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记忆——谨以此文献给遵义县的文学耕耘者们
信息来源：    作者：本站发布 作者：孔繁春    阅读次数：53801    发布时间：2013-08-21

鲁迅先生在他的《门外文谈》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是作家，也是文学家……”

上篇：孕积唱和　缔造沙滩文化

公元前500多年，周代的一位太师（主管朝廷音乐的官员）收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和贵族文人作品305篇，集成流传千古的诗歌集《诗经》。本人在此把《诗经》搬出来和遵义县的文学创作混为一谈，目的只有一个：因为《诗经》是中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起点，在中国文学史中，可以说没有哪一位诗人、作家没有受到过《诗经》的影响，要不然，怎么会有孔子？怎么会有唐诗宋词？连“蛮荒之地”的遵义也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舍人、盛览、尹珍“汉三贤”。可见《诗经》对华夏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遵义县春秋战国时期为鄨国地，秦统一六国后以鄨国地置鄨县，迄今已2000多年。土著先民们世代繁衍栖居这一隅之地，创造出经久不衰的地域文化，民间口头创作丰富多彩。遗憾的是那个时代没有人用什么记号或文字将其记录留存下来。先民们在生产劳动中说完就丢、唱罢便忘的即兴创作，也只能谓之为民间口头创作了。

遵义县最早的文学作品至今已逾2160年，是公元前150年前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卒舍人注释的《尔雅注》及词赋作家盛览创作的《列锦赋》和《合组歌》。这是遵义县真正可称作有知识产权的文学和学术作品，舍人和盛览是当之无愧的学者和文学家。东汉末年，牂牁人尹珍在西夷著书立说，传播文化知识。尹珍不仅是文学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是“蛮荒之地”最早的文化老师。

唐末时，杨端因平播而“世守斯地”长达725年之久。中原的先进文化随同杨氏的进驻而融合本土文化。杨选时，不惜重金招贤纳士在播州设立学堂，教育子弟。杨轼执政期间，金人攻打四川，蜀中大批文人雅士避乱纷纷入播。爱才心切的杨轼热情邀请这些避难逃荒的文人们教授本地子弟。为“使其安之”，杨轼还为他们修建住房栖身，拨予田地耕种。没有了生活之忧的文人雅士们一个个留播定居，安心教书育人。所谓“蛮荒子弟多读书，土俗为之大变”，应归功于杨氏家族对文化的重视。自杨选始，杨氏相继在境内开科举、建孔庙、兴儒学，建学养士，使遵义县的文学创作逐步融进华夏文明大家庭中。嘉熙二年（1238），播人冉丛周破天荒考取了进士，号称“破荒冉家”。之后，李敏子、赵炎卯、犹道明、杨邦杰等人也先后考取进士。

元代土司杨汉英“自幼好学秉礼，以文自修”，三次进京朝觐元世祖忽必烈，其儒雅的风度、妙笔生花的文采深受元世祖赏识，9岁就被赐名“赛英不花”。杨汉英著有《明哲要览》90卷，《桃溪内外集》64卷，可谓高产作家。他的一首《咏九嶷山图》诗，被湘人镌刻于湖南的九嶷山。该诗还被《湖南通志》收录。自杨汉英始，遵义县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走出了“蛮荒之地”，逐渐得到境外之人的认同。

明末清初，遵义县影响较大的作家、诗人当数陈启相、罗兆甡等人。陈启相能诗善文，著有《平水集》等著述200余卷。《遵郡纪事》谓之行文“如烈马驭空，游龙戏水，不知其来”，郑珍称赞他为“明末文章妙手”。罗兆甡的作品有《覆瓿集》、《问石集》等多部。郑珍在评价罗兆甡的作品时，不惜用“沉雄郁挫，挥洒自如，为遵义之冠冕”的句子来赞美。

