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旧事
信息来源：本站发布    作者：李孝萍    阅读次数：6846    发布时间：2016-11-07

有一天，当我蓦然回首，发现原本古朴静美的牛场老街已经不在了，剩下两排溅满泥泞的房屋，像衣衫不整的乡民，挤挤挨挨拖拖沓沓地站在那里。那些鳞次栉比建筑精美的万寿宫、禹王宫、报恩寺、文昌阁、雷神庙……已经灰飞烟灭，南街口的王家牌坊只剩下一个无所依托的小地名，唯有野草如乱发纷披的石拱桥还在风中无言挺立，桥下小河的水依旧默默流淌……

当久违的炊烟，在某个供人旅游的古镇，在别人的屋子袅袅升起时，就有童年的记忆无比清晰地萦绕于心。

一

大月亮，二月亮

哥哥起来做木匠

嫂嫂起来纳鞋底

婆婆起来舂糯米

......

曾经的牛场老街，是在黔北高原一个四面青山环绕的宽敞大坝上，顺着牛场河蜿蜒了大约一公里。坝子上春来菜花黄，秋来稻谷香，河边杨柳依依，有鸭群在嘎嘎觅食，更有捣衣声此起彼伏……是一幅很美的田园风光。

窄窄的街道两边，小青瓦的木房素面朝天，青石板的街沿被我们滴指儿（一种女孩们用手玩石子儿的游戏）磨得铮亮。每家正房后面都有东西厢房和围墙围成的院落，中间一个大天井，围墙根有小块种葱蒜和蔬菜的园子，围墙上开一个小小的龙门，出了龙门就是人们劳作的田土和远远近近的山。

木门总是吱嘎有声，木地板与地面尚有一些距离，人在上面声音颇响地进出，猫和老鼠们则在看不见的地方追打。

临街的屋子都有一个鼓出来的长方形柜台，柜台上方是一个窗户，平时用一块一块的木板装上去关起来，不大看得出窗户的痕迹，卸下那一块块木板，就有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无数尘埃的颗粒在那一束光线里飞舞。

做生意的人家，会在柜台里面的桌子上放一个竹子做的簸箕，装着要出售的货物，也就是豆丝糖、麻饼、豆腐缟、罗汉之类的小零食。我们用小手攥着从母亲那里得来的两分或五分硬币，站到街沿上，使劲儿拉长小身子，尽量把小手往柜台的上方举，同时扯着稚嫩的声音喊：买罗汉！买罗汉！

罗汉是一种用糯米做成的吃食，工艺蛮复杂的。需要先把糯米泡一泡，蒸熟打成糍粑那样的一团，用光滑的木棒碾成比饺子皮略厚的薄片，在簸箕里摊开吹吹水分，用剪刀随意剪成小小的鸟啊、牛啊、大象呀各式各样的形状，再放到天井的竹席上晾干，之后放到大锅里与沙子一起旺火炒，炒到鼓起来，出锅筛掉附在上面的沙子，冷却后用红色和绿色的颜料描出飞鸟和动物的轮廓。

那是我们小时候看到最好的玩具和工艺品，入口即化，只有纯正的糯米的甜香。

在阳光下的谭家院子里，帮着谭家姑婆剪罗汉，让她的大手捉住我的小手学习描罗汉，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些红红绿绿的颜料，也给我的童年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豆腐缟是用豆腐切成小小的方形的薄片，发酵后晒干，用沙子炒到膨胀后出锅，非常的香。在不能出工的下雨天，就着几片豆腐缟喝一壶包谷烧，闲看天井里雨丝绵绵长长，应该也是男人们的好享受了。

麻饼是用糯米花和麦芽糖黏在一起，压实切成长方形的小块。麦芽糖是自己生麦芽熬制的。把糯米撮一升交给加工爆米花的人，看他放进一个肚子鼓鼓的罐子里在碳火上转呀转，然后提着罐子走到一个接着布口袋的竹笼边，脚一踩机关，“嘭！”一声，就有无边的米香在空气中弥漫。

