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叙事向度 ——以王十月的写作为例
信息来源：    作者：四渡赤水文学社团 作者：胡磊    阅读次数：16342    发布时间：2013-08-22

      新时期以来，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催生了以打工文化为标识的社会文化景观，打工文学成为不可低估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作为文学中的原生态在场写作，它开启了一种崭新的话语资源，直接与生存现场建立一种互动的言说关系。打工文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这种当下性和现场感，在于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精神姿态。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叙述，它由代言的底层书写变成了自我倾诉的底层表达，为处于社会边缘的打工群体提供了精神慰籍的诉求通道，它本身就构成了底层写作的一种特殊价值。“广东作家所面对的生活经验的鲜活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人都选择南下广东，在这里工作、生活、扎根，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盛大景观。在这里，最传统的和最现代的，最高尚的和最污秽的，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最新锐的和最保守的，混杂在一起，这就给广东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1]去年以来，广东外来工作家的一系列作品或频频露面于权威文学期刊，或摘金夺银屡获主流文学大奖，打工文学头角峥嵘地处于一种疯长的状态。本文专论的对象主体王十月，就是这支创作队伍中的一员，近年来他每年都有20多篇小说问世，写了四部长篇，十几个中篇，五十多个短篇，还有一些散文。部分作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文学刊物上。他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超越的文学眼光，始终关怀弱势群体，他的作品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独特经验，还在于它以这些独特的经验搭建起一个坚实的文学世界。” [2]他的作品，带有难以排遣的异乡与怀乡文化意义上的命名痕迹；他写作上的叙事向度，始终纠结于城乡两地的经验维度，文本大致可分为四个系列：写打工生活的“打工系列”、写乡村成长的“困兽系列”、写乡村记忆的短篇“烟村系列”和长篇“楚州系列”。

一

近年来，当底层书写重复挑战人们的审美极限，当主流文学喜好显露精英主义的颐指气使时，王十月用真实的在场叙事传达着他对底层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跳出了打工文学以前的局限，从单纯叙写生存之艰与内心之痛，开始转向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表现个人力量在遭遇时代危机时对自己命运把握的无能为力。应该说，《国家订单》把王十月的创作推上了一个全新高度。它在《人民文学》以头条发表后，全国几大选刊都不约而同以头条选载，为近年来罕见。“可以说，这是第一篇以全球化视野审视珠三角中小企业和工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一个文学注脚。” [3]

《国家订单》写了一个小老板的乖张遭遇: 小老板面临着三角债的危机，香港人赖查理欠小老板的货款，小老板欠供货商的钱和工人工资。工厂山穷水尽，峰回路转，赖查理突然出现，工厂起死回生。为了完成赖查理的订单，小老板让员工日夜加班，最终酿成工人张怀恩疲劳死去的惨剧，小老板无路可走，自寻短见。为了那个订单，几乎所有的人都付出了代价,张怀恩付出了生命,小老板面临破产,李想放弃了友情,更多的人付出了超乎寻常的艰辛。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上，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正如他所言，“他们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们终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径，然而远方是相同的，我们殊途同归。” [4]《国家订单》的写作新意表现在它对当下劳资矛盾的新变与把握上，它“改变了以往作品在劳资关系中妖魔化老板的倾向，甚至，还涉及到了劳资雇用关系之外所产生的惺惺相惜的情感层面。” [5]这种表达的独特性成就了文本的特异性，而这种文本的特异性正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王十月在直面现实、再现尖锐矛盾的同时，试图进行某种调和，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这是一种对以往打工叙事的颠覆，是一种善意的立场，也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背景因素贯穿着一种总体性的把握，让我们看到了文本中隐性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6]这或许是作品另外一个值得延伸思考的维度。当然，作品或许由于篇幅和理念的局限未作深入探究，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良好迹象。

      身份的冲突与焦虑依然是打工者面临的精神困境。读王十月的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气象万千。他们既安分守己，又盲目折腾，阿Q身上的畸形形象和喜剧色彩在他们身上若隐若现，他们渴望摆脱弱势，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短篇小说《纹身》叙写一个打工少年，因为胆小怕事，没有安全感，于是在胳膊上纹了一条龙，结果被工厂辞退。少年本以为纹一条龙是强者的符号，可却事与愿违地为自己招致许多麻烦。文本中呈现的这一事件细节，颇具象征意味，隐喻着底层人群在精神挤压中的诉求欲望。同时，文本打动我们的不是故事的真实性，而是真实之中的荒诞，以及这种荒诞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身上的普遍可能，小说由此凸显出其典型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反映了人性的各种可能以及对人性的哲学思考。