清代中叶，遵义县已是“径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的人心向文景象。南宋至此，代有人才，中进士59位，中举人363名，有文学作品面世者200余人。咸丰三年（1853），郑珍收集编辑明末以来遵义文人的诗篇成集，名曰《播雅》。全书共有220名作者2038首诗入选，其中，遵义县占135位（5位女诗人），诗作1682首。作品之多，诗人之众，令人刮目。《遵义府志》在述及这期间的文学创作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遵义自汉唐以来，几经显晦，其间鸿章巨制，可以耸耀岩邦、平视中原者，正复不少。”文人骚客们世代不停的勤奋耕耘，给后来的“沙滩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这是钱仲联先生对沙滩诗学的评价。遵义县文学的繁荣是以“沙滩文化”的辉煌而步入鼎盛时期的。遵义文学不仅“冠冕黔中，且誉及海内”。“沙滩文化”的缔造者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姓人家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了17位诗人、作家；著作宏富，有专著153种，刊印面世80种638卷1200万言。世人因此有“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之说。

郑珍以经学鸣于世，著述涉及经、史、子、集37种。他与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府志”。郑珍共著散文5卷152章。他的散文题材广泛，体式多样，有考、记、序、跋、传、墓、表、行状、书信、纪事、杂记等20多种。他的《巢经巢诗抄》列清诗第一。钱仲联先生称其诗为“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极力推崇其为清代诗国首席。郑珍虽一生际遇坎坷，备尝艰辛，但其博览群书、潜心著述、广育人才的精神，备受世人尊敬，赢得了“一代宗师”、“西南巨儒”的美誉。

莫友芝被郑珍称为“宋诗词代表作家”，他的《郘亭诗抄》堪称上乘。散文则摩习先秦、两汉，文风古雅衍奥，尤以抒发亲子、昆弟之情和游记作品见佳，其代表著作有《郘亭遗文》等。

黎庶昌无疑是一位经世派的散文家，他的作品强调社会功能，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二十六岁时，黎庶昌冒着杀头的危险给同治皇帝写了一封震惊朝野的《上穆宗毅皇帝第一书》。文章用犀利之语言、排比之句式，连珠炮般投出一系列质问朝廷上下的“万言书”。其不畏忌讳、敢吐真言、坚持真理的品性，深受世人赞赏。

黎庶昌早年师从郑珍学习诗文，在散文上受郑珍影响尤深。后又随曾国藩研习桐城古文，进步飞越。他创作和编纂的代表作品有《拙尊园丛稿》、《古逸丛书》、《西洋杂志》等。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在《黎庶昌散文浅议》一文中写道：“黎氏的散文创作是转移多师的，他除受郑珍、曾国藩的影响外，也颇得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韩愈的古文所浸润。故黎庶昌散文雄伟恣肆，开阖自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在清代，除郑、莫、黎外，境内可称文学家的还有李先立、李专、唐树义、黎恺、黎庶焘、黎兆勋、宦懋庸、罗其昌、刘光麟等人。他们的辛勤耕耘，奠定了遵义县在黔北的文化中心地位。

文学的影响，需要文化的累积和文学的张扬。一个地区的文学底蕴，除了传统的传承，还需要与外界的交融。当然，文学更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创作者的耕耘与创新。

中篇：交融创新　开启现代文风

早在汉代，遵义县本土文学与外界就有了接触。唐末杨氏入播后，本土文学与中原文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但就文学创新而言，文风并没有多大改变，真正可称为文学创新文风体式改变的，还是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境内文人骚客们在分享沙滩遗韵惠泽的同时，还不断吸收外界先进文风的营养。胡听秋、石文端、周沆、周浩、蹇先艾、卢葆华（女）等文人纷纷走出山门，接受新文化思想的洗礼，开启了遵义县文学创作的创新之门，踏上了文学创作的创新之路，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并与柳亚子等名家唱和。作家蹇先艾还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关怀和提携。