外公从下街走到上街来看我们，长衫下面总是藏着麻饼，要等我们跑过去抱住他的双腿的时候，才变戏法似的拿出来。

中街背后有一口水井，大家称之为“段家井”，那水清清亮亮从不干涸，大家都在那里挑水吃。夏天的午后，一街人都在各自的街沿坐着歇凉，遇到有挑水的人走过，谁都可以拿了搪瓷缸跑过去，说一声：“舀点儿凉水哈！”，就弯腰舀起满满一大缸，仰头咕噜咕噜喝下去。遇到歇凉的人多，往往一挑水回到家只剩一半了。段家井头上本来有一个雷神庙和一棵很古老的柳树，后来雷神庙被毁，只剩下老柳树独自惆怅地守着那口井了。

街上有好几个茶馆，最热闹的是公社对面的王家茶馆，每天都坐得满满当当。进门一溜宽宽的长茶几，一边一排竹躺椅，老汉们一边抽着叶子烟一边喝茶。有的在打点子牌，斗十四（牌的一种玩法）。有人手拿一截竹子做的“尺棒棒”，打着拍子唱川戏。有时又是所有的头颈一致向上仰着，在听人说“怀书”（就是评书）。说“怀书”的人说完一段之后不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而是大喝一声：“姜文兴打锣——搁倒！”。穿着白围裙的小二，像电影上演的那样，提着嘴儿细细长长的茶壶不停地穿梭。

二

走过茶馆不远，就是我们读书的学校，那时叫做公社完小。其实学校就是在原来张王庙和报恩寺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读小学那阵，我们的教室就是原来庙子的大殿，有着我们小小的手几个拉起也抱不过来的大柱子。教师宿舍也是庙上的，一律朱漆黑瓦的木屋。据说学校还用过庙上的大铜钟，声音悠悠扬扬可以传到很远很远。可惜我们四年级的时候，不知何故燃起一把大火，把那些古老木屋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大青石砌成的屋基，高高在上地，需要借助石阶才能走上去。大铜钟也不知去向，换成了废弃的汽车缸钵，敲起来也是断断续续很不情愿的声音。

只有东面围墙根那口水井和水井外面的池塘，在那些大梧桐树、杉棠树的簇拥下，一如既往的清澈明亮水草招摇。永远长不大的小鱼们，成群结队游来游去，一旦有小人儿走来蹲下，伸出一双小手捧水喝，它们就忽地一下闪不见了。

秋风起的时候，梧桐树下会有漫天的小船飞舞，每一艘上面都坐着一边一排梧桐籽，像是要去赴遥远的约会，却又多是落到水面上晃晃悠悠。杉棠树的落叶中点缀着金黄的杉棠籽，捡起来放到小嘴里一抿，无比香甜。

学校在众多古树的掩映中，有柏树、紫薇和橙树.....但以梧桐和杉棠居多，又都高大得遮天蔽日。不知道那些寺庙香火正盛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气派呢。

小时候的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和启蒙，课业十分简单：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们背着弟妹去上课，不时有婴儿的哭声响起，淹没了老师授课的声音。放学后一条板凳安放街沿，小手捉住铅笔，四处张望的同时作业也能很快做完。

在写完作业的时间里，我们背着背篓上山去打猪草或是放牛，那其实是远离家长呵斥的快乐时光。那时家家喂猪猪草并不好打，加之孩子贪玩的天性难免扯光儿，所以收获总是不多。不过没关系，老实的回来垂首听训，不老实的快到家时在围墙根下把背篓放下，把猪草抖抖松或是找来竹签从底下撑起来，背着轻手轻脚地走进院门，假装若无其事一路穿过父母审视的目光，进屋往原来的猪草堆里一倒就大功告成。

