助，因此有“两君情极可感”之语。他绕道秦陇走了半年才至北京，这就很顺理成章了。三是他十一月至京师，“报捐”知县花了多少钱？封建社会历代各朝都存在卖官买官，卖官买官叫起来很刺耳，朝廷美名为“输粟补官”、“捐赀纳粟”、“捐官”等。唐炯花了多少钱“报捐”得知县，没有具体数字。他在《年谱》中交待：王莲生，章少青两君共给他二千二百两银子，“乃得报捐。”但这点钱是得不到知县衔的。清朝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后，因财政不支，大开输纳，大量卖官，一个知县官衔，虽“捐”四千两银子才能得到。嘉道以后财政更为困难，“捐官”价格一直在上涨，因此，唐炯“报捐”知县至少在四千两银子以上，他自身带一部分，绕道秦陇，从王、章两人中各得一部分，凑足银两“报捐”知县，分发四川。

四、《年谱》中，叙述“群狗”参加战斗，这是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在我国古代战争中，有象驾车参加战斗，有火牛阵，而未有“狗”参加战争之事。唐炯以亲身经历，叙述“群狗”参加战斗之事，现录如下：咸丰十一年正月，唐炯接任四川绵州知州。“三月二十三日，天初明，贼二十余万掩至，食顷，贼垒布满四山，以万人攻南、西两门。指挥所部于壕外御之，日暮乃还……初，余登城，见狗无虑数千，各卧守其家地址，心恻然。命局绅各门日煮二担，旦、晚于壕外饲之。入夜，狗辄往来安昌河巡绰。贼每乘四五鼓守者倦，或大风雨，潜涉河来扑，狗辄群起迎吠，城上炮随声发出，往往毙其酋，贼惮不敢前，呼为‘狗队’云。”

《成山老人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西南地方史和唐炯一生的宦迹，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是一部有价值的《年谱》，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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