1922年，蹇先艾第一篇小说《人力车夫》在北京发表；1926年，他的首部小说集《朝雾》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蹇先艾成为本土文学创新的先行者，小说创作第一人。三十年代，女作家卢葆华的自传体小说《抗争》和诗集《飘零集》、《血泪》等作品在上海发表、出版后，令外界刮目相看。周浩的诗“婉转含蓄，抑扬激壮，多似唐初、盛之间，于四杰气味相近”，这是赵乃康先生对周浩诗的评价。       1985年，艺术大师刘海粟访遵。大师在读过周浩的《白崖诗存》后，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转战黔北三月之久。其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歌曲、快板、故事、花灯等体式丰富的红军文学。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带着他的一帮“文军”进行“文化西征”来到遵义，同期来遵的还有“西南文化垦植团”。“红军文化”、“江浙文化”、“西南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融合，史无前例。这对传播新文化思想、开启现代文风、繁荣遵义文化影响巨大，遵义县多姿多彩的文学体式创新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县内报纸《民铎日报》设立副刊《牂牁》，刊载本土作者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陈福彬、陈福桐、田井卉、蔡壬顺、雪舒、子殷等人就是活跃在当时遵义文坛的代表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5年遵义县文化馆创办文艺小报《遵义文化》，为县内文学创作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文学创作才华的平台，文学创作一度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晏均平、向德炎、刘宝厚、朱昭仲、张福臣等人就是那个时候文学创作的活跃分子。其中晏均平的小说《微澜》、向德炎的小说《黄幺爸》和散文《秋粮》、刘宝厚的诗歌《钢花赞》、张瑞琪的散文《秋收的一夜》、赵以崇的诗歌《今年一定粮满仓》等作品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遵义文化》被易名为《战斗文艺》，为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推波助澜，遵义县文学创作偏离了发展的正确轨道，随之而来的是以工、农、兵为主的高、大、全“革命”作品满天飞。虽然“革命”文学淹没了纯文学，但还是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作品，如冯文华和罗秉延的小说《小蛮牯的故事》及散文《仡乡行》、傅礼谟的小说《捉泥猪》等。

打倒“四人帮”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学创作者们从“三突出”紧箍咒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文学创作逐渐走上了正轨，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出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小说有罗秉延的《飞鸟各投林》、陈有的《戴脚镣的公鸡》、梁明辉的《黎明的歌声》、帅远明的《艳山红》、赵福钊的《雾漫青峰山》、刘明远的《告别》等；散文有张晓伟的《雪山汽车兵》、罗秉延的《宁宁的日记》、傅天华的《故乡的灯会》、谯立东的《你为高原抹彩》、陈有的《矿山寒夜》、赵福钊的《田野的笑声》、尹洪锦的《啊，美》等；诗歌有赵福钊的《骄傲的百灵鸟》、向德炎的《寄边疆》、熊钊的《金湖》、尹洪锦的《思想的火花》、穆仕炳的《摆擂台》等。

在这里，有必要补充说一下的是新舟农民诗人朱昭仲，他是当时全国重点培养的四位“农民诗人”之一，出版有个人诗集《河水上羊岩》，其诗歌被选编入《贵州三十年新诗选》。朱昭仲的诗歌近乎白话，朗朗上口，生活味十足。他的那首《阳雀自知迟到了》在当地家喻户晓：“往年这时打田忙，今年到处在插秧；阳雀自知迟到了，羞得脸红不开腔。”

更需要说一下的是已经仙逝的晏均平先生。虽然先生一生命运坎坷，怀才不遇，但先生对文学创作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令人敬仰，对文学新人严师慈父般的关怀让人感动。据言，八十年代初期，一位热爱文学创作的女青年忐忑不安的给晏先生寄来一篇作品，先生竟书信指导达50多次，洋洋10万余言，字字言真意切！在晏先生的关怀和鼓励下，这位女青年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圆了她的作家梦。

晏先生“走”时，文朋诗友们给他撰了一副挽联：“家学渊源、幼承庭训、无福身留川报，辗转巴渝千里路，魂系柴翁故土；笔锋稳健、腹蕴奇珍、有缘业受蹇公，全凭孔孟五车书，血浇文苑新花。”

我们不能忘记晏均平先生。

我们还应该记住生于斯的已故全国著名诗人黎焕颐先生，已故文化将军陈沂，以及还健在的“三传”作家黄万机、军旅诗人王贤良、文艺评论家王本忠先生。他们对遵义县乃至中国文坛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生活的土壤，而生活的土壤是需要春雨和阳光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的真实写照。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对文学创作的重视，使文学创作从复兴走向繁荣。

下篇：复兴发展　成就万紫千红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遵义县也迎来了文艺创作复兴发展的春天。1988年，遵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作协、诗词等8大专业文艺协会得以诞生。尤其是创办了综合性文学季刊《沙滩》，为全县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使文学创作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曲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文学爱好者们纷纷提起笔来，或讴歌改革开放、或赞美人间真情、或歌唱大好河山，以饱满的激情鞭恶扬善，唱响时代主旋律。一大批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学作品把遵义县文坛装扮得多姿多彩、万紫千红。

