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时候,我常常想起父亲,想起他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岁月,想起他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踏进天命之年的门槛的祖父在一场大病的折磨之后撒手西去了。祖母出姓(守寡后改嫁到另外的人家)那年,只有十五岁的父亲坚持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家园。
父亲“位卑未敢忘忧国”。在他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在一片“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号召声中踏上了远去云南当兵的征途。在部队,父亲被分配去养猪,他干一行爱一行,曾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在表彰大会的会场上,胸前佩戴大红花的父亲感到非常光荣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遗憾:他看见有文化的战友们一边听一边掏出本子记笔记,而自己没有文化不能做笔记,就觉得自己很落后。后来,部队将他从养猪场调到炮兵连。他白天主动帮助有文化的战友干重活累活,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向他们学习文化,周末练习写钢笔字和毛笔字。在一次军训中,父亲扛起一门迫击炮连续跑了三十华里,组织上认为他是又红又专的战士,于是在指导员和连长的帮助下,父亲光荣地在党旗下宣誓并当上了班长。当上了班长的父亲非常注意工作方法。在文革期间,一天深夜两个北方籍的战士站岗时把一对无辜的老夫妇商量卖康误听成卖枪而造成冤案。担任班长的父亲始终认为此案有冤,以一个普通党员的名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从实际出发,认真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经多方调查,终于澄清了事实,为那一对无辜的老夫妇平反昭雪,维护了党在人们心目中形象
虽然父亲样样能干,却在提干时被“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不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指示将他的理想击得粉碎。
没有文化,提干的机会泡汤了,父亲并没有一蹶不振。在结束六年的戎马生涯之后,他回到自己曾经耕耘过的黄土地上沿着祖祖辈辈的足迹艰难地跋涉。部队培养了父亲勤劳守纪、作风正派、踏实肯干、廉洁奉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作风。退伍的第二年他当选为大队支书(就是后来的村支书),他和群众一起上山积肥、下田薅秧、在生产队的操场上打谷子、和农民一起抬树子、开山挖渠……。在故乡,人们提到父亲都会说:“老姜那人好嘞,做那样活路都总是带头干”。当村干部,每天群众总是有一些鸡吃辣子狗吃苞谷得纠纷需要解决,一向正直的父亲从不会偏袒和包庇某一个亲戚,而是劝他们少计较小事,以团结为主。常常是发生纠纷的两家人共同请父亲喝酒,然后心平气和地言归于好。冬天来了,贫困户和五保户总是会到我们家里找父亲要寒衣和救济粮之类的东西,只要是情况属实的人家,他们都是满意而归的。春天开学的时候,学校的门窗坏了,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半天的功夫就把门窗修复。他还把村里仅有的积蓄发给民校的老师们作为生活补助。公家的钱,父亲从不挪用一分半文,经常挂在父亲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干公事的人公款是国家请你保管的,而不是送你用的,你要为国家为集体当好家。”
因为自己没有文化,父亲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小时候读书,我从来不敢问父母要零用钱,但只要是向父亲要钱买书,总是有求必应。有时候他暂时没有钱,就答应赶场天买苞谷找钱给我买书。为此父亲常常背着两百斤苞谷走二十里山路到山外的集市守候一天才能找钱给我买书。在八口人的家庭中,我第一个上学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父亲总要让我把当天读的课文朗读一遍给他听,有时候他也跟着读。三十年后的今天,父亲还能准确无误地背诵我读给他听的《暮江吟》、《长征》、《为人民服务》、《山行》等课文。父亲在繁重的公务和家务纠缠之余,还经常到学校去了解我在学校的各种表现。
父亲没有文化,读不懂历史,不知道刘备怎样思贤若渴?李世民如何爱惜人才?但他懂得有能力的人能够办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干村的工作已力不从心,于是在多次向领导递交辞职申请后,向组织上推荐了一位高中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说:“党的干部要提笔能写,上台能讲,下去会做。时代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懂管理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在父亲的鼓励下,新上任的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寻找到致富的路子,受到群众的好评。父亲翘起大拇指说:“我没有看错人哪。”
辞职回家的父亲并没有闲着,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许多贫困的家庭纷纷上山砍树,他们砍树卖给家具厂,让那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充实自己的腰包,着实“富”了一回。在这种时候,父亲总是痛心疾首,他苦口婆心地挨家挨户去劝说父老乡亲,给他们讲述砍树容易、种树难的道理,分析把小树砍卖了犹如杀鸡取卵,希望大家要搞好水土保持。在劝说别人的同时,父亲整天背泥巴盖在自家的树根上,堆得像小山坡一样。父亲还四处找竹子来栽种,我家房前屋后的土地上载满一丛丛的荆竹。每年春天,破土而出的竹笋让我真实地感受到“雨后春笋”一词的含义。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种下的杉树长得高大、修直、挺拔。几十棵大树枝繁叶茂,共同撑起一片蓝天。两亩多地的竹林郁郁葱葱、亭亭玉立。这些树木和竹子成了父亲的摇钱树,父亲常常为此而骄傲。
父亲非常节俭,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父亲不管是在土地上劳作,还是背竹器上街去卖,都是穿着一双草鞋。我们兄弟姐妹给他买的皮鞋他总是舍不得穿,他说:“一双脚凭哪样一年浪费几百元钱。”我参加工作以后,养成了抽烟的习惯,父亲总是责怪我浪费钱。他说:“小二,烟瘾大就每个月出八块钱去买一斤叶子烟,随你抽个够。你一年抽烟的钱买米够一个农村家庭吃一年,你难道不心疼吗?”在农村,父亲算得上是一个殷实户,他每次赶场都要背一箩苞谷或挑一担竹器上街去卖,收入在五十到一百之间,然而,父亲在街上只煮一碗面条吃,打半斤酒喝,从不奢侈。
父亲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勤劳渗透着他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因为劳动出色,每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每天早晨他总是在第一只山雀子叫响山林的时候起床,还来不及洗漱就上山打柴割草去了,当父亲背着一背柴草回来的时候,村庄里多数人家刚刚起床;黄昏,父亲总是披星戴月回家;夜晚,喝过两口酒的父亲一边哼着革命歌曲,一边编他的竹器,直到夜阑人静时才收工,然后砸几口叶子烟再入睡。
父亲没有任何坏习惯,他对好赌爱嫖嗜酒如命的人恨之入骨,他还教育我:“一个人当国家干部要过酒色财气几关,爱好酒色财气的人容易走向犯罪的深渊,作为领导要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父亲认为酒色财气是滋生腐败堕落的根源,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年过不惑,我依然为我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而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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