    好的作品的诞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形式感的确立。神秘主义在中国当代作家文本中得到极尽能事地解构和结构。打工的生存空间创造了荒诞、魔幻、超现实以及妄想的故事成份，这为王十月的小说创作带来了难得的契机和收获。在《国家订单》的热捧效应之后，王十月选择了神秘主义作为创作转型的试验首站，这便是有关中篇小说《白斑马》的坚决探索。文本在一种浓重的神秘氛围里，揭示了四个人物的死亡命运：李固是外来打工者中成功的代表，不幸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他看累了世道人心，隐居在木头镇想做一个现代隐者；菜农马贵一身市侩气，李固的善良不能承受其卑劣，在杀人不成中被李固所杀；“你”的朋友桑成来到深圳奋斗多年却仍然无法接受这欲望都市的逻辑规则，预告他在面对城市时的无能；洗脚妹英子疯狂地想把自己珍藏的第一次献给桑成，却没有实现这个卑微的梦想，她被刻意强调的丑陋或许可以理解为某种先天不足，但她却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可以说，她的执拗和尊严打开了某种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因而当她终于被桑成于无意识中扼死，“我们就备感怅然：不管如何努力，深切的无力和沮丧终究是打工者不能摆脱的命运吗？”[7]当然还有“你”，仓皇逃离深圳，来到木头镇，“你”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找到自己在写作当中的真正立场，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身份。总之晃动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群为进入城市而左奔右突的焦虑面孔，他们在决择中走向分化，面目各异。神秘的是，这几个人死前都见过“白斑马”，于是“白斑马”被认为是死亡的预兆，于是所有关于“白斑马”的神秘性，自然笼罩整个小镇和全部叙事氛围。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贾平凹《怀念狼》中的那只狼，姜戎《狼图腾》中的那只狼（“白斑马”也充其量是个幌子和道具而已），文本的精神空间随之无限扩张。但在李固、桑成、英子和“我”的眼中，白斑马又是所有美好愿景的化身，是善良的的隐喻，它使外来工对于城市的渴求蒙上了一层形而上的光芒。王十月曾表达过这样的焦虑：他并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打工作家”的标签，他努力让“打工文学”更富有纯文学的价值，不再简单叙述打工者的故事，而是要提炼和表现出打工者深层的历史，他们内在的、抽象的痛苦和屈辱，社会和时代对他们的挤压和不容。通读王十月的作品，我发现他的创作思维基本呈现一种习惯，即每一次沿着某个思路写了一组作品之后，他总要寻求写作视角的新的转移。王十月在同我谈起他的创作体会时，说他是个晚熟的人，做什么事开窍都晚，写作也是这样。写了这么多年，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练笔状态。写多种题材多种风格，也出于练笔的需要。而正是这种“练笔的需要”，激活了他的小说不断具有独特的开创意义和实践意义，他沉潜于底层写作，他在不断地在颠覆和刷新自己。

    王十月笔下的文字无情地剖开都市社会的灰色地带，记录挣扎于底层的人们与生活艰难对抗的特殊过程，由此我们更清楚地发现来自底层苦难的生活情状和尖锐体验。他的散文《寻亲记》是我近年读到的最好散文之一。1996年，王十月在深圳松岗某厂打工，二姐在东莞长安，虽近在咫尺却要等四五年才有可能相见。文本在对人伦亲情的扼杀中陈述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复杂情绪，它造成情感上的震惊和残酷。在亲情面前，他往往不能自拔，他以难得的写作清醒克制可能失控的情感中追问：是什么剥夺了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人伦的基本需求？王十月更为关注的就是这种人文的精神性。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也许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是否有所发现，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这种发现。

      “但这个城市，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着那么多的打工者，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绝望，快乐和悲伤。你可以说他们是边缘人，是弱势群体，但他们也是转型期的中国前进的主要力量。通过他们，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 [8]王十月的散文《总有微光照亮》（《文学界》第3期）零距离地讲述着“我”的打工经历和一个个亦悲亦喜的故事，它们无形中交织成城市漂泊者特有的精神镜像，同时也折映出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的命运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当下某些散文创作的“新锐叙事”相比，王十月自觉将姿态放低，让目光下移，视觉更为切实，把社会底层人群真实的生存状态带到读者面前。对他来说，记忆和清醒是一种心情的两面，感恩是必要的，他唯一能作的报答，是尽力去揭开那颠沛流离生活下悲凉的面纱，指出我们人性中闪烁的微光，让我们在当下日益轻薄的精神风气中，别样地感受到沉重生活中的脉脉温情。