放牛更是比春游还带劲。那时虽然是生产队的牛，但分到各家各户负责喂养（至今记得我家小黄牛的模样，它有浅棕色油亮亮的毛和像涂着黑色眼影的大眼睛）。放牛的一般都是男孩，我家的牛也主要由弟弟负责，我只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替过他几次。涂二叔或何二公，总是带着一帮小子，背着蓑衣戴着斗笠，威风凛凛的骑在牛背上沿着田埂逶迤前行。蓑衣下面藏有辎重和粮草，是从家里偷偷拿走的东西：一应锅碗瓢盆，几捧米半把面，一点盐，两勺猪油……半山有苞谷杆搭成的窝棚。一到目的地，呼啦一下散开，煮饭的煮饭，放牛的放牛，余下的去山上的土里寻瓜菜。那时蔬菜是粮食的重要补充，所以也不富余，往往需要去人家的园子里偷摘。山下田梦德家离得近，又不是一个生产队的，没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危险，所以常常成为偷袭的目标。偷袭时仍需分工合作，讲究战略战术。孙老歪（一个小孩儿的诨名）故意虚张着声势去前面爬树摘拐枣，引田梦德媳妇在树下一手拿棍子一手叉腰，仰着头边拍树边骂。待后面的偷袭完毕一声口哨，田梦德媳妇如梦初醒，转身朝后面园子跑去，那里却早已没有人影。这里的顺着树干哧溜一下也跑远了。

有时我们也到更远的山里去。大孃读师范以前，在大山深处的铁瓦寺小学当代课老师，我和幺孃时常跟了她去砍柴和打高山猪草。十几里的山路，全靠一双小脚板儿。每每路过“偏岩腔”（大山脚下一块巨大岩石斜刺里撑出来的空间），看到过往行人躲雨时烧火取暖留下的灰烬，都要困惑地想一想：这里可没有岩洞里暖和，“孙歪嘴”说他家解放前就住在这里，真的假的呀？（“孙歪嘴”是一个身材高大但有些驼背的农民，嘴脸歪斜，长衣服总是挽起来掖到裤带里。大队曾经把他作为苦大仇深的典型派来给我们忆苦思甜，后来又不准他来了，据说是因为他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中午回家吃饭，曾把毛主席像插到粪桶边，让他老人家帮忙守粪桶）。

静谧的山林里风吹树响，常常在想象中同时回荡着野狼的嚎叫。我们的小手轮番接受着荆棘和刀刃的抚摸，留下重重叠叠的疤痕，但一路沿着溪流翻开石板捉住螃蟹又是那样的欢喜。

我们课余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可是我们曾经玩得多欢啊！我们用废纸折成纸板，赢者通吃；用布和谷物缝成“沙包”，跳咫尺之海；用鸡毛扎成毽子，踢得神采飞扬；用皮筋制造弹弓，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用铁丝编成铁环，用竹竿做成高跷，用泥巴捏成小人……在那些收获后分粮的夜晚，摇曳的马灯下，生产队会计拖着悠长的声音，宣布着各家的工分和所得，大人们拿着麻袋、箩筐吭哧吭哧往家搬，而我们在粮食的工事里战斗激烈，或用苞谷穗加长我们的辫子，学着成年女子的样子扭来扭去。

新码好的草杆树，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在阳光下或是有月光的夜晚，也是释放童心和幻想的乐园。我们边跳边唱：

爬山豆，藤又长，

爬来爬去望满娘。

满娘远，路又长，

哥哥留我过端阳。

嫂嫂怕我吃得多，

捞起扁担砍大哥。

大哥送我出门口，

二哥送我几面坡：

“妹，妹，你哪阵来？”

“石头开花我才来”

......

全然不知道它有多么的忧伤。

夜晚我们提着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去上自习。下自习时，几个人结伴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街道上，两边街沿有绿色萤火一般的狗眼明明灭灭。突然有谁大喊一声“王腊元”来了！吓得大家一路飞奔，狗叫声在身后一阵紧似一阵。如果是冬天，路上又正好结着冰，难免摔倒，提在手上的火笼也会一阵稀里哗啦。“王腊元”是一个个子高高长得不错总是傻笑着的男人，靠别人施舍为生。他并非本地人，只是四处流浪偶尔来到这里。常常就住在街头的垯斗里，遇到小孩故意用棍子去撩他，也会突地一下站起来举手做出打人的样子。不过从未看到他真的打过人。

小学时老师就觉得我们堪当大任，一个公社完小的少先队大队长，不过只是一个营养不良个子小小的人儿，就可以站在大操场的台子上主持有全公社各大队小学师生参加的大型会议，黑压压好多的人啊！至今想起来还深感荣耀。