小  说

八十年代初，周开德创作的多篇小说在《攀枝花》发表。《价值》、《索叶村纪事》、《讲稿》、《穷支书》等作品先后在《花溪》、《人民文学》（函授版）发表。当我在县文联出版的《一九八八年小说专集》中读到他的《隔壁》时，我被主人公徐师傅起早贪黑、踩着缝纫机为一对儿子读大学苦苦挣学费的情景感动。父母的伟大与无私在周开德笔下塑造得栩栩如生。而他的另一篇小说《化文》，诚如刘明远老师所云：文化“在夹缝中生存”。一语中的，道出了文化人的辛酸与无奈，令人掩卷沉思……

张榆曼是我县一位多产的女作者。她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小时候，她经常把父母给的零花钱攒下来买文学刊物和书籍看，并模仿着练习写作。八十年代初，她的第一篇小说《职责》在《苗岭》发表，这对正值豆蔻年华的张榆曼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从那时起，她一直笔耕不辍，并时有佳作问世，成就了她一路精彩的文学之路，《养着一个大孩子的秀才》、《娟子》、《西子》、《晚雨》、《老人胡杨花》等一系列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关注民生的作品先后在《遵义文艺》、《苗岭》、《花溪》、《贵州作家》、《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娟子》还被选入1999年版《遵义50年小说选》。

县氮肥厂职工刘明远对文学的痴情几十年如一日。他耗时20余载创作的长篇历史章回小说《山满传奇》，艺术再现了仡佬族同胞追求自由、向往新生的斗争史。我在与何子明、王本忠二位先生的一次聚会中提及此事，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位老乡非常感动，对刘明远不辞辛劳，挖掘整理仡佬族同胞的民间历史故事赞赏有加。

钟金万的小说风趣幽默、独树一帜，有很浓的乡土味。作者深入生活，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人和事，小说中常有土得掉渣令人喷饭的诙谐之语，读他的作品就好比在听邻家大哥摆龙门阵。他的《警报声》、《小辣椒》、《金牙齿》、《老镇长》等作品构思巧妙，可读性、艺术性都较高，读后让人深思、反省。2008年，钟金万还捧回了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共同设立的“原创优秀作品奖”。

早年写诗并已经公开出版过诗集《我为你歌唱》的李德谟近些年也写起了小说。至今为止，他已先后在省市县级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了近二十万字的作品。他笔下一直关注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关注的是黔北高原的发展变化，常常以针脚绵密、感情细腻的笔法讲述着一些不易为人们所注意的故事。其代表作有《太阳落坡前》、《白鹤过江》、《红旗渠》、《过年》等。

陈从忠是我县近几年来崭露头角又颇具发展潜力的年轻作者。他的小说没有那么多的无奈与酸楚。他的《纸婚年》、《钟山风雨》、《月落乌啼》、《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人物》等作品素材均来源于生活，充满了生活的味道和泥土的芳香。作者本人是职业记者，因此他有了更多深入生活的机会。扎根生活、取材生活，真实可信，这是陈从忠作品的特点。

在遵义县小说创作的百花园里，我真的不敢用“绿叶”和“红花”来比拟谁是主角、谁是配角。有的即使至今只创作出了一篇两篇作品，可一样的让人无法忘记。因为这些作品实在太让人“养眼”，他们的名字已深深地烙在了遵义县文学创作的记忆最深处。那就让我们共同记住吧，他们是：鞠平、赵福强、赵伟、罗儒霞、王伟强、罗芝芳、刘禄琴、曹先福、萧维炳、阎廷宽……

散 文

有人说，散文是语言本我表达的极致之美。它不像诗歌那样以激情和情感扩张来变形本我，也不像小说那样以故事和情节掩埋本我的真实。散文是以最原初的语言对本我的最真实、最本然表达的语言极致之美。散文家周闻道先生曾说过，散文创作是一件痛苦的营生，是对难度的挑战。由此可见，要写好散文确属不易。