二

      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乡土性。“最动人的文学书写，应该和作家的童年记忆有关。童年记忆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原始起点。在中国，多数作家的童年都生活在乡村，这本来是一段绚丽的记忆，可以为作家提供无穷的素材，也可以为作家敞开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毕竟，真正的中国，总是更接近乡村的，但是，现在的许多青年作家，几乎都背叛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乡村经验，没有几个人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所真正经验过的乡村中国。” [9]打工作家群体成员大多有乡村或者乡镇的背景，他们在进入城市之后心灵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不同个体的记忆体验表现不同向度的家园感。中篇小说《少年行》是独特的童年记忆与成长表达，里面的几个青年，尤其是他们的头目西狗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反应了回归人性观照下农村少年的“困兽”心理，是对过去岁月的回望和祭奠。文本中有王十月少年时生活的影子。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双重边缘的农村青年成长叙事”，是一种有别于余华、苏童的另类成长叙事。我认为小说其实就是一群乡村理想主义者的成长故事，打工给王十月这些城市谋生者人生命运的改良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几乎每一个打工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把理想和未来寄托在城市，尽管在他们艰难地进入城市后，发现欲望的身体在城市挣扎，他们在委屈自己和忍受城市中，精神的灵魂时常漂回到故乡的土地上徘徊。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应该表达出他最人性的理想。当然，王十月的这种蜕变与发展表现得更为积极，更为彻底，也更为出色。王十月以他信仰的理想主义与别的打工作家的悲情主义构成了显著的区别。这样在当代打工作家中，王十月也就具有了自己的意义。

      打工文学作家一旦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情感跳跃在城乡两地，精神结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写作的欲望历久弥坚。他们擅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具象性事件和细节，展现出生活方式的嬗变和“美丽的混乱”（杨宏海语）的迷人风景。王十月有两个文学世界，一个是“三十一区”，一个是“烟村”。两个世界的交织互补，构成了王十月小说创作的多维叙事和异质性新鲜元素。在“烟村故事”里，王十月以散文化的笔调，藉《蜜蜂》、《透明的鱼》、《湿地》、《梅雨》、《落英》等乡土中的典型意象，抒发过往情怀，显现了他的文学悟性和描摹人间温情的渴望，“乡土似乎在渐行渐远。但这是我的根，乡土已经存在于我的血脉之中。在我的乡村记忆中，乡土是纯美的。也许那时我年纪尚小，看到的都是美好。当我对人生有了一点点洞察力，开始感受到乡土的破碎与在这破碎中坚守的苦难时，我又离开了乡土。于是，对乡土的回忆，成了治疗我打工生涯中孤独时的一剂方药。” [10]王十月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他的写作始终饶不开城乡两地的生活视野。一个人从农业文明的乡村渐渐融入工业文明的城市，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文学意味。他在写作中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文学世界，他把两个文学世界逐渐汇合到一起，成为一个深厚丰瞻的文学世界。在这里，“烟村”两个字已构成他文本中的一套情感结构，“烟村”已成为他文学谱系中的精神符码，成为他小说创作的某种贡献性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烟村”的复活与重构，无疑使长年远离故土的王十月获得一种亲情的拥抱与释放，心情的演绎与解放。乡土抚慰了一代人的心灵，然而我们意念中依靠的乡村价值日渐受到动摇，它与我们记忆中的乡土有着太多的隔膜。他似乎在以怀疑者的身份叙写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嬗变，无论是从今天的城市看昔日的农村，还是从过去的农村看今天的城市，都存在着反差，他笔下的文字都是欲求精神弥补而作的艺术的返照。我们发现，他的“烟村故事”深有意味，面对农村社会和人物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变化，美好古朴的人性遭到巨大的冲击，仍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始终不变，并因大浪淘沙而更加彰显其光泽。