我们少先队还成立了宣传队。宣传队的人一般早上都要练功，一本正经压压腿什么的，晚上由来自上海的知青老师带着我们在煤油灯下排练节目，赶场天要去供销社门口摆开阵势表演。遇到渡槽竣工、水库建成之类的重大庆典，还要把队伍开到工地上去。一片锣鼓喧天红旗飘飘花儿朵朵，好不热闹！记得我们宣传队最有影响的节目是一出话剧，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同学出演喜儿，高年级男生饰演可恶的黄世仁。还有一个大型舞蹈，一队解放军，穿军装戴军帽，一队学生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一队村姑还是什么，穿着黑色绣花的小围裙，扎着长辫子……我是“解放军”之一，使劲儿一跳军帽差点儿掉到地上，小脸都吓绿了！

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首都和中南海正在发生些什么，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但我们宣传队表演了一个节目，是诗朗诵：《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我和另一个男同学领诵，我们表情肃穆，声调缓慢、沉重，最后那句“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直问得天地一片静寂。毛主席逝世，我们去坡上砍来柏树枝，在学校搭起灵堂，用竹筷子把白纸皱成花瓣儿，扎成大大小小的白花，簪在学校的树上，灵堂的柏树枝上，万年青扎成的花圈上.....在追悼会上，一边跟着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哭出声来，一边又忍不住用眼睛的余光往别人的脸上扫瞄。

三

那时候爸爸在县城上班，每天早晚骑着自行车在三十里路上来来去去。母亲是农民，只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由于劳力少，挣的工分不多，所以分得的粮食总是不够一家人吃，母亲就在饭里加苞谷面、麦沙、红苕丁、甚至白萝卜丝。最难吃的是白萝卜饭，本来就饿，又少油水，吃下去更加寡人的肠子。

过年杀猪是盼望一年的盛事。一大早在天井里安好杀猪凳，用砖砌好灶头，旺旺的柴火把一大锅水烧得翻滚了，再把猪连吓带哄弄出圈舍，几个大劳力合力逮住往凳子上摁，在猪无比凄厉的叫声中，屠夫弯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待它慢慢停止抽搐了，再在猪腿上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长长的铁杆一捅，趴下去对着口子鼓起腮帮使劲儿吹气，等到整个猪身像气球一样鼓起来，就用水瓢舀起锅里的开水往猪身上淋，然后把猪毛刨掉白白净净挂起来开膛破肚。妯娌姑子都来帮忙，烙的烙腊肉包的包香肠。似乎还在颤抖着的猪肉、猪肝和猪血，大块切了，加点姜、蒜、辣椒和白菜梗旺火一炒，那种香啊，足以穿越长长的时光一直让人垂涎不已。

过年的时候是要用猪头和猪尾敬菩萨的。在天井里燃一炷香烧几张纸，菩萨享用完后把猪头肉剔下放好慢慢吃，骨头和尾巴用来炖一大锅白萝卜红萝卜。没有冰箱，一家人吃到酸了也还没吃完，就每顿饭前派任务，一人一碗，不吃完不准吃饭。

但年猪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候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好不容易喂大的猪被捆到板车上拉到食品站去“缴站猪”，像到粮站缴公粮一样。

尽管粮食紧缺，但母亲还是会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做冷窖粑。就是把米浸泡之后加点儿冷饭，用石磨推成米浆，装在木盆里发酵，发好后加点糖精，用木瓢舀起倒进蒸笼的圆模子里大火蒸。那样一种甜香，就是无限美好的童年的滋味吧？也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年味，竟比以后任何时候都要浓。

还没有计划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似乎每家都很吵，有的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天天上演着“敌进我退”。孩子们之间友好时你帮我助，共同对付其他小朋友，闹翻了也是你打我我打你乌烟瘴气。但每家都有一个小大人，常言说“出头的鸽子先遭难”，不光要帮着父母做事，还要做他们艰难生存的出气筒。唯一得天独厚的就是能穿新衣服。母亲们用有限的布票扯了布，拿到裁缝铺去做成的新衣服总是又长又大，老大穿了好几年，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再给弟妹接着穿。