写作是生命的舞蹈，是灵魂的呐喊，是人生经历的不吐不快，是思想情感的厚积薄发，是从“为情所动”到“为情所中”，必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写散文更是如此。这方面做得较好的，在我县当代年轻作者群中，当数沈建通。沈建通可谓年纪“轻”而资格“老”，至今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见诸报刊。沈建通的散文在形式上灵活多样，开阔舒展，不拘泥于老套；他把散文的语言推向了诗化扩张的高度。他的《行走浙江》行文潇洒，充满张力；《门的断想》联想富庶，哲理深邃。“‘行走’是生命的常态，是生命行为的外在特征，是生命存在的重要标志，而‘思想’是生命的精华，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人性的光泽与荣耀，是人情与兽性的本质区别所在。”沈建通在其《行走浙江》中，向我们表达了他在“行走”过程中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认识，“行走”见证了生命能量的爆发，“思想”绽放出生命智慧的绚烂。

张榆曼的散文多以纪实性的叙人叙事为主，这就给散文崇尚的真实与本我增加了语言难度。好在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游刃有余。她的《春，有你真好》，读者网友评价甚高。作者以诚恳、炽热的心去感受对生活的回忆，又以质朴亲切的语言风格表达对生活的认知。作者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而是对情感的珍藏，读后让人感觉含蓄而美妙。

捧着刘晓静的《打开春天》，仿佛一缕缕春风扑面而来……朴实无华的语言中渗透出真实的本我。“春天”里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被刘晓静编织得五彩缤纷……

龚丹毅的散文作品虽不多，却篇篇佳构天成，隽永流畅，读之如沐春风，这源于作者极富热情的创作态度。她的《柔软的乌江，静悟你的美》、《青岩如饴》、《残阳依稀破》等作品，用贴近本原生命的认知、巧妙融合诗语心语，构筑了散文的内涵之美。不拘泥、不苟同、不落俗套构成了她散文独有的特点。

付维伟是位有才气的年轻作者。也许是过早体会了人生的磨难，他的《口琴》、《老屋》、《生命小悟》等作品均弥漫着淡淡的苦涩和酸辛，充满着对生命体悟和人生看法的厚重；而《宜远宜繁是李花》、《寂寞济南》、《寄情东篱南山》等作品则充盈着淡雅和宁静、细腻和浪漫。文如其人，付维伟的作品就是他个性的集中展示，是磨难人生凝就的忧郁感伤和天生浪漫闲适感性的矛盾结合体。

张大勇对文字的苛刻和严谨令人折服，勿需我在此述及。大家不妨去读一读他的那篇《和父亲有关》，便可寻出个中答案。

罗芝芳的散文《那年花开花不语》，首先是标题就被作者经营得如此美妙，让人未读就心动。文章中流畅的语言、抒情的写意，读起来使人感到清新而自然。

诚如周闻道先生所云，散文是一件痛苦的营生，要写好散文真是很难。当我在读到周开德的《南充魂》、陈湘苏的《陈湘苏作品集》、赵福强的《水的述说》、王伟强的《海龙囤断想》、陈代斌的《小镇墨香》、赵伟的《故乡石板》、文荨的《往事如烟》、罗儒霞的《茶味湄潭》、黎镜的《书香之家》、刘禄琴的《流浪的蝴蝶》、黄代庆的《情回腾冲》、阎廷宽的《周年祭》、汪守先的《想念西湖》、罗志飞的《风景这边独好》时，我的心无不充满崇敬和感恩。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或气壮山河、或如诉如歌，气势与柔情之间，把散文的韵味渲染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到了散文的无穷魅力。

诗 歌

诗歌是文学的母体，遵义县诗歌创作迄今已逾2100多年。历代文人骚客们的相互唱和，不仅缔造了灿烂辉煌的“沙滩文化”，也奠定了遵义县在黔北的文化中心地位。诗歌对遵义县文学的发展可谓功盖千秋。二十世纪初，随着新诗的产生，传统诗词与新诗共生共荣，相互辉映。解放后，传统诗词失宠，创作一度陷入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传统诗词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创作也如沐春风，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大批传统诗词爱好者开始了“唐诗宋词”的创作竞赛，姚献中、文受刚、刘克俊、文建博、冯明家、蒋孝余、汪守先、刘金永、周大中等人相继在省内省外和国家级刊物竞相发表作品，折桂捧杯。

1999年，刘克俊创作的《喜迎澳门回归》和《满江红?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十周年》荣获“中华诗词发展研究会”诗词大赛金奖。2005年，姚献中创作的《七绝四首》荣获文化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三等奖。