      乡土叙事是现代中国叙事的原点与归宿。比较起他的“打工系列”，我更喜欢他的“烟村故事系列”。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成功营造一种叙事中的抒情方式。王十月的“烟村系列”，无论是画面，是境界，是情绪，还是语言，每篇都有各自的抒情。叙事中的抒情，成为他笔下挥之不去的新的美学元素。烟村或许就是王十月的家乡。烟村的景色，就是他家乡的景色，他作品里的人物就是他的亲人、邻居、乡亲，或许还有他自己。他写烟村的绿色，写烟村的蜜蜂，写烟村的鱼，写烟村的水鸟和白鹤，写烟村的养蜂人、打鱼人、农民、民办教师和工匠。他的写景，是为写道理，写心情，写世道人心。烟村的记忆是五味杂陈的，《蜜蜂》只用几千字就概括了一家人的一生，文中的“周围找”一家人的命运令人唏嘘；《透明的鱼》直接抒写“想起早逝的母亲”的大悲与伤感；《落英》中的美丽女教师落英始终未能得到所追求的幸福，叫人陡生感慨；《秋风辞》中的马夫和瞎婶娘之间朦胧却真挚美好的爱情，流露出质朴善良的人性。文本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集中表现了乡村价值观念和人伦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平静的叙述中倾注了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深刻思考。此外，文本还透过秋风的描摹，孩童的野趣，儿歌的地域色彩，马夫的故事，借宿人家的淳朴热情以及大雁飞翔的穿插等田园风光意味，让我们因此而熟悉了他立体的烟村。烟村，它复活并成全了我们对乡村的所有记忆和想象。

三

      小说是创造一个世界而不是复制一个世界。我们阅读沈从文的《边城》，那么多人对它充满着幻想，因为沈从文用他的文字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世界。小说到了这个境界才是对审美有拓展，对文学有贡献。王十月的小说创作具有这方面的努力倾向，他力图在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王国，他给它命名为“楚州”。它由农村/小镇/城市三个单元构成，是王十月这么多年来潜心经营的一个文学符码。他的长篇《31区》写的是楚州一个城乡结合部小镇，《活物》写的是楚州的农村，而创作中的第三部《理性时代》写的则是都市和未来。除此以外，我们在《云端上的日子》也看到了楚州这个地名。我们将在他的长篇《时间外史》（分上、下卷，上卷《活物》，下卷《理性时代》）中强化对“楚州”印象的理解。王十月说，“楚州是我的精神故乡，它是无限有，但也是有根的。它的根是我的故乡荆山楚水间的那片土地，那里巫风盛行，从小在巫鬼文化中长大的我，对那里的一些风俗和传说很感兴趣。我想建构一个属于自己文字的王国，那个地方叫楚州。我想从农村、小镇到城市，建构起一个立体的楚州。” [11]

      我对王十月创作的基本判断是，他总体上属于主体精神表现型作家，在艺术上追求作品意象的建构。然而，要把精神的东西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挑战和冒险。在我的阅读中，王十月几部长篇中最见功力的是《活物》，小说具有超前的开创性。小说的标题便隐含了作者对小说中人事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文本是对特殊时代的一种寓言式写作，你可以从一些人物的语言中体会到那个特殊时代的影子。文中的黑衣男子存在于白夜的意识中，他是恶的象征；而肌肤之亲，是白夜的一个成长过程；文字的背后，其实也可看出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当然也暗指其它可能性存在。小说中深具符号意味的白家沟及其原生态背景，是小说中的一个颇可玩味的意象，也是破译小说文本的一个密码。在阅读中，不同年龄、不同体验的人，读到不同的东西，这才是小说应有的魅力。小说的另一重要意象是前面引用的那一段庄周梦蝶的引言，这也是作家的立意关键。《活物》中神神鬼鬼的人物比较多，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像在梦游，于是有人指称王十月是在特意营造一种神秘气氛，认为现代人的心理需要一种后现代的暗示。而我认为王十月他向我们指呈了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学视角，他在暗示中力图帮助人们去陈述一种理想，或者说在捍卫一种新的价值观。故乡是一种镜像，是和现实对比的他者，这个镜像是情感的，不是实在的，里面有一种想象和虚构，它是一种精神的脐带。回到“楚州”，回到乡村，它原本只是一个空间的地理概念，但它是带着温暖记忆的情感的负载物，它有太多的包含，它是情绪的，自然的，血性的，记忆的。

      王十月的作品自我建构能力非常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打工文学，既有较强的文学性，也不乏先锋性。打工文学与我们所强调的底层写作的批判立场有着不谋而合的精神征兆，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这些作家的文本之中，我们依然会发现，这些打工作品还只是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锐性仍然有限。毕竟，“打工文学还刚刚开始，它的状态仅仅是获得了某种发声的权利，但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还缺乏强有力的作品来支撑这个写作群体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它的未来肯定是可以期许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以文学的方式，来描述、记录、见证一个时代里边缘人群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事情，它不仅为我们研究这个人群，提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活样板，更为文学介入新的现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谢有顺语）但让我看到希望的是，中国出现了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穆肃、柳冬妩等一大批主要打工作家，他们正以自己扎实的创作实绩，宣告打工文学正在向相对高度的文学纪录冲刺。

                                                                                          【编辑：席笛海】