在姐弟五个之中，我就是那只“出头的鸽子”。还没长到和灶头、洗衣台一般高，就站到凳子上开始煮饭、洗衣，带弟妹更是责无旁贷。我家门边有一块石凳，每次母亲出门上工时就把弟妹往石凳子上一放，背带递到我手里。不用说，自己乖乖弯腰去把他（她）背起来，跳海呀丢沙包呀都只能干看着了。记得有一次背的三妹，央了半天让她站在旁边不要跑，姐姐跳一会儿就来，结果回头找不到人了！急得我一边哭一边四处去找，既担心妹妹的安危，又害怕母亲回家后的巴掌。

母亲没读过书，在那个生存尚且不易的年代，更不知道什么素质教育，“老前辈说”是权威，知道老前辈怎么说的母亲也是权威。衣服洗不干净要挨打，洗碗不小心摔碎了要挨打，把弟妹带摔了更要挨打......她永远不会知道，小小的我，挨完打之后，曾经怎样独自蜷缩在一个田角，用小小的头脑思考怎样离家出走外出谋生。

弟弟虽然是老二，比我小不了多少，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爸妈有意无意总要宠爱一些。有时做错事了怕挨打，也私下和他商量，让他说是他干的。记得有回去买豆腐，刚下过雨，几个小伙伴一路嬉笑着，不知怎么豆腐从碗里翻出来掉到地上的水凼里了，雪白的豆腐变得灰不溜秋，钻进去很多小石子儿，抠也抠不完。不知回去怎么交差，只好又和弟弟打商量。但这次可没那么好运气，弟弟刚说完“我弄倒的”，母亲一巴掌就打过来，那个小人儿被打得转了一圈懵了。他哪里懂得那个时候豆腐的金贵。

当然，再大一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母亲每天丢了扬叉拿锄头，出工回来累得半死还要应付一窝嗷嗷待抚的孩子，默默陪着年迈的外公挨斗，夜里和别的地主子女一起去上学习班听人训话…..似乎也就和她的巴掌达成了和解。

大家庭也有大家庭的好处，那就是人多热闹。爸爸在他的七个兄妹中也是老大，所以幺爸幺孃也就和我差不多大。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做家务，一起偷偷跑到人家的围墙根下挖脚板苕来烧了吃，一起被骂得躲在那里不敢抬头。

我们还互相起诨名，对谁不高兴了，就一边叫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做怪相，气他。我因为皮肤黑，被叫做“黑馒头”；弟弟因为生病走路上气不接下气，被叫做“支气管儿”；对街姓柳的老婆婆爱骂人，幺孃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所以被叫做“柳苗儿”（苗是苗族的苗，小时候似乎觉得少数民族都有些野蛮不讲理）；夜里追着电影放映队到更远的乡下看了一场讲抗日战争的电影，发现日本鬼子出场总是骑着三轮的巡逻车，戴着长耳朵的帽子，而幺爸正好戴了两耳帽，被谁灵机一动就成了“巡逻车”……

祖婆是一个拄着竹竿行走的小脚女人，连名字也没有，更没读过书，但她的脑子里却装着倒也倒不完的传说故事，什么二十四孝、望娘滩......听得我们肃然起敬。但凡遇到别人无法解答的问题，我都一扬头骄傲地说：我回去问我家祖！俨然她就是百科全书。

我们还喜欢去三爸娘家，听韦婆讲鬼故事。在摇曳的煤油灯下，那些鬼怪更加生动和狰狞，听得我们既害怕又刺激。

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做完作业上坡割苕藤，割完已是暮色四合，想起不久前刚死的一个年轻男子就埋得不远，慌慌忙忙背起往回走。天越来越暗，路边那些坟冢一个个鬼影幢幢，正好成就了鬼故事的氛围，于是感觉鬼怪们正从那些坟冢里伸伸懒腰走出来了，手舞足蹈地狞笑着跟上来了，还弄出噗噗噗沙沙沙的声响。待我魂飞魄散扑爬筋斗地回到家，丢下那背沉重的苕藤，才想起其实是苕藤拖到地上发出来的声音。

......

世事变迁，我们正在老去,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那些人，那些事……一直未曾走远。

如果我坚韧而且乐观，那是艰苦的岁月赠与我的宝贵礼物；如果我胆怯而又犹疑，那是因为那个受伤的小女孩一直蛰伏在我的内心深处.....

不论我们最终在哪里驻足，道路的另一端，故乡，永远山水相连。

【编辑：文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