值得称道的是，遵义县传统诗词创作团队中不乏高水平的年轻人。“其诗风格豪放，气贯势雄，意象化功夫相当高明。”这是全国著名诗人丁芒先生对汪守先诗的评价。1994年，汪守先创作的《七绝一首》荣获全国“太白杯”诗歌大赛优秀奖。汪守先还是目前我县为数不多的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之一。还有被“圈内”誉为“田园诗人”的刘金永，他把山之美、水之韵、人之情交融于诗中，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八里中学教师周大中，他不仅是一位钟情的传统诗词爱好者，还是遵义县“中华诗词进校园”的热心传播者。他培养的学生，有多人在《中华诗词》、《贵州诗词》上发表过作品，他从教的八里中学也因此在2006年被省教育厅、贵州省诗词学会授予“诗教先进单位”。

新诗的优势在于不受平仄格律和字数的限制，其自由多变的句式和朗朗上口的韵味更适合现代人阅读。自上世纪初兴起的新诗历经百年，发展迅猛，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改革开放后，遵义县新诗创作人才辈出，陈章泉、谢氏姐妹、刘永书、王兴伟、王绍洪、萧德良等，是当代遵义县新诗界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作品如号角般催人奋进，如梦幻般让人遐想，如恋人般情真意切。诗人们对生活的认知、对人生的感悟、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中。

陈章泉八十年代开始新诗创作，先后有300余首诗歌见诸报刊，其中《陈章泉诗八首》还入选《贵州诗歌》。他的代表作《行走在葵花林中的母亲》，把对母亲的爱、对大地的爱、对生命的爱全溶了进去，真心真情交融其间，读罢让人发自肺腑的感动。于是，《星星诗刊》把“新星奖”的奖杯捧给了陈章泉。

谢佳清、谢国蕾等谢氏姐妹从女性的独特视角，诠释了诗歌的另一种韵味。她们的诗细腻而丰满，如流水汩汩，似细语谆谆。如你想仔细品其中的韵味，请读一读她们的《生命之弧》吧，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原以为刘永书就是一位文史方面的行家里手。当我读了他的诗集《放牧灵魂》时，才知道他原来还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读着他的《放牧灵魂》，我浮躁的心一下便宁静下来，真想跟着作者一道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聆听小鸟啁啾、去欣赏湖光山色……刘永书的诗句毫无娇揉造作之感，读来清新自然。他创作的《风儿走来》，曾荣获全国“屈原杯”文学竞赛优秀奖。

王绍洪出生于遵义县书画之乡泮水镇。虽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公务繁忙，但他工作之余坚持笔耕，还出版了诗集《大山作证》。笔者在惊叹之余，更多了几分钦佩。王绍洪的诗题材广泛，格调高雅，语言平直朴素，以诗记时事，以诗坦陈心迹，真是“诗如其人，其人如诗”。

王兴伟是近年来遵义县新诗界卓有成就的作者。他的诗先后在《星星诗刊》、《中国诗人》、《诗刊》、《诗选刊》上频频亮相。  2008年，他创作的《春江花月夜》获《人民文学》“‘春江花月夜’同意境全球华人诗歌征集大赛征文”三等奖。王兴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爱好者，他的诗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但读起来并不别扭，有的声情并茂、直抒胸臆，有的平平实实、点到为止。其代表作有《在泥土上歌吟》、《大雪之上》等。

提起萧德良，我和大家一样，都不熟悉。我是在《沙滩》上读到《娄山关?遵义人》和《沙滩河》后才记住“萧德良”这个名字的。他的诗沉雄郁挫，气势恢弘，行文如天马行空，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他的作品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开始四处打听“萧德良”，几经周折后终于认识了他，一席话下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戏剧曲艺

追溯遵义县戏剧曲艺的创作历史，算起来应该说是与民间歌谣同步的。几千年来，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戏剧曲艺作品，但由于地域和历史的原因，遵义县的戏剧曲艺始终停留于口头创作上，形式和内容都难以有大的突破。

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遵义，创作了大量的戏剧曲艺作品。在红军文学的影响下，遵义县的戏剧曲艺创作开始走上形式求变、内容创新之路。红军文学对遵义县戏剧曲艺创作的发展应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遵义县戏剧曲艺创作一度异常活跃，民间艺人蔡恒昌、李祖德等人与文艺工作者们取长补短、相互合作，创作出一大批可圈可点的优秀作品，《红军送我一把壶》、《万紫千红迎春开》等21部作品成为历史经典。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遵义县戏剧曲艺创作又活跃起来，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向德炎、赵福钊、唐家泽、文受刚、杨耿、刘克俊、刘明远、杨永涛等一批作者凭着对戏剧曲艺的那份痴迷热爱，创作出了许多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他们怀着满腔的激情鞭挞社会“假、丑、恶”，赞扬人间“真、善、美”，作品深得人民群众喜爱，一些作品还被搬上舞台、改编拍成电影或电视。

向德炎创作的剧本《高高九里山》获文化部歌剧评比银奖，剧本《浪子审妻》获贵州省戏剧金奖。

赵福钊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戏剧创作，先后创作了《云溪的春天》、《青山恋》、《洪渡河畔仡佬情》等20余部戏剧作品。2006年，赵福钊与杨永涛合著的《天亮了，我还在》电影文学剧本被潇湘电影制片厂选中拍成数字电影在全国公映。

唐家泽创作的《还债》、《影子》、《份量》、《考女婿》等作品先后在《贵州剧作》发表，其中《考女婿》还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小型剧本三等奖。

文受刚创作的《还款》、《峡谷彩虹》、《春燕》等作品先后获省戏剧创作三等奖。

刘克俊的对联相声小品可谓独树一帜。他创作的《川江上》2000年在《中国楹联》上发表后，还被四川省成都曲艺团搬上了舞台。

遵义县的戏剧小品创作不仅在本县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是在全市也占有一席之地。

报告文学

翻开遵义县文联出版的《厚土深情》报告文学集，翻开《沙滩》、翻开……那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那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物形象仿佛就在我们眼前。报告文学创作虽不是我县的强项，但其中不乏优秀的作者，更不缺优秀的作品。

1987年，周开德采写的《供销企业界的一面旗帜》在《山花》上发表；

1999年，周开德、张榆曼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座小城镇的崛起》编入《贵州千乡万村书库》系列丛书；

2001年，唐朝勇采写的《拓荒者》在《中国林业文坛》发表，次年荣获优秀奖；

2004年，刘晓静采写的《圣地天兵》荣获贵州省交警总队征文优秀奖；

2008年，陈代斌采写的《半世纪修路，一辈子济困扶贫——记遵义县郭永芳》先后被《遵义日报》、《贵州日报》、《贵州宣传》、《光明日报》以及国内多家网站转载；

2009年，张榆曼采写的《一路精彩》获遵义市“走进乡村?情系民生”——“四在农家”文艺采风创作作品评比二等奖；同年，该文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选入《迈向新农村》一书中。

更令人欣喜的是，新人成长迅速。陈从忠采写的《潮涌黔北看农村》获遵义市“走进乡村?情系民生”——“四在农家”文艺采风创作作品评比三等奖；杨龙先采写的《生死大救援》，虽没获得什么奖项，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生动再现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生死大救援，深得圈内文友的肯定。

遵义县报告文学创作的进步是与遵义县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创作者们耳闻目睹改革开放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受鼓舞，纷纷深入第一线采访，用手中的笔讴歌时代精神，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诚如张榆曼的那篇《一路精彩》一样，真是一路精彩！

文学，看似十分斯文的一个词，却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同时，它的发展、繁荣又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同呼吸共命运。打开遵义县两千多年的文学创作发展史，在一次次梳理、一次次追忆中，我不断感动着，为前人孜孜不倦的创造辉煌感动，也为后来者甘于寂寞奋发有为感动。是他们前赴后继的艰辛付出和不懈努力，才缔造了遵义县文学一路的精彩和辉煌，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动。我们幸逢盛世，我们正在进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文学必不可少，文学人任重而道远。我们记住昨天和今天的他们，是对明天的他们最大的鼓励。

我是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来完成这篇文章的。收笔之后，我若卸重负，同时又忐忑不安。我知道，两千多年厚重的文学创作发展历程，区区数千言难以概其精要，再加之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才疏学浅，其中的观点和见解难免偏颇，遗漏也肯定不少，因此还恳请大家谅解，更希望得到方家的不吝赐教。

【编辑